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的推進,博士生擴招成為學界熱議的一個話題。很多人擔心博士生招生數量的增加會帶來人才培養質量的下滑,不時發出反對之聲。但從中國人口規模、高等教育發展速度來看,適度擴招仍將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博士生如何擴招?可以選擇的路徑多種多樣,如在現有情況下整體擴招、向科技實驗人才傾斜性擴招、對專業博士進行擴招等。“相對于這些路徑,基于博士類型多樣化的擴招是最優選項。”近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曲阜師范大學副校長胡欽曉表示,除目前的學術型博士、專業型博士之外,我國高教界還可以借鑒國外的實踐博士、論著博士、新制博士等多種學位類型。
記者:能否簡要介紹一下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發展的歷史和現狀?
胡欽曉:在高等教育先發國家,博士學位類型的多樣化早已先行先試。事實上,從哲學博士到專業博士,再到一系列專業博士,這本身就是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的發展明證。
上世紀90年代,僅英國大學就設有哲學博士、課程博士、論著博士、新制博士、專業博士、實踐博士、遠程博士等多種類型。在培養模式和方法、學位要求等方面,這些類型各具特色。之所以產生如此多類型,也是英國政府應對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以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競爭與挑戰等諸多方面的結果。
簡而言之,時代在變,博士類型也需要相應變化。
記者:為什么說在我國博士類型多樣化的擴招是最優選項?
胡欽曉:我國博士有學術博士和專業博士兩種類型。但只有兩種類型既不能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的需求,也不能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既不能適應博士學位規模擴張的需求,也不能適應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需求。
不能適應知識生產轉型,緣于知識生產不僅涉及英國學者吉本斯提出的“模式1”(學術型)、“模式2”(實踐型),還涉及“模式1.5”(學術實踐混合型),甚至涉及“模式3”(純粹實踐型,比如大國工匠培養)等。
不能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緣于目前的博士教育大都實行學歷、學位教育。一名本科生或碩士生即使將來在工作中作出再大努力,取得再多的成果,如果不參加博士生入學考試,也很難獲得博士學位。
不適應博士學位規模擴張的需求,緣于目前的擴招往往基于單一類型,如教育博士一次招收50人甚至上百人,這會影響到博士生的培養質量。歸根結底,博士生教育屬于精英教育的培養類型。
而要想適應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需求,一定要看學位的最高層,即博士生的培養類型、質量和數量,在確保質量的基礎上,從量的方面思考。只有多元、多型的博士群體才能適應國家建設對多樣化高層次人才的需求。
此外,如果其他國家的博士類型培養是多樣化的,我國仍堅持學術與專業兩種類型,這無疑不利于提升博士生培養的核心競爭力。不能滿足多樣化需求,不但會造成本土生源外流,也會阻礙國際生源流入。無論從何種層面來看,博士生多樣化發展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記者:英國有各種類型的博士學位,對于中國而言,有哪些是可以借鑒的?
胡欽曉:都有可借鑒之處。如哲學博士,通常在培養中不開設課程教學,而是致力于原創性研究,強調與現實價值關涉不大的“純粹知識”創新。
從是否開設課程教學來看,我國當下的學術型博士更類似于英國的課程博士,即在哲學博士培養過程中加入課程成分。嚴格意義上的哲學博士在我國是缺失的,而這種博士學位又非常重要,是實現重大理論原創性成果產出不可或缺的博士類型。很顯然,課程講授很難催生原創性成果,只有教師和學生都成為研究者,相互切磋、相互琢磨,才能夠產生原創性成果。
比如專業博士,在歐美已涉及眾多專業領域,而目前我國的專業博士僅有6種,不但與專業領域的多樣化不相稱,還與目前我國開設的40種專業碩士不相稱。
還有論著博士。上世紀90年代,我國曾設有“在職人員申請博士學位”的類型,這種類型大致與論著博士相似,后來卻逐步淡化甚至是完全消弭了。該種博士的最大特色是能夠適應終身教育的需求,“以成果論英雄”。論著博士的設立,不但可以使已獲得碩士學位者的創新和發現得到制度化的認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他們終身學習的動力和愿望。
再比如實踐博士。眾所周知,衡量音樂、舞蹈、繪畫、書法、設計等專業水平高低的標準,通常不在于高水平的學術論文,而在于相關人員能否創作或彈奏出高水平的曲目,能否創作或表演出創新性的劇目,以及有沒有令人嘆為觀止的繪畫或設計作品等。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這些曲目、劇目、繪畫作品等都可以發揮與學位論文相同的“可公開、可評價、可借鑒”的功用。
換句話說,我們完全可以通過“中國知網”等學術平臺,將這些成果展現出來,以證明他們與博士學位授予的標準是相匹配的。
記者:上述可借鑒的博士學位,如果要在中國落地,將面臨怎樣的挑戰與機遇?
胡欽曉:必須注重中國的本土特色。制度的直接移植往往是不可取的。在借鑒的基礎上進行本土化改造甚至創新,不但能夠有效避免“南橘北枳”,還能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
從思想意識來看,一定要打破理論與實踐二元劃分的慣性思維,任何事情除了“一分為二”,還可以“一分為三”,甚至“一分為多”。此外,還要打破學術與應用分高低貴賤的傳統思想,深刻認識到,無論是形而上還是形而下,無論是陽春白雪還是下里巴人,都可以到達人類認識和實踐的高峰。
從學科領域來看,哲學博士應該重點在數學、物理學、歷史學、哲學、倫理學等基礎學科設立;專業博士至少應該在現有專業碩士學科類別上增設;實踐博士應該在藝術學、影視學、舞蹈學、設計學等學科設立;論著博士則可以放寬至任何學科門類,從而讓在職人員能夠“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從探索路徑來看,要堅持質量與效益的均衡發展,堅持試點與推廣的有序變革,這是引進和創造新型博士的不二法門。時機成熟時,可在英國現有博士學位類型之外,增設“純粹實踐博士”——這類博士不看論文能否發表,而看實踐創新能力;不看身份出身,而看原創性技術。
事實上,我國早在古代就已經存在諸如“醫博士”“茶博士”“磨博士”等稱謂。只不過這些稱謂受傳統思想意識的影響,被逐漸低俗化了。設置“純粹實踐博士”不但能為大國工匠提供被認可的機會,也能更有效地解決“卡脖子”的技術難題。
我國歷來不乏奇思妙想之人。如果能夠為他們提供更加寬廣、多元的進步階梯,將有利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百舸爭流的知識創新社會的早日形成。
記者:在我國,博士學位類型多樣化,是否會降低博士生培養質量,被公眾質疑為“注水”?國外不同類型的博士是否曾被公眾質疑?
胡欽曉:我們常說“質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線”。進一步來講,“質量更是博士生教育的生命線”。作為學位層級的最高級,博士生教育如果缺失了質量要求和保障,必然會走向終結。
從歷史上看,任何一種新型博士的產生都會面臨公眾質疑。1810年在德國柏林大學產生的哲學博士,曾被廣泛批評為“不實用”;1922年哈佛大學設立教育博士,后來也被廣泛批評為向哲學博士漂移,并最終在2009年被教育領導博士所取代。當然,英國博士學位的多元化發展,同樣被公眾質疑為“注水”,如“遠程博士”等。
為了應對公眾質疑,不但英國高等教育質量保障局制定了相應博士類型的國家標準,各高校也都為保障博士培養質量作了明文規定。
記者:對于博士學位的質量把關,您有何建議?
胡欽曉:如果把哲學博士、專業博士、實踐博士等比作一個個菜系,有著多元菜系的飯莊無疑更能迎合多樣顧客的口味;如果把多元博士比作高等教育叢林中的參天大樹,大樹的多種多樣也無疑是森林良好生態的重要標志。然而,無論是“菜系”還是“大樹”,質量上乘、根深葉茂是它們能夠生生不息的根本保障。
嚴把多樣化博士的質量關,可從以下層面入手——
首先,新設博士類型前要進行充分的論證,制定國家標準的同時,要在試點的基礎上有序推開,避免陷入“一抓就死,一放就亂”的治理困境。
其次,嚴把博士入口關,對申請新型博士的資質進行嚴格的考核和把關。
第三, 嚴把培養關口,尤其是充分發揮導師或導師組的作用,樹立導師或導師組是博士培養質量第一責任人的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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