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十六位科學家聯合撰文質疑全球變暖說

　　16位科學家共同發表文章對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一說提出質疑。

　　以下這篇文章由文末所列的16位科學家共同署名：

　　如何應對“全球氣候變暖”或許是當代任何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候選人都必須考慮的問題。有這樣一種被人反復提及的說法：幾乎所有科學家都要求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阻止全球變暖。但政治候選人應該了解，這種說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事實上，許多著名科學家和工程師認為沒有必要為抑制全球變暖而大動干戈，而且持這種觀點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去年9月份，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伊瓦爾·賈埃弗(Ivar Giaever)發表了一封公開信，宣布退出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賈埃弗在上次大選中是奧巴馬(Obama)總統的支持者。信的開頭這樣寫道：“我沒有延續(我的會員資格)，因為(美國物理學會政策)聲明中的一些說法我不敢茍同。美國物理學會稱：‘無可辯駁的證據表明，全球變暖正在發生。如果不采取行動緩和這一趨勢，地球的物理和生態系統、社會體系、安全和人類健康可能會嚴重受損。我們必須從現在開始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美國物理學會可以討論質子的質量是否會逐漸變化，也可以討論多重宇宙如何運行，但全球變暖的證據果真是無可辯駁的嗎?”

　　幾十年來，國際上一直在大力宣傳所謂二氧化碳“污染物”數量增加將摧毀人類文明的說法，但也有一大批科學家(其中許多是非常杰出的科學家)認同賈埃弗的觀點。這些科學“異端人士”的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其原因在于一系列不可動搖的科學事實。

　　對氣候變暖論挑戰最大的事實也許是，迄今為止全球氣候已有十多年未呈變暖趨勢了。氣候變暖論者對此是了解的，正如2009年“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中氣候科學家凱文·特倫伯斯(Kevin Trenberth)在電子郵件中所述：“事實上，我們現在無法解釋為什么沒有出現變暖現象，這無疑是一種諷刺。”不過，只有在人們相信那些計算機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所謂的包括水汽和云在內的反饋機制會大幅放大二氧化碳微弱的影響)的前提下，才可以說氣候沒有如期變暖。

　　十多年來全球氣候并沒有變暖，這暗示計算機模型顯著夸大了二氧化碳增加對氣候變暖的影響。實際上，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發布相關預測22年以來，氣候變暖的程度一直小于預期。面對這種尷尬，宣揚氣候變暖威脅論者將矛頭從氣候變暖轉向了極端氣候，以期將千變萬化的氣候中出現的所有異常都歸咎于二氧化碳。

　　其實二氧化碳并不是污染物。二氧化碳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氣體，我們每個人都會呼出高濃度二氧化碳，它是生物圈生命循環系統的關鍵要素。二氧化碳的增加會大大促進植物生長，所以溫室管理者為了讓作物長得更好，常常將二氧化碳濃度增加三四倍。這并不奇怪，因為植物和動物是在二氧化碳濃度相當于現在10倍左右時進化形成的。在作物品種增加、化學肥料技術及農業管理水平提高等因素的帶動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農業產量大幅增加，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加是促進農業增產的原因之一。

　　盡管有越來越多的科學家公開質疑氣候變暖說，但許多年輕科學家私下里表示，盡管他們對全球變暖說深表懷疑，卻不敢說出來，因為擔心這會使他們升遷受阻，甚至發生更糟糕的事情。他們的擔憂不無道理。2003年，學術期刊《氣候研究》(Climate Research)的編輯克里斯·德弗賴塔斯(Chris de Freitas)博士大膽刊登了一篇不符合政治導向(但符合事實)的同行評審文章，文章結論是，如果以過去一千年的氣候變化為背景，那么近期氣候變暖并非異常現象。國際上的全球變暖論者很快針對德弗賴塔斯博士發起蓄意攻擊，要求撤銷他的編輯職位和大學教職。所幸德弗賴塔斯博士保住了他的大學教職。

　　科學研究本不應該如此，但歷史上我們有過先例──比如在特羅菲姆·李森科(Trofim Lysenko)操縱蘇聯生物學的恐怖年代。宣稱信奉基因遺傳學(李森科將基因學說斥為資產階級偽科學)的蘇聯生物學家被解除工作職務。許多人被送入勞改營，一些人甚至被處以極刑。

　　為什么人們對全球變暖如此熱衷?為什么這個問題會如此觸動美國物理學會的神經?許多會員要求美國物理學會(賈埃弗已于數月前宣布退出)不再用“無可辯駁”一詞描述科學問題，他們的要求應該說是合情合理的，卻遭到美國物理學會拒絕。原因有好幾個，但首先要從“何人得益?”這個老問題談起。用現代語言來說就是“跟著錢走。”

　　氣候變暖威脅論讓許多人撈到大量好處，它使政府資金流入相關學術研究項目，成為政府擴大官僚機器的理由。這種論調是政府增加稅收，讓納稅人為企業補貼(這些公司深諳操縱政治體系之道)埋單的借口，還是吸引巨額捐款流入許諾拯救地球的慈善基金的誘餌。李森科之流日子過得非常好，他們處心積慮地捍衛著自己的信條及其帶來的特權。

　　我們要代表許多對氣候科學做過認真和獨立研究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對所有政治候選人說：采取激烈行動為世界經濟“脫碳”并無令人信服的科學依據。即便認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夸大的氣候預期，采取激烈的溫室氣體控制政策也是不經濟的。

　　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近期對多種政策方案進行的研究顯示，效益成本比率接近最高的是一項允許經濟增長在超過50年的時間里不受溫室氣體排放控制措施影響的政策。這種政策為世界欠發達國家帶來的好處尤其大，這些國家也希望分享一些發達國家在物質財富、健康和期望壽命等方面的優勢。而許多其他政策應對方案的投資收益則為負。此外，二氧化碳的增加及其可能導致的小幅升溫將使地球整體受益。

　　如果當選政治領導人覺得必須在氣候方面“做些什么”的話，我們建議他們去支持那些增進人類對氣候了解的出色科學家。這些科學家們通過精心設計的衛星、海洋和陸地儀器，通過對觀察數據的分析來研究氣候。我們越了解氣候，就越能更好地應對瞬息萬變、古往今來困擾人類生活的自然界。當前私人和政府在氣候方面投入巨額資金，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資有無必要很值得懷疑。

　　每個政治候選人都應該支持保護及改善環境的合理措施，但有一些耗資不菲的項目純屬浪費資源，依據的是聳人聽聞卻站不住腳的“無可辯駁的”證據，支持這樣一些項目毫無意義。

　　克洛德·阿萊格爾(Claude Allegre)，巴黎大學(University of Paris)地球科學學院(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Earth)前院長;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J. Scott Armstrong)，《預測學期刊》(Journal of Forecasting)及《國際預測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recasting)聯合創辦人;簡·布雷斯洛(Jan Breslow)，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生化遺傳學和新陳代謝實驗室(Laboratory of Biochemical Genetics and Metabolism)負責人;羅杰·科恩(Roger Cohen)，美國物理學會(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會員;愛德華·大衛(Edward David)，美國國家工程院(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和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會員;威廉·哈珀(William Happer)，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物理學教授;邁克爾·凱利(Michael Kelly)，英國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工科教授;威廉·基寧蒙斯(William Kininmonth)，澳大利亞氣象局(Australian Bureau of Meteorology)前氣候研究主管;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麻省理工(MIT)大氣科學教授;詹姆斯·麥格雷斯(James McGrath),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Virginia Technical University)化學教授;羅德尼·尼科爾斯(Rodney Nichols)，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前總裁兼首席執行長;伯特·魯坦(Burt Rutan)，宇航工程師，“航海家號”(Voyager) 及“宇宙飛船一號”(SpaceShipOne)設計師;哈里森·H·施密特(Harrison H. Schmitt)，“阿波羅17號”(Apollo 17)宇航員、美國前參議員;尼爾·沙維夫(Nir Shaviv)，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天體物理學教授;亨克·滕內克斯(Henk Tennekes)，荷蘭皇家氣象服務中心(Royal Dutch Meteorological Service)前主任;安東尼奧·齊基基(Antonio Zichichi)，日內瓦全球科學家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sts)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