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學部成立：向科學進軍有了火車頭

　　中國科學技術領域的最高咨詢機構，在共和國科技史冊上留有厚重的印記，為中國科學事業保駕護航——在中國科學院學部即將迎來60年華誕之際，本報特別推出“走進歷史畫卷——重溫中科院學部60年變遷”系列報道，重溫學部發展歷程，冀望學部承載“率先行動”和“三位一體”發展的新使命。

　　1955年6月1日，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在北京舉行。這一天，對于所有中科院人而言，都是意義非凡的一天。

　　“參與會議的學部委員們，為能被選任而感到自豪、振奮，每個人都滿懷為祖國科技和建設事業貢獻全部力量的激情。”時隔60年，回憶起這段往事，原中科院生物學部副主任宋振能依然記憶猶新。

　　那一天，科學之光在這座古老的城市上空閃耀。新中國的科研工作者，終于不再是一盤散沙，而是有了強大、統一、民主的組織。

　　毫無疑問，學部的建立，是“促進我國科學工作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它的意義在于全國科學的學術領導中心已經建立起來”“標志著我國科學事業發展中的新階段的開始”。

　　適應國家的需要

　　2015年一個春日下午，溫暖的陽光透過樹縫，灑落在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的一棟老樓上。斑駁而寧靜的屋內，宋振能拄著拐杖佇立在客廳門口，笑容寫在老人滿是皺紋的臉上。客廳的墻上掛滿了老照片，顯示著一段段引人遐思的過往。在他的講述中，李四光、竺可楨……一個個偉大的名字頓時鮮活起來。

　　1951年3月12日，宋振能到中科院院部報到，并被安排在調查研究室工作。一晃半個多世紀過去，宋振能已從意氣風發的青年變成垂垂老者。85歲高齡的他無疑是中科院歷史的一位見證者。

　　“1953年，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已經開始，各項建設事業越來越需要科學技術的支持，作為全國最高科學機構的中科院因此備受矚目，被賦予計劃與指導全國科學研究事業的使命。”宋振能說。

　　但是，當時的中科院由于歷史原因，在組織機構、領導骨干、管理方法，特別是學術領導上還遠不能適應國家的需要。

　　1951年，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格魯森科到訪中國，向中科院介紹了蘇聯科學院的具體情況，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科院萌生了成立學部的想法。在此之前，李四光也有過分學科進行學術領導、組織和管理的建議，也得到一定重視。

　　為了進一步尋求解決之道，1953年初，中科院訪蘇代表團由錢三強團長率領離京出發，“火車從滿洲里駛出國境，進入蘇聯邊境的小火車站希瓦斯托堡爾時，蘇聯科學院派來的聯絡處長登車與我們相見。待辦好入境手續后，我們改乘蘇方專門為代表團準備的一節車廂繼續向西行駛。”訪蘇代表團秘書長武衡在《中國科學院代表團首次訪問蘇聯》一文中回憶道。那時，團員們深知此行的重要意義。

　　3個月的考察充實而又短暫。訪問歸來后，中科院迅速邀請各個學科的科學家召開多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改進中科院工作和如何發展我國科學事業的意見。通過一系列調研、醞釀，并且充分結合我們的國情，1953年11月，中科院黨組向中央提交了《中國科學院黨組關于目前科學院工作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給中央的報告》，提出建立學部的建議。而在訪蘇之前，李四光也有過此類的建議。

　　分學科進行學術領導、組織和管理，是當時國外科研機構的通行做法。中科院黨組于是在訪蘇代表團回國之際提出建立學部的建議。

　　1954年1月，時任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政務院政務會議上作了《關于中國科學院的基本情況和今后工作任務的報告》，提出在組織機構上樹立學術領導的一條主要措施——建立學部。

　　1954年4月，草擬出的籌組中科院學部的書面文件被送到各領域的科學家手中。“科學家們一致認為建立學部十分必要，當時有人還提出學部委員應具備三個條件：學術成就、對中國科學事業具有推動作用、忠于人民事業。”宋振能說。

　　經過反復討論、研究、磋商，國務院最終確定了233人的學部委員人選。1955年6月，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在北京召開，中科院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4個學部正式成立。

　　學部的成立，使得中國科學的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光榮的歷史

　　制定全國12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是在中科院學部指導并積極參與下完成的一件大事。該規劃明確了建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科學發展目標，為我國國民經濟、國防建設和科學技術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國家科委原副主任、原中科院科技政策局局長吳明瑜回憶說，剛剛成立的新中國面對的是世界新技術革命的第一次挑戰和機遇。全國人民都希望中國的科技工作者能夠迎頭趕上。“12年科技規劃”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出臺。

　　當然，這個規劃的出臺也經歷了反復修改的過程。初稿出爐后，周恩來總理向時任中科院副院長張勁夫提了一個問題，即在這些課題中，哪些是最急迫、最需要國家支持的項目？于是，張勁夫再度召集部分科學家研究，最終將計算技術、半導體技術、無線電電子學、自動控制和遠距離操縱技術的發展列為“四大緊急措施”。這些領域，都是當時的科學前沿，同時也是國家的急迫需要。

　　吳明瑜記得，那一年的科技規劃大會足足開了6個月。最終，與會科學工作者梳理出涉及13個研究方向、共57項616個中心課題，提交了長達600多萬字的報告。

　　1956年6月14日，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加制定“12年科技規劃”的全體學部委員和科學家。這無疑是對中科院學部的巨大認可。

　　“科技規劃確定后，新中國的科技發展突飛猛進。比如，1958年我們研制出了第一臺屬于自己的電子計算機。1962年，‘12年科技規劃’中有明確目標的項目已經完成85％。在短短七八年時間里，百年科技落后的面貌發生了巨變，新中國科技已經初步轉上了全面現代化的道路。”回顧往事，吳明瑜仍然滿懷自豪。

　　組織大規模的綜合考察工作，也是學部成立后的一大創舉。

　　1955年12月27日，經國務院批準，中科院成立綜合考察工作委員會，由副院長竺可楨兼任主任。在學部科學家的群策群力下，陸續開展了包括青藏高原和康滇橫斷山區、中國自然區劃與經濟區劃等在內的五大項全國綜合考察任務。

　　綜考會成立后至“文革”前，科學院組織了二三十個綜合考察隊，按規劃中確定的地區和任務，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1956年3月，由地質部、石油部、中國科學院聯合成立了全國石油地質委員會，作為全國石油地質工作的咨詢機構。李四光擔任主任委員。中科院學部先后組織院內地質構造、沉積、地層、古生物、有機地球化學等學科的科研人員，配合地質、石油部門開展石油生成條件、分布規律和油氣遠景預測的科研工作。

　　不久之后，中央根據專家的研究成果和建議，作出了“戰略東移”的部署。

　　曲折后的涅槃

　　時光荏苒，在那個特殊的年代，中科院學部也經歷了眾多磨難。

　　被列為“砸爛”單位，學術活動停頓，辦公室停止一切工作……這些都成為當時科學院學部狀態的一個寫照。

　　那是一種短暫而又漫長的煎熬。至“文革”結束的21年中，學部正常工作的實際時間不超過10年。

　　1979年，學部恢復活動，與學部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相隔21年后，第四次大會成為重建學部后舉行的第一次大會。

　　“原來的學部委員和新增添的一大批學部委員相聚一堂，共敘友情。他們還為‘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不幸遭遇和一些老友的故世而感嘆唏噓，又共同對這次盛會的召開而感到歡欣鼓舞。”宋振能還能清晰地記起當時的情景。

　　縱觀學部發展歷程，不論過去和現在，由于學部委員的熱心和令人欽佩的努力，學部工作對中科院和全國科技事業發展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宋振能看來，學部的建立，不僅順應了當時客觀形勢的需要，更為后來中國科學事業的全面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吹響了“向科學進軍”的號角。

　　同時，由于經常召開學術會議，并吸收院外單位和機構參加，學部不僅加強了對各個科研機構的聯系，還組織了全國的科學力量，把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各項科學工作。

　　一直以來，中科院有兩大核心任務：出人才和出成果。學部在這方面也作了很大貢獻，學部經常會組織一些科學家“走出去”調研，并對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提出咨詢建議，為祖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謀劃、踐行，為人才培養篤志力行。

　　如今，當時的一些年輕新生力量，已變成了院士、專家以及各領域的領軍人才，受那一代人感召的廣大中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在各行各業發揮著骨干支撐的作用。

　　白駒過隙，彈指間，學部已經走過60載歲月。回望歷史，不僅是為了了解過去，更重要的是思考現在、展望未來。

　　當前，以創新驅動發展為時代特征的歷史使命再次賦予中科院學部，在中科院“三個面向”“四個率先”新辦院方針的指引下，作為我國在科學技術領域最高咨詢機構的學部，將繼續前瞻世界科學，胸懷人民福祉，勇當創新“火車頭”，引領中國科學事業邁向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