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申請人“苦不堪言”的ZL服務市場亂象

　　2015年初，國務院明確指出：到2020年，我國“萬人發明ZL擁有量”將增加至14件，達到歐美發達國家水平。也就是每一萬人必須擁有發明ZL數量14件。面對國家給出的宏觀要求，各ZL代理服務機構紛紛感嘆自己遇上了好時代。但是，身邊申請的很多企業和個人卻“苦不堪言”，越是好的市場環境，越是會讓代理服務機構怠于提高服務質量，導致“量升質降”的局面。

　　 ZL代理，是將技術資料轉換成符合國家ZL法的法律文件的過程，要求ZL代理人員既懂技術，又精通ZL法，并能活學活用，才能寫出不違背發明人的創新思想，又達到ZL法授權要求的文件。因此，ZL代理行業對從業人員的要求非常高，必須是有理工科基礎又懂法律的“混合型人才”。但是，現有ZL服務市場，卻有如下現象讓申請人“深惡痛絕”。

　　 “文檔整理”型和“審核兼跑腿”型

　　 這類“文檔整理”型的代理服務，在準備申請文件時，既沒有去深挖發明人的創新思想，也不追求ZL的授權要求，對后續授權前景更不作考慮。幫助申請人拿到國家知識產權局下發的“受理通知書”，即算是完成ZL代理工作。

　　 “審核兼跑腿”型的代理服務，與“文檔整理”型的代理公司相近，只是工作做得更少，更多的ZL文件撰寫工作由發明人完成。

　　 上述兩種代理服務工作，其形成原因有兩種，一是代理機構本身服務能力有限，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二是“競低價”的后果，一些代理機構將服務價格壓得很低，但代理人的成本是沒法降低的，只能將每個ZL案件上花的時間和精力減少。

　　 “官僚”型

　　 代理服務機構，其本質是提供技術服務的，純正的“乙方”。原則上應該是有較好的服務意識，為ZL申請人提供法律服務。但是，很多服務機構卻出現“官僚”式代理人。分析ZL保護的流程及代理機構的服務模式，“官僚”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多種。

　　 分工原因：ZL申請工作是一種長流程的工作，在代理機構中一般會由多人負責，每人有明確的分工和工作權限。當發明人有問題時，找到的人是恰好有權限和能力解決問題的人，比如說代理人的工作是做申請文件撰寫，其他的事與我無關，流程、文件的事別找我，互相推諉，導致發明人感覺很糟。

　　 收費原因：ZL代理服務是ZL申請人在需要提交ZL時的可選服務，也就是ZL申請人完全可以不選擇代理所，而自行申請。因此，一般代理機構會先行收取服務費，避免干完活“甲方”不付錢。但是，一旦收完服務費后，甲方也就沒有選擇另一個“乙方”的可能，導致一些無職業道德的代理機構服務意識差。

　　 決策原因：由公司領導或管理層同意代理機構為技術人員提供ZL服務，所以技術人員沒有選擇權，即使代理機構做得不好，技術人員也沒有權限變更代理機構。

　　 授權原因：ZL申請是否授權受各種因素影響，ZL授權的條件，跟全球的ZL、文獻、技術資料對比后，符合ZL法的“新穎性、創造性、實用性”要求，才可以授權。而且，ZL申請、ZL檢索及ZL審查，都既是技術活又是良心活，受工作者的主觀因素影響，導致相同的技術，找不同的代理人做申請文件、遇到不同的審查員，其授權前景大相徑庭。

　　 “保授權”型

　　 在被上述的“官僚”型代理人折磨得“痛不欲生”后，市場上出現了一種號稱能“保授權”型的ZL服務，其最典型的特點是“貴”。然而，要真正做到“保授權”，需要代理人花費非常多的時間和精力，用于前期檢索、對比工作，其時間成本非常高。但在高品質的服務反面，又有服務機構利用這樣的噱頭將申請文件的保護范圍寫得特別小，使ZL最終拿到證書卻沒有實質保護。同時，這樣的服務容易導致不明就里的業外人員以為其“保授權”是與審查員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再加上偶爾也會出現極個別反面案例，使同行蒙羞。

　　 從基礎的“審核兼跑腿”到“文檔整理”，再到“保授權”，全國1100多家ZL代理機構的服務同質化嚴重，為申請人提供高質量的ZL服務的機構比例偏低，這是我國ZL代理服務行業的客觀事實。在我國人口紅利消失、政府引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候，ZL服務市場呼喚更高質的服務，為“萬眾創新”保駕護航，為提高我國綜合競爭力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