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報：垃圾處理有第三條道路嗎？

　　生活垃圾分類收集需要分清輕重緩急、先易后難，要建立家庭有害垃圾單獨收集體系，建立包裝垃圾收費體系;要做好垃圾的分類，主要是要讓垃圾回收產業鏈符合經濟規律。

　　日益增長的生活垃圾，對我國城市的垃圾處理系統提出艱巨考驗。以填埋為主的傳統處理方式是否還能滿足發展需要?垃圾焚燒因鄰避效應導致周遭居民強烈反對而幾近停滯，到底有何利弊?又如何化解爭議?中國環境報記者進行了采訪。

　　焚燒比例上升勢頭明顯

　　衛生填埋場超負荷運營弊端多，政策利好促使各地密集上馬焚燒設施

　　隨著城市的不斷發展，遷入人口的日益增長，“垃圾圍城”問題日益顯現，越來越多的城市開始暴露出垃圾處理設施超負荷運行的問題，特別是土地日益緊張的大型城市。

　　據北京環衛部門的統計，垃圾處理仍以填埋為主的北京，目前8座大型垃圾處理設施都處于超負荷運行狀態，最高負荷率達到246%。

　　在廣州，用填埋方式處理生活垃圾占比高達90%。早在2011年2月，廣州市城管委就發布消息稱，新增生活垃圾衛生填埋場已經用盡1.8億立方米。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其他城市，甚至開始向中小城市蔓延。“垃圾填埋場的超負荷運營，帶來的主要問題是縮短了其使用周期。”中國城市建設研究院總工徐海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

　　民間環保NGO組織自然大學長期從事垃圾研究的志愿者陳立雯認為，超負荷運行的垃圾填埋場，不僅縮短其運行周期，更重要的是多余的垃圾滲濾液可能無法得到有效處理，使污染擴大化。

　　目前，主流的垃圾處理方式，是進入垃圾填埋場，進行衛生填埋，但新建填埋場亦需占用大量土地資源。隨著城市擴容，城市人口劇增，“這一路線，越來越難以為繼”，徐海云表示。

　　2012年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提出：到2015年，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焚燒處理設施能力，要達到無害化處理總能力的35%以上，其中東部地區達到48%以上。

　　此前的2012年3月28日，國家發改委發文上調了垃圾焚燒發電的上網價格，規定垃圾發電全國統一標桿電價為每度0.65元，于2012年4月1日起執行。

　　垃圾圍城的壓力，衛生填埋的弊端和政策的利好催生各地垃圾焚燒項目的密集上馬，點燃了產業層面的熱情，也引發了學界和公眾的新一輪關注。

　　根據北京市《關于全面推進生活垃圾處理的工作意見》(2009)的要求，生活垃圾產生量增長率今后每年要降低1～2個百分點，2012年下降到 5%，2015年力爭實現生活垃圾零增長;此外還明確提出，2012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燒、生化處理和填埋的比例為2：3：5，到2015年要調整到 4：3：3。

　　很明顯，調整處理結構的關鍵在于發展焚燒。二三線城市也開始發力。近期的消息顯示，湖南株洲，福建連江、龍巖，安徽合肥、六安、阜南，貴州等地的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正在或準備建設。

　　徐海云介紹，2012年我國新投入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廠共計21座(不含擴建項目)，總規模約1.9萬噸/日。截至2012年年底，投入運行的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有142座，總處理能力達到12.4萬噸/日，總裝機約為2600MW。

　　“雖然相比衛生填埋方式，焚燒的比例只占垃圾總體處理量的不到20%，但是近年來焚燒比例的上升勢頭卻非常明顯。”徐海云表示。

　　如何提高公眾接受度

　　成熟技術并不代表良好處理效果，二惡英排放控制、運營信息公開是關鍵

　　記者從幾座大的垃圾焚燒廠了解到，為了消除公眾對焚燒項目的恐懼心理，廠區會定時向公眾開放，讓居民更好地了解項目運行情況。

　　但是，這些并不能掩蓋目前垃圾焚燒廠在信息公開方面存在的問題。政府規劃部門單方面主導垃圾處理廠選址，也是造成選址爭議的原因。有些項目事前缺乏與周邊居民的充分溝通，甚至到了真正準備開工建設的環節，才讓公眾得知。馮永峰表示，目前一些垃圾焚燒廠在運行期間的環境信息公開做的并不十分到位。比如公眾最為關心的二惡英排放，個別焚燒廠一年只能做到監測一至兩次。

　　環保組織“民間-垃圾焚燒小組” 在2012年12月向全國23省/直轄市(港、澳、臺除外)的76個市/區級環保局申請122家在運行垃圾焚燒廠“在2010、2011年度運行過程中環保局對其氣體排放、飛灰、爐渣、垃圾滲濾液的監測數據和處理報告”。在提交的122份信息申請中，僅80家給予回復，30家回復中包含所需數據，5家給予二惡英數據。

　　“公眾參與是最好的監管，如果老百姓隨時都可以看到焚燒廠污染物的排放情況，隨時可以進場參觀焚燒項目的運行情況，他們對垃圾焚燒廠的顧慮可能會小很多。”馮永峰表示。同時他建議，可以選取幾個試點，做一個長期的監測科研項目，了解垃圾焚燒廠周邊的環境本底變化和居民健康狀況。“如果企業真的沒有問題，那么不管是從社會責任角度，還是從自我辯白的角度，這都是一件事情。”

　　盡管上升趨勢明顯，但數據并不能阻止業界對垃圾焚燒發電的討論。垃圾焚燒廠是否會產生污染、有多大的污染?一直是焦點話題。而垃圾焚燒廠能否控制二惡英的排放，項目的建設和運營情況是否公開是垃圾焚燒發電廠能否被公眾接受的關鍵因素。

　　據徐海云介紹，垃圾焚燒三種主流工藝包括，流化床、爐排爐和水泥窯協同處置綜合利用技術。“近幾年，機械爐排爐技術的應用顯著增多。”在徐海云看來，“垃圾一定要焚燒，而且一定要采用爐排爐來焚燒。”

　　他告訴記者，生活垃圾焚燒的工藝選擇，發達國家已有定論。在生活垃圾焚燒領域，爐排爐技術發展已較為成熟，且適合大規模焚燒，在歐美國家得到廣泛使用，單臺最大處理量已經達到1200噸/天。生活垃圾焚燒應當借鑒國外的發展經驗，選擇成熟、可靠的技術路線。

　　對于徐海云的觀點，陳立雯卻不是很認同。她表示，成熟的技術并不能代表良好的處理效果。垃圾焚燒爐的熱值是能否控制二惡英的重要保障。研究表明，二惡英等物質在850℃以上高溫條件下停留超過兩秒可以分解。雖然目前垃圾焚燒項目的環評報告表示能夠控制爐膛溫度在850℃，但焚燒項目的建設、運行和監管方面都存在能力不足的問題，各地的焚燒效果實際效果也并非一定令人放心。

　　技術不代表處理效果的另一個原因是我國的垃圾中含水量很高，廚余垃圾含量高，和國外的垃圾成分并不相同。“國外的垃圾廚余部分相對很少，含水、含油量都比較小，與中國50%甚至更高的含水量不同。國內生活垃圾焚燒不加輔助燃料很難把爐溫控制在850℃以上。技術是國外先進技術，但是垃圾成分和國外不一樣，那處理效果能一樣嗎?”陳立雯對這個問題還是很疑惑。而徐海云則表示，垃圾在進入焚燒爐之前都要經過預處理，將水分脫干，可以保證其熱值。

　　業界對焚燒項目爭論的另一個重點是其環境信息是否公開。值得關注的是，目前焚燒項目的大批上馬，并未伴生2009～2010年期間出現的反燒高發現象。“可以說，之前規模較大的反對事件對焚燒廠自身的運營管理是一件好事情，使得焚燒廠在運營時不得不更好地提高其技術和管理手段。” 自然大學校長馮永峰表示，新建的大型焚燒廠，目前的情況相比之前有了很大提高。家住北京的邢先生表示，他家的小區距離某垃圾焚燒項目不遠，2011年購買小區樓盤時已經知道焚燒廠就在附近，但是因為對焚燒項目相對了解，就沒有太多的顧慮。

　　由“處理垃圾”變為“管理垃圾”

　　垃圾焚燒必須建立在分類基礎上，但目前缺乏通盤考慮，體系尚需建立

　　《“十二五”全國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規劃》要求，到2015年全面推進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在50%的區域城市初步實現餐廚垃圾分類收運處理，各省(區、市)建成一個以上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

　　不管是業界的哪種觀點，對垃圾焚燒達成的普遍一致就是要求垃圾分類。“如果垃圾不進行分類，其中含有的重金屬、有毒有害物質一起放到焚燒爐里面，還是會對空氣造成污染。”陳立雯表示。

　　“可以說我國的垃圾分類是繼續在探索中進行。生活垃圾分類收集需要分清輕重緩急、先易后難。”徐海云介紹，對比發達國家生活垃圾分類收集經驗，建議首先要建立家庭有害垃圾單獨收集體系;借鑒發達國家經驗，建立包裝垃圾收費體系，為包裝垃圾減量化和資源化創造條件;而對于廚余垃圾，需要變換思路，把控制生活垃圾水分作為管理目標;廚余垃圾等分類收集首先從村鎮地區突破等。

　　同時徐海云表示：“我們常常說的不分類就焚燒在資源利用方面是一種誤讀，比如垃圾中的廢紙、金屬等可再生資源，我們國家比任何一個國家都徹底，原因在于大量的拾荒人員和廢品收購人員因為經濟利益會自覺地把有用垃圾進行回收。所以，要做好垃圾的分類，主要是要讓垃圾回收的產業鏈符合經濟規律。特別是針對低價值的物品回收，需要相關機制將回收的成本效益內部化，提高相關回收企業的積極性和技術水平。比如餐廚垃圾和廢舊塑料袋，可能沒有拾荒者和收購者需要，那么這一部分的補貼就應該由政府承擔，把各個環節的經濟賬算明白，垃圾分類會做得更好。同時，還應該在建立完善垃圾分類的法律、機制和管理體系方面多下功夫想辦法。”

　　相比徐海云在操作方面的建議，陳立雯則更關注執行主體方面的問題。“我們國家的垃圾還處在‘處理’階段，如何由‘處理垃圾’變為‘管理垃圾’應該是政府研究的課題。”陳立雯表示，無論是垃圾焚燒還是填埋，都是暫時的應對辦法，而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應對垃圾問題必須要從源頭減量，而減量和回收工作則涉及稅收政策、環保立法等問題，這些工作分屬于不同的職能部門，無法統籌考慮。在目前的管理體系下，廢物處理、減量、回收、包裝物管理等工作各自為政，法規政策的制定出臺缺乏通盤考慮，沒有形成完善、綜合、有效的體系。同時，部門職能的條塊分割也給政策實施帶來不利因素。

　　雖然對垃圾焚燒的爭議還會存在，中國的垃圾分類、回收體系還沒有建成，但焚燒發電的比例卻是逐年上升。今后3年，我國還需建設150余座900噸級垃圾焚燒廠。

　　對此，徐海云提醒，并不是任何地方都適用于垃圾焚燒，比如我國的西部地區，相對地廣人稀，就可能更適合填埋的處理方式。“同時，也要防止個別地區把垃圾焚燒廠的建設作為一個政績工程，盲目圖規模，圖速度。在規劃和建設垃圾焚燒場時，要合理布局、統籌規劃、科學研究，在預計城市發展和垃圾增長趨勢的同時，也要想到未來城市人口和垃圾減少的可能，防止垃圾焚燒廠無垃圾可燒的尷尬局面出現。”徐海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