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床醫生要不要做科研？訪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黃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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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真的不好嗎？如果不好，為什么近十年我國的醫學科技水平大幅度提升？”在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看來，制度的缺陷在于有要求、沒培訓，基金和文章的背后需要的是嚴格的基礎理論和方法學訓練。

　　黃曉軍發展的單倍型移植體系被公認為“北京方案”，帶動世界白血病移植進入“人人都有供者”的時代，也使得北大人民醫院成為全球最大的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中心，完成超過3000例單倍型移植。

　　關于臨床醫生要不要做科研，黃曉軍認為，這不是個問題。“至少在引領性的大學醫院里，醫生應該做科研。”黃曉軍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說，我國的臨床醫生需要加強臨床研究的意識和素養，以解決重大的疑難疾病、推動醫學進步。

　　突破供者瓶頸

　　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掛了很多塊牌子：科技部重點領域創新團隊、教育部國家重點學科、教育部創新團隊……這支由臨床醫生組成的科研隊伍戰斗力強大，分別于2014年和2017年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第一次獲獎是表彰他們解決骨髓移植供者來源問題。造血干細胞移植是根治白血病等惡性血液病的最有效途徑，65%的白血病需要通過移植根治。但供者來源匱乏是世界性難題，中國尤甚：兄弟姐妹間僅有1/4的概率配型完全一致，獨生子女則只能寄希望于沒有血緣關系的全相合供者，概率僅有十萬分之一。

　　單倍型移植方案只要求配型一半相合，即可由患者的父母提供骨髓，理論上人人都有供者。但意大利科學家最早的技術路線療效不佳，使得單倍型移植在學術界幾乎被判死刑。

　　因此，當2006年黃曉軍團隊在國際期刊上報道，利用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的單倍型移植方案可取得和全相合移植相同的療效時，立刻受到質疑。回應質疑的最好證明是患者極高的術后生存率。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協會正式將這一方案命名為“北京方案”，被全世界同行所認可。

　　如今，單倍型移植成為世界白血病移植的常規方法。在我國，單倍型供者已成為第一位（70%）的供者來源，帶動全國的移植率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長。國際上，美國科學家提出的另一種單倍型移植方案也于2013年獲得成功。

　　實現精準醫療

　　對移植后合并癥的攻克也使得他們時隔三年之后，再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造血干細胞移植的精準治療，國際上都不太靈，我們從整個移植鏈出發，打破單一模式，利用更為精細的分層，實現精準醫療、個體化治療，提高病人生存質量。”黃曉軍說。

　　過去，由于對排異反應統一用藥，造成了股骨頭壞死、高血壓等藥物過量的不良反應。黃曉軍團隊通過生物標記識別將患者分為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在國際上首次建立了分層指導的預防新模式，不僅降低了排斥發生率，還避免了不良反應。

　　此外，他們將精準治療的理念貫徹到整條移植鏈。如通過改進預處理設計，將患者年齡從50歲延長到65歲；采用個性化移植方案，將移植后復發的病人再復發率降低了30%，兩年無白血病存活率提高至53%；通過各種技術保駕護航，“北京方案”的排斥發生率已經降到1%，而國外在10%左右。

　　實際上，在供者來源這一瓶頸被破解后，對病人生活質量的關注成為新的國際熱點，黃曉軍已然提前布局。“國際競爭中沒有人會永遠跟跑，要成為領頭羊，必須要做獨特的研究。”黃曉軍說。

　　加強基礎研究

　　2017年，黃曉軍團隊完成骨髓移植超過900例，發表SCI論文61篇。其中，《血液》雜志以封面文章報道了他們在國際上首次發現他汀類藥物可逆轉骨髓微環境的細胞損傷，糾正骨髓移植之后的植入不良。

　　黃曉軍團隊目前有研究人員26人，其中副高級以上職稱20人，每個人都要同時承擔臨床和科研兩項任務。隨著實驗室快速發展，黃曉軍動員一些臨床大夫主攻科研。

　　所長助理趙翔宇就是其中之一。“也不是沒糾結過。”趙翔宇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但在美國斯隆凱特琳癌癥研究中心為期一年的訪學經歷給了她很大觸動。在那里，趙翔宇了解到，血液病中開創性的兩大靶向藥物都是醫生在臨床中發現問題，在實驗室中研發出來的。“人的精力有限，找到臨床問題背后的機制對病人幫助更大。”趙翔宇說。

　　黃曉軍則表示：“我們的文章以臨床和轉化為主，基礎偏弱，所以我們要引進人才，加強基礎研究，在更高戰略層面提出問題。”

　　“忙不是理由，時間還是要擠的，關鍵是方法和看問題的眼光。真正的轉化研究一定需要臨床醫生密切參與，甚至主導。”他說。

　　團隊成員、北京大學醫學部血液學系主任常英軍也認為，轉化研究和臨床研究不矛盾，但往往單純做轉化的團隊沒有臨床團隊實力強。

　　“醫學涉及人體健康和人文服務，比較復雜，但核心還是科技創新，真正推動醫學進步還是要回到實驗室。我們的目標始終是解決別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服務全國人民。”黃曉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