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治院：科學春天里的生命力

　　 “科學的春天到來了！”1977年春天，85歲高齡的郭沫若在全國科技大會閉幕式上的書面發言中發出了這樣的歡呼。

　　十年浩劫，讓中科院成了“文革”重災區。在1977年6月22日～7月7日召開的院工作會議上，時任中科院黨的領導負責人方毅指出：“這幾年來，我們在一些重要的新技術領域，同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拉大了……”

　　不過，嚴寒一旦消退，凍結的土壤就會在溫潤中松動，科學的嫩芽也會在柔軟中萌發。

　　隨著1977年的到來，科學院迎來了科學的春天，已“銷聲匿跡”了10年的學部也慢慢復蘇。

　　趕著20世紀70年代的最后一個春天，中科院恢復了已停頓多年的學部活動，著手增補學部委員，并籌備召開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伴隨著學部的重建，科學院逐步從過去以行政領導為主過渡到學術領導為主，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專家治院。

　　21年再聚首

　　5月，是北京最好的季節。1981年的那個春天，被很多老一輩科學家銘記。就在那個春天，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成功召開。

　　從學部完全停止活動到彼時，歷史的車輪已碾過21載，老學部委員們早已白發蒼蒼。為了同一個目標，他們再次聚首北京，為已故的老友默哀，為多年的坎坷互訴衷腸。

　　“‘文化大革命’爆發后不久，學部被視為所謂‘資產階級專家路線’的產物，并且被徹底砸爛和撤銷。‘文革’一結束，恢復學部的工作很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主任王揚宗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十年動亂中，學部委員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批判。回首往昔，自1955年學部成立到1960年，中科院學部共開過3次學部委員大會。然而，自1960年4月第三次學部委員大會后，學部委員會的活動明顯減少。

　　上世界70年代末，對于重建學部，時任中科院院長方毅十分支持。自1979年1月起，在方毅、副院長李昌的領導下，中科院以院學術委員會籌備小組辦公室為基礎，開始重建學部。

　　“得到中央領導的支持后，院黨組、學部和有關部門草擬了學部章程，并在1981年1月29日向黨中央提出了匯報提綱，明確了中科院的性質、定位、任務和辦院方針，提出改革以行政管理為主的現行體制。”王揚宗說。

　　在那次大會上，老學部委員和新增選的年輕學部委員一起，審議并通過了中科院建院以來的第一個院章——《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

　　這份沉甸甸的章程，至今仍是中科院歷史上的驕傲。按照章程，全體學部委員大會成為中科院的“最高決策機構”。

　　“這一新體制是在認真總結我院前30年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充分吸收世界各國國家科學院等科研機構的體制和管理經驗而制定的，力求在國家利益、學術自主和專家治理等方面實現平衡與協調。”王揚宗說。

　　“由科學家們去決定”

　　在此次會議上，新當選的學部委員、著名電化學家查全性終于找到了合適的機會和場合，吐露自己的困擾。

　　“多年來一直強調科研為政治目標服務，人為地改變科研方向太多。今后要……科學家們去決定研究任務方向。”他說。

　　“科學家不能決定研究方向”“外行領導內行”“以黨代政”……科學研究受到行政過度干預的情況已廣受詬病。知識界長期的動蕩，也早已讓很多科學家心生焦慮。

　　從學部重建到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召開，科技界討論最多的恐怕就是關于如何體現學術領導以及學部性質定位的問題了。

　　主管學部委員增選辦公室的鄧照明，就曾在工作日記中生動地記錄了這一段歷史。

　　1979年5月17日。“召開學部常委會議。張稼夫同志講：不重視學部（學術領導）是林彪、‘四人幫’的嚴重影響。尊重科學家，就是（科學上的）群眾路線。”

　　1980年3月28日。“上午，學部委員全體會議。李昌同志講話：學部是科學院的學術重要領導機構；要依靠科學家，加強學術領導（克服以黨代政）。”

　　一次次的會議，一次次的討論。最終，在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上通過的《中國科學院試行章程》明確將學部的職能之一定位為“對本學部范圍內的院屬研究機構實行學術領導和一定的科研管理”。

　　第四次學部大會后，各學部開始圍繞“充分發揮學部委員作用，加強學術領導”這一中心開展大量工作。

　　從1981年下半年開始，各學部開始組織評議所屬研究所的工作，審議研究所方向任務，審查現有課題和擬新開設的課題，評議科研隊伍的建設及人才的使用安排等。到1984年，已先后評議中科院的42個研究所和285個重點科研課題。

　　與此同時，組織審查和論證重大科研項目的工作也如期進行。例如，數理學部對2×2.2GeV正負電子對撞機預研方案等進行了審查評議；化學部先后就“一碳化學”等專題和學科領域進行了評議。

　　轉變的職能

　　1985年，時任中科院主席團學術秘書室主任李吉士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學部作為咨詢機構的作用遲遲難以發揮。

　　此時的中科院學部，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從決策機構變成咨詢機構。學部恢復重建之初提出的“最高決策機構”定位，在實踐過程中遇到了問題。由于中科院學部委員并非都是院內科學家，因此在當時由他們決策中科院研究方向的做法，受到院內外質疑。

　　于是，1983年6月1日，在院黨組會議討論時，盧嘉錫建議將學部職能改為“院內最高學術決策機構，國家的最高評議咨詢機構”。

　　半年不到，中央就決定將學部委員大會由科學院的最高決策機構改為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面的最高咨詢機構，努力研究我國現代化問題，積極參與國家科技決策工作。

　　“可是，科學院在外部推動咨詢會存在很大困難。”李吉士回憶說。于是，他萌生了一個新想法：是不是可以在科學院內部先做起來？

　　經過反復思考，李吉士在當年的7月31日向科學院黨組書記嚴東生寫了一封信，信的主題是“關于在決策過程中發揮咨詢、評議工作的建議”。李吉士在信中分析了少數人決策的危害性，并提出先在科學院發揮學部的咨詢作用。

　　一個月后的9月7日上午，院長盧嘉錫主持召開了院長辦公會議，討論了李吉士的建議。5天后，李吉士趁熱打鐵草擬了《關于建立院決策過程中咨詢工作的決定》（討論稿）。

　　討論稿第一條就提出，各職能部門向院務會議（或院的其他決策機構）提請決定的重要問題，必須同時報送各學部、委員會等咨詢評議機構，組織學部委員和在第一線從事研究活動的科技工作者對該項重要問題進行咨詢并提出書面咨詢報告，否則，院務會議不予受理。該建議后來付諸實施。自此之后，中科院學部由內而外，在咨詢評議的道路上越走越順。

　　堅守的原則

　　時至今日，專家治院的理念仍在薪火相傳。

　　2014年，中科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在北京舉行第一次全體院士會議。

　　中科院院長、中科院學部主席團執行主席白春禮在代表學部主席團作工作報告時表示，為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庫，中科院決定組建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集成全院相關力量，全面支撐學部各方面工作，促進中科院集科研院所、學部、教育機構于一體（“三位一體”）優勢的發揮。

　　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以學部為主導，將按照服務決策、適度超前原則，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提出科學前瞻的建設性建議，使中科院成為國家倚重、國際知名的科技智庫。

　　“盡管第一個院章明確下來的學部職責發生了轉變，但科技專家治院的原則一直堅持下來了。”王揚宗說。

　　如果說從“文革”前的工作性機構，轉變為“最高決策機構”，是中科院以學部為核心完成的從行政領導為主到學術領導為主的蛻變，那么從“最高決策機構”轉變為“最高咨詢機構”，則推動著中科院學部更加穩步地走上專家治院的道路。

　　科學發展需要科學決策，科學決策需要科學咨詢。如今，盡管學部在職能上發生了改變，但不變的是那份智慧和堅守。學部仍然不僅僅是科學院，更是國家的寶貴智囊。

　　這樣的原則，這樣的堅持，或許以專家參與決策的另一種新形式，成為科學春天里能百花齊放的根本和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