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書院經驗仍有借鑒意義

1901年9月，清政府詔令所有書院都改為學堂，在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千多年的書院，在制度上退出歷史舞臺。120年后的今天，對書院改制這件大事，以及書院文化遺產保護問題，有不少值得反思與正視之處。

作為中國特產，書院自唐代產生后，到清代已成為教育教學的主要場所。韓國、日本等國歷史上也曾受中國影響建立過眾多書院，因此書院是一種東方型的教育組織形式。宋代和明代的一些著名書院，在教育和教學上形成了一些特點，如注重教學和研究相結合、注重自動自主的學習、門戶開放、采用“講會”等形式進行學術交流、師生關系較為融洽等。

清代中后期，書院已形成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在推行德治良俗、保存發展學術、普及文化教育等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然而，到19世紀末，中國社會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教育的許多方面都不得不進行脫胎換骨的轉型。書院的教學內容向來以儒家經史辭章為主，多以應科舉考試為辦學目的，不重自然科學類知識，因而在清末被視為舊學的堡壘。而引入西學的近代學堂，則被看成是新學的象征。

是時，雖然有部分書院的教學內容進行局部更新，改采西學，但也沒能徹底改變書院以傳統學問為主的性質，也無法擺脫被革命的結局。1898年的“戊戌變法”便有改書院為學堂之舉。盡管此后恢復書院，但當時注重近代自然科學等“實學”已是大勢所趨，所以到1901年還是迎來了書院改學堂的結局。

書院具體改制辦法是，各省所有書院中，位于省城的大書院改設大學堂，各府及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此后，700余所書院陸續改為學堂。

書院改制，名為改，實為廢。原有中式書院體制都轉換為西式學堂體制，教學內容也從傳統的經史子集改為近代分科之學。與科舉類似，書院被徹底否定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是個負面名詞。直到上世紀80年代后，人們才逐漸反思對傳統文化的態度，認識到書院其實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它在清末由西式學堂所取代，并不意味著應該永遠被否定。

書院改學堂的120年來，中國的學校教育形式從東方型改為西方型，但書院積累的一些有益的教育經驗和教學方法，對今天的教育教學改革也不無借鑒作用。現在不少大學開展通識教育，也建立了書院制。只是現代大學中的書院與傳統書院名同而實異，不僅學習內容不同，體制等也不一樣。不過，兩者也有相同之處，即兩種書院都是學子聚集生活的地方，都是切磋交流、“玩索有得”的場所。

比如，香港中文大學是由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以及后來的逸夫書院組成的聯邦制大學。一些學者也將牛津、劍橋大學中的College視為“書院”，這種書院實為一個大的宿舍區和師生生活區。而內地多數師范大學的“田家炳書院”主要是指建筑，那些在“田家炳書院”里的學院（主要是教育學院或教師教育學院）對外從來都不稱自己是“書院”。

復旦大學等眾多大學新建的書院，部分吸收古代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進行通識教育，是古代書院精神的部分復活。2014年，香港中文大學、復旦大學等7所高校發起成立亞太高校書院聯盟。于今，這種在借鑒歐美大學住宿學院基礎上糅合中國古代書院特點建立起來的現代大學書院，在中華文化圈的大學中逐漸增加。在一定意義上說，古代書院以某種形式在現代中國獲得了新生。

中國大地上現在還有許多古代書院遺址，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等著名書院保存較好。各地還修復了許多古代書院，書院已經成為中國的重要文化遺產。然而在2019年7月，朝鮮王朝時代9處主導推廣性理學的教育設施，以“韓國新儒學書院”之名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就像韓國的端午祭被選定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人類口傳與無形文化遺產”一樣，韓國又一次在書院申遺方面跑在了中國的前面。

韓國的書院是從中國學習過去的，為什么在書院申遺上韓國又搶先了一步？這很值得中國人反思與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