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運年興奮劑再度泛濫基因工程或催生“人造運動員”

　　亞青會和全運會在賽程上的緊密銜接，使得中國反興奮劑中心的工作人員在8月和9月幾乎“超負荷運轉”，“2013年第二季度(4~6月)，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檢查數量達到4768例，賽內檢查1834例，賽外檢查2934例，其中國家體育總局計劃檢查數量為3200例，其余單位委托檢查1568例。”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副主任趙健說：“這3個月一共查出來7例陽性，另外，還有通過生物護照檢查出來的一例興奮劑違規，去年同期僅有一例，這說明全運會是興奮劑問題的易發年、高發年，反興奮劑工作任務艱巨。”

　　興奮劑使用者大有人在

　　按計劃，本屆全運會興奮劑檢查數量將達到創紀錄的2575例(和山東全運會相比增長12%)，其中包括血檢275例，全運會提前進行的競走、馬拉松、網球、現代五項和女排等項目一共檢查226例，同時，還有24例運動員的生物護照被查。

　　但女子馬拉松運動員王佳麗生物護照興奮劑違規并非發生在全運會期間，從2012年5月到2013年1月，反興奮劑中心經過長達半年的監測，才初步判定王佳麗興奮劑違規，而在聽證會上，王佳麗及其教練也并未給出合理解釋。

　　不出所料，反興奮劑中心查出來的7例陽性案例全部來自“興奮劑監測重點項目”：田徑3人(青海、河南、遼寧各一人)，拳擊1人(云南)，皮劃艇1人(福建)，健美兩人(江蘇、新疆各1人)，除兩名健美運動員之外，其余5人要求檢測B瓶尿樣，但結果仍為陽性。

　　“生物護照的建立與使用，對于冒險使用興奮劑的運動員而言有很強的震懾力。”趙健表示，“科技手段的進步也使得反興奮劑的工作更有成效。”

　　正是科技的進步令世界范圍內的反興奮劑斗爭越發精彩——30年前的“大力丸”早已退出歷史舞臺，取而代之的是生物學和遺傳學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反興奮劑組織的努力，也在多項世界大賽上得到了證明。

　　以剛剛在俄羅斯莫斯科結束的田徑世錦賽為例，這項被認為是體育界頂級賽事的大賽并無任何新世界紀錄產生，絕大多數金牌選手成績平平，由此不難看出，世界反興奮劑組織近年來的不斷努力成效顯著——田徑運動歷來是興奮劑“重災區”，世錦賽前夕，美國短跑明星蓋伊和牙買加短跑名將鮑威爾均被查出服用禁藥，蓋伊解釋“信錯了人”，原因是他的按摩師(同時也是抗衰老專家)給他服用的草藥中含有違禁成分。美聯社的報道表示，這和“發生在巴爾科實驗室(為美國女飛人瓊斯提供禁藥)身上的事如出一轍”。

　　雖然，反興奮劑觀念深入人心，但實施反興奮劑手段還是會受到各種干擾，被稱為國際體壇最大興奮劑丑聞之一的富恩特斯事件就是最好的證明。

　　丑聞制造者竟逃過法律制裁

　　今年5月，西班牙馬德里法院以“危害公眾健康罪”，判處原西班牙凱爾門職業自行車隊隊醫富恩特斯一年監禁緩期執行，根據西班牙《公共衛生法》，“以輸血方式協助運動員使用興奮劑”的富恩特斯還被禁止從事與體育相關的從醫活動4年。

　　法院判決書中寫道，“至少從2002年起”，富恩特斯就開始為運動員提供“使用血液興奮劑的服務”，具體做法為抽出運動員約450毫升血液，賽前再將血液回輸到運動員體內，“這一程序可以增加運動員血液中的紅細胞含量”，富恩特斯提供的“定制服務”會根據運動員的賽程安排制定抽血和血液回輸計劃，“幫助運動員提高比賽成績，并避免在興奮劑檢查中落網”。

　　事實上，馬德里法院“緩期一年”的判罰結果令國際奧委會、世界反興奮劑機構和國際自行車運動聯盟十分遺憾，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甚至用“特別失望和不滿”來表達憤怒，西班牙國家反興奮劑機構主管穆尼奧斯聲稱“判決只證明了一小部分真相”，“盡管，判決書認定輸血屬于使用興奮劑，但法院命令銷毀血漿袋等使用興奮劑證據的裁定，使反興奮劑組織失去了進一步檢測取證的機會”。2006年，西班牙警方經過長達兩年的調查，突擊搜查了富恩特斯的診所和住宅，并查獲大量禁用類固醇和超過100包血液制品以及進行血液輸注的醫用器械。盡管警方行動時，西班牙法律尚未禁止使用興奮劑(西班牙反興奮劑法規2007年生效)，但警方始終沒有公布富恩特斯手中那份包括世界頂尖車手在內的58名客戶名單(其中包括網球、足球、拳擊和田徑運動員)——這是國際奧委會和世界反興奮劑組織最想得到的信息，但馬德里法院拒絕向世界反興奮劑組織移交冷凍儲藏在巴塞羅那的血袋，并根據西班牙《隱私保護法》作出“全部銷毀”的決定，因此，這份名單至今還是個謎團。富恩特斯的律師曾表示會將名單“高價出售”，“故事的主人公包括西班牙足球聯賽冠軍球隊成員、倫敦馬拉松賽冠軍和一些奧運會獎牌獲得者”。

　　國際輿論認為，這一事件甚至會影響馬德里申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在伊斯坦布爾、馬德里和東京3個奧運會候選城市當中，馬德里優勢不大，今年9月，國際奧委會將決定2020年奧運會舉辦城市，而在今年夏天馬德里法院對于富恩特斯案件的判決，以及判決引發的眾多國際體育組織和反興奮劑機構的不滿，對于馬德里申辦奧運會“絕對是一個嚴重扣分因素”。

　　基因工程或催生“人造運動員”

　　據悉，如今檢測血液回輸的方法日趨成熟，生物護照的建立更是大勢所趨，但這一切技術手段在“高科技興奮劑”面前還不足以徹底剔除體育道德層面上的“毒瘤”——基因興奮劑所帶來的巨大威脅，是國際反興奮劑組織未來10年需要面對的最大挑戰。

　　“基因興奮劑起源于基因治療技術，遺傳學和醫學專家通過修飾相關基因治療人體疾病，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基因療法在刺激肌纖維生長、加速韌帶、肌腱和受傷關節恢復方面的臨床效果，吸引了一些為提高運動成績不惜鋌而走險的運動員，有運動員甚至開價10萬美元要求進行基因治療。由于沒有任何異常物質進入患者血液，當時的血檢和尿檢無法查出實施過基因治療的痕跡。”美國加州大學醫學院教授、世界反興奮劑組織基因研究組組長西奧多·弗里德曼博士今年6月造訪中國反興奮劑中心，他在“反基因和細胞興奮劑研討會”上發言說，“國際奧委會醫學委員會2001年啟動了對基因療法進入體育領域的討論，2003年《禁用藥物名單》中增加了禁止使用基因興奮劑的規定，但至今為止，任何體育賽事中均未實施過基因興奮劑檢測。”

　　將經過選擇的一部分帶有特定DNA密碼(可促進肌肉生長或提高耐力)的基因植入人體，人體的運動能力便會相應增強。目前，已經有科學家預測不久的將來或許會有“轉基因運動員”出現，而類似于“機械戰士”的“轉基因運動員”，有可能從根本上動搖關于奧林匹克甚至體育運動的傳統概念。

　　英國醫學家耶薩利斯認為，人類基因重組計劃的成功，將使生物技術公司購買運動天才的基因密碼成為現實，“就像調配一杯雞尾酒，我們在實驗室就可以制造出稱霸賽場的運動員，體育比賽或許會變成生物學的競爭，而且這是傳統興奮劑檢測很難涉及的領域。”

　　中國反興奮劑中心提供的編譯資料表明，“研究人員已經發現一種有效的方法，不用通過多重肌肉組織活體檢測，而是通過檢測血液、尿液和唾液就可以確定運動員是否使用基因興奮劑。”弗里德曼介紹說：“這項檢測技術還處于初始階段，令人感到鼓舞的是，我們找到了異體基因被植入體內的證據，但現在的問題不是研發出檢測方法就算成功，我們還要在法庭或仲裁庭上對檢測結果的確定性進行有效證明，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

　　基因興奮劑問題，不僅僅是國際體育界面臨的難題，同時也存在于生物倫理學和社會倫理學研究領域，“運動員有權利接受基因修補治療，但如果修復后繼續使用該技術以達到基因增強的效果，就跨越了從‘修補’到‘增強’的界限。”美國人類基因治療中心主任格羅里奧索博士稱，“體育運動是人類社會基因優化的先行者，但遺傳學正在挑戰體育運動的社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