一年新增3000例，為何高校艾滋病感染數量如此驚人？

  今年12月1日是第33個世界防治艾滋病日。距離我國首位女大學生公布艾滋病身份，已過去了15年。今天，大學生群體艾滋病感染數量高居不下。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在近日于北京啟動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動上透露，每年約3000名青年學生的命運因為感染艾滋病病毒而被改寫。

圖片來源于：中國疾控

“這個數字觸目驚心。它背后隱含著一個年輕人、一個家庭的悲劇，甚至是一個民族的災難。青年人，尤其是大學生，承載著民族的未來和國家的希望。如果這批人倒下了，中國夢何以實現？”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中央財經大學社會與心理學院社會學系教授王存同感慨地說。

“象牙塔”里的隱秘角落

“我永遠記得這一天，我聽到了自己生命的枝條清晰斷裂的聲音，感覺到了自己的生命正被一種力量連根拔起。我這個只有22歲的生命，從此開始失去土壤、陽光、水和空氣，無所依托。”在《艾滋女生日記》中，朱力亞寫道。

16年前，這名武漢某大學女生被艾滋病病毒迅速地推向了生命的深淵。2004年4月，在其外籍男友被檢查出感染艾滋病病毒回國后，她發現自己也被傳染了。自那天起，朱力亞就再也沒有回校上學，她的人生軌道被徹底改變。

此后十余年，艾滋病依然在象牙塔的隱秘角落里潛滋暗長，改變著許多年輕人的命運。據中國疾控中心統計，從2007年~2017年，全國每年新增報告的15~24歲青年感染人數分別為234人、482人、658人、794人、1074人、1387人、1607人、2552人、3236人、3052人、3077人。十一年間增加了十多倍，其中絕大多數人的感染發生在18~22歲的大學期間。

為此，我國各個政府部門先后推出多項政策加強青年學生群體艾滋病防治。如2015年8月，原國家衛計委、教育部聯合下發通知，要求建立學校艾滋病疫情通報制度，進一步加強學校艾滋病防控工作。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在《中國遏制與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動計劃》中指出，教育、衛生計生和共青團等部門和單位要將性道德、性責任、預防和拒絕不安全性行為作為教育重點。

“近幾年，我們通過努力，已經使青年學生感染的快速上升勢頭得到了遏制。特別是近5年來基本控制在每年3000出頭的水平。”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教授程峰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不過，目前的感染人數仍不可小覷。“如果每年增加3000人，4年大學期間就是1.2萬人，校園艾滋病防控形勢還依然嚴峻。”

根據今年7月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發布的全球報告，截至2019年，全球約有3800萬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170萬新發感染者中，15至24歲的群體占比超過三成。據中國疾控中心統計，2019年1~10月，全國新報告發現感染者13.1萬例。按照這一數據，我國青年學生新增艾滋病病例占全國新增總病例的2.3%左右。

這個數字看起來不高，但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曾表示，考慮到人口基數，從學生中發現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概率，比全人群中發現感染者的概率高出41%~66%。

盡管當前的醫療手段已經可以讓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壽命和正常人一樣長，然而，據中國疾控中心統計，從2008年開始，艾滋病成為中國傳染病當中死亡率位居第一的傳染病。到2018年，因艾滋病死亡的人數，是其他所有傳染病死亡人數之和的10倍。

失守的“禁地”

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性”一直都被視作羞恥的“禁地”。大學生群體艾滋病數量的增加，讓校園性教育議題顯得異常重要。社會環境的變化、性教育的缺失等，讓青年學生不安全性行為潛滋暗長，使性傳播成為大學生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主要途徑。

“當前大學生艾滋病預防和控制的難點是，傳統而相對保守的性觀念正在崩塌。”常年開展大學生群體性教育研究的王存同表示，大學生的性觀念、性行為更加開放，首次性行為年齡提前，有性行為的人頻次增加，“甚至部分大一新生覺得過了18歲還沒有性行為是一種羞恥”。

“短短40多年，我們的性觀念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從性壓抑快速走向性開放，從而導致大學生的不安全性行為的比例快速上升。”他說。

其中，男男不安全性行為是造成青年學生艾滋病高發的主要原因。中國疾控中心資料顯示，2017年報告的青年學生病例中，男男性傳播占81.8%。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放射科主任李宏軍表示，在艾滋病三種傳播途徑——性傳染、輸血、母嬰傳播中，性傳播占絕大多數，包括男性行為的肛交。

在今年6月發表于《中國性病艾滋病》期刊的一項研究中，中國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陳清峰、王俊杰、韓孟杰三人，調查了我國7所大學本科男學生性行為情況及性向自我認知，在針對3125人開展的調查中，承認曾有過性行為的男學生占49.2%（1539 人），承認異性性向、同性性向、雙性性向、不確定性向分別為 87.4%、4.1%、5.8%、2.7%。

“這個數據給我們的沖擊力是非常大的，雙向、同性加上性不確定性的比例超過10%，這說明青年學生的危險性行為比例很高。”程峰說。

對此，中國性學會副會長兼性教育專委會主委、華中師范大學生命科學院教授彭曉輝表示，在個體性生理和性心理發育發展尚未成熟的情況下，給自己的性取向下結論可能會不可靠。不過，令人擔憂的是，上述研究還發現，參與調查的大三學生性行為的比例達到60.5%，承認有過同性性行為的比例占9.6%。

“青少年正處于生理性活躍期，無保護性行為比例高，面臨更高感染風險。”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性病艾滋病臨床診療中心主任醫師代麗麗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無保護性行為原因包括強迫或威脅性性行為、得不到安全套、缺乏艾滋病相關知識、相信性伴侶的健康狀況、使用新型毒品或酒精、認為安全套會降低快感等。

她補充說，即便是大學生，思想也不完全成熟，“我們見到很多人考試結束后會‘high’一下，去酒吧、舞廳等。在這種環境里，青年學生很可能會使用一些讓人極其興奮、辨識能力下降，從而發生不安全性行為的藥物，導致感染概率增加”。

單據佑安醫院相關數據，該院新增抗逆轉錄病毒（ART）的15~24歲感染人群從2005年的10例上升到2016年7月的231例，增加了23倍；人群所占比例從2005年的不到6%上升到2016年的16%。

性教育“短板”待補

青年學生需要性教育。然而，現實情況是，我國性教育起步較晚，現有教育體系尚不完善。今年5月，中國計劃生育協會、中國青年網絡、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發布的《2019—2020年全國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顯示，學生對性教育的整體評價不高，僅約1/3的大學生認為很滿意或比較滿意，超過1/5的大學生不確定有無學校性教育。

同時，57%的大學生從來沒有和父母談論過“性”。百分之六七十的學生的性教育渠道是“主動上網搜索性知識”“上網尋找色情信息”“在網上看過色情作品”。

“在這個時代，不知為何性教育仍然難以啟齒。”“若父母不說，學校不言，那誰來教我們如何保護自己？”“大學生群體中艾滋病感染人數呈上升趨勢，嚴重威脅著部分人的生命安全。學校應重視艾滋病預防工作，定期開展性教育課程。”……在此次采訪中，來自北京、浙江等多所高校的若干名大學生對《中國科學報》說。

性教育的缺失引發了一系列問題。如青年學生因為對艾滋病認知不足，發生高危性行為后心存僥幸心理，檢測與治療不及時，不能在2~72小時的黃金時間內進行阻斷和干預；因為不了解與性相關的法律，很多人在感染后心存報復，認為感染其他的人“就賺了”，而不知曉故意傳播艾滋病病毒會觸犯刑法。

近年來，為提高學校預防艾滋病教育的針對性，國家相關部委不斷強調將預防艾滋病教育與性健康教育有機結合，將性道德、性責任、拒絕和預防不安全性行為作為教育重點，同時強調發揮家長、學生、青年志愿者、教學研究機構及行業學會在艾滋病工作中的作用，將學生參與預防艾滋病宣傳教育活動統籌納入學生志愿者服務管理。

然而，現實仍不盡如人意。“目前性教育課開展的力度肯定不夠。”首都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性教育課老師張玫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青年學生會遇到生理、心理、社會交往等問題，單純預防艾滋病的性教育課與把預防艾滋病教育作為性教育課中的一部分對學生的影響不可同日而語。“一些大學自己不設性教育課，請人講課完成任務，是不是適合自己的學生很難說。”

同時，她建議將性教育、艾滋病教育下沉到中學。“初高中畢業生到社會上工作后，如果沒有受過教育被感染的可能性更大。”

對于這一點，在近日于北京啟動的2020“青春零艾滋”活動上，吳尊友也表示，社會青年每年感染的人數達到數萬，遠高于大學生群體。

在中財，王存同的課被學生們稱為“大性課”。每學期數千人報名，只有300多人能選到課。很多學生在“知乎”等平臺發帖稱：“在中財沒有上過王存同的課，人生不完整。”“我的目的只有一個，通過這樣的課程對青年學生進行愛的教育、性的教育，讓學生尊重生命，敬畏死亡。”王存同說。

“性教育之于大學生，相當于保護他們身心健康尤其是生殖健康航船上的羅盤或啟明燈。”王存同說，這也是他12年前放棄三級甲等醫院的臨床工作轉而從教的原因之一。然而，他表示，當前大學性教育課仍存在師資力量不足、通識性教材短缺、教具稀缺等問題。而且，性教育觀念落后，制度上沒有保障，相關教具甚至不能上講臺，否則就會被監督部門沒收。“80%的人沒有得到科學、正規、系統、完善的性教育，是我們教育的失職，也是社會的一種悲哀。”

彭曉輝三年前在華中師范大學退休，他開設了近30年的性教育課“人走茶涼”，沒有老師繼續開設相關課程。最后在學生的聯名要求下，他才被返聘“重新上崗”，繼續擔任該校大學生性科學協會的指導老師，同時邀請他的學生返校承擔性學課程。

“性教育課程制度化的缺失，首先體現為性教育沒有獨立的學科地位。”彭曉輝對《中國科學報》說。

在他看來，大學生作為一個性成熟的年輕群體，按照傳統的農業社會道德規范去管理顯然不可能。在艾滋病預防教育之前，先要扭轉主流價值觀中對性的看法，否定婚前性行為是不正當行為的說法。讓大學生敢于說出自己發生了性行為，社會的力量才能“有的放矢”。然后，在此基礎上強調忠誠的價值觀。青春“無艾”仍需多“藥”齊下

青春“無艾”仍需多“藥”齊下

“性生活是人類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給我們帶來快樂，幫我們繁衍后代，但也帶來很多煩煩惱，如意外的懷孕，艾滋病、性病的傳播。”在程峰看來，實現“高校零艾滋”，除了把這一問題的嚴重性談清楚，傳遞關鍵的艾滋病預防信息同等重要。

他希望青年學生樹立正確的性觀念，遵循預防艾滋病的“ABC原則”。“A代表禁欲（Abstinence），青少年應盡量推遲性活動的時間。否則，就要學會忠誠（Be faithful）。因為性接觸者越多，感染幾率就越大。如果這兩點都做不到，就要用好安全套（Condom），降低感染風險。”

同時，他表示，青年學生應該學會使用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如果擔心自己有風險，不愿向人訴說，可撥打12320公共衛生服務熱線和微信公眾號解答，可以選擇向疾控中心每年公布的艾滋病檢測機構進行免費咨詢和檢測，也可以在互聯網平臺預約后再到疾控中心檢測，這些服務體系高度保護隱私。

此外，在HIV快速檢測方面，2017年，我國約有11個省份的52所高校設立了HIV檢測試劑自動售賣機，供學生購買后自行檢測。“不過，很多學校的檢測試劑卻經常斷貨。‘3月來4月走，雷鋒沒戶口’。”王存同對記者說，盡管這是好事情，但很多學校不見得能接受，尤其在各種檢查中，HIV測試盒、免費安全套、衛生巾等發放設施會被認為有礙觀瞻而被拆掉。

“假如把實現大學生群體零艾滋當作考核任務那樣重視起來，這個目標完全能實現。”王存同說。

不過在此之前，彭曉輝認為，不能用“重災區”來形容高校，也不能把男同性行為者等同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這樣容易對大學生群體造成道德綁架。”他說，“艾滋病預防，恐嚇是沒有作用的，要解決實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