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根子在于體制監管缺失

這里不是要求所有行政執法機構都成為像海關一樣的直屬中央管轄，而是要讓監管制度真正發揮作用，必須保證各級機構能夠完全按照法律賦予的職權，獨立 履行職責，而不放棄職守，屈從于地方利益。對照權責相等的原則，現在出了事故就把質檢部門的官員免職的做法有失公正，因為這些部門本身處境尷尬：如果主管 官員無論是否履行職責都可能官位不保，摘帽子的懲罰還有什么意義？問責制即使落實，又有多少效果？

監管重心太高和法治不嚴，自上而下的監督無法到位，地方政府缺乏約束，職能部門也難以依法履行職責，又沒有嚴格健全的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安全 管理漏洞百出，食品危機一觸即發的形勢就難以扭轉。乳品行業使用三聚氰胺幾成潛規則，普通奶農都知道這一“秘訣”，而監管部門竟然蒙在鼓里，原因在于自下 而上的信息渠道被完全堵塞，或者用更恰當的說法，應該是自下而上的信息渠道根本沒有真正開通。輿論監督可以被封殺，消費者投訴可以被私了，企業報告可以被 扣壓，如此信息匱乏，職能部門要想監管也難，而沒有了基層鮮活的信息，重心高高在上的國家質檢總局除了在地方上事情鬧大之后趕緊救火之外，也真的很難有更 好的辦法。

面對層出不窮的安全事故，挖掘現有體制的潛力是必要的，但也是遠遠不夠的。無論市場管理體制還是社會管理體制，長期落后于社會生活本身的變化， 必然會出現種種缺陷，如此格局要是得不到解決，那現任官員再奔忙，只能徒喚奈何，對現任官員問責再嚴格，也于事無補。體制的問題必須在體制層面上解決，制 度本身健全了，官員的個人努力才能產生效果，摘官員帽子的問責制也才能產生效果。

在十七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之際，審視三鹿事件則具備了特殊意義。此類事故如果不能找到解決的長效機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信念甚至亦會在民間產生動搖，這將是對改革的最大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