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大基因：一群沒戴博士帽科研人成了“科學家”

　　在深圳圈內被稱作“汪老邪”的汪建，最近收到了比爾·蓋茨從美國寄來的一封信。

　　“我非常高興，能在西雅圖見到您的團隊。我很欣慰，華大基因從科研學生工中培養了很多頂尖人才。”信紙在他的手中不停地搖晃著，“這個年代還有多少人用紙寫信?更別說是比爾·蓋茨了。可是事情就這樣發生了。”

　　他回想起兩三個月前兩人的握手致意。那是在華大基因和蓋茨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的會場上，“蓋茨說，‘我見過很多人，沒上完大學，就去做技術、做產業了。我沒見過像華大基因這樣，很多人沒上過大學，就去做基礎研究，而且做得這樣出色’。”

　　這封漂洋過海的信只花費了105美分，華大基因研究院院長汪建卻從中感受到了說不出的分量。

　　在過去5年里，深圳北山工業區，一座由舊鞋廠改造的大樓里，華大基因一群平均年齡不足26歲的年輕人，完成了世界第一個黃種人基因組圖譜、第一個大熊貓基因組圖譜……

　　“2011年5月24日，英國《自然》雜志公布的科研機構實力排行榜中，華大基因入選中國十大科研機構。”在汪建看來，在大規模計算能力突飛猛進的時代，科學界出現了新的變化，“年輕人更容易走在技術發展的最前沿”。

　　頭腦里沒有框框的年輕人更適合搞創新

　　“這是我們的牛人。”汪建指著遠處一個瘦高個，“王俊，我們的執行院長，忙起來連我都不搭理。”在接下來的兩天里，他聊起了王俊和華大的人才團體。

　　2001年，繼人類基因組測序之后，華大基因開啟一項重大科研課題——水稻(秈稻)基因組框架序列圖研究。那一年，25歲的王俊，已經擔任華大基因生物信息主管。

　　由于設備并未全部到位，前期測序進展緩慢。這時王俊得知一個消息：包括美國在內的三家科研機構，正在這項研究上進行急行軍。

　　“如果我們晚一步，研究就將大打折扣。”這促使王俊做出決定：團隊吃住在實驗室里。兩個月后，當年10月20日，他們向世界鄭重宣布：中國完成水稻(秈稻)基因組的框架序列圖。

　　敢用年輕人，善用年輕人，成為華大基因的訣竅之一。

　　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雜志，評選出了年度科學界十大人物，王俊成為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人。這時他不過37歲。但在華大基因他已算“老人”了。

　　“基因研究是門新學問，以前大家都沒有見過，理論上這一領域沒有專家，頭腦里沒有框框的年輕人更適合搞創新。”在汪建看來，“華大基因是一個跑馬的地方，我們就是要給年輕人干事的空間，做別人做不了的事情。”

　　2007年新一代測序儀問世，這對基因組學是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在多次提議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汪建帶領科研人員離開國有體制，開始了艱難的創新歷程。

　　“集中8億元專門用于基因測序與分析，用兩億經費購買設備。”在汪建看來，走出體制也就打破了束縛，年輕人的創造力徹底激活了。

　　2009年“五四青年節”，華南理工大學校長李元元收到一封“請戰書”。11名該校與華大基因共同培養的在讀本科生立誓，“半年至1年時間內，發表1—3篇《自然》或《科學》級別的學術論文”。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3月4日，上述11名本科生中有5人先后在《自然》或《科學》雜志上發表學術論文。

　　“現在一流的物理學家在做三流的物理學課題。100年前，三流的物理學家都可以研究一流的物理學課題。”請戰書的起草人金鑫，套用量子力學創始人之一狄拉克的話來詮釋自己的觀點，“當下物理學中未被發現的新領域是有限的”，“100年前，當知識和技術積累到一定階段，物理學家只要找準了目標和方向都會有所突破”。

　　在汪建看來，基因組科學正處于臨界狀態，只要方向選對又肯努力，即便是本科生也會有所成就。

　　記者觀察：“不拘一格降人才”，我們呼喚了太多年;“不拘一格用人才”，我們忽視了太多年。敢用年輕人，善用年輕人，華大基因的用人之道，是面向傳統機制體制進行的改革，更是對于創新規律的遵從。

　　一群沒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學家

　　趙柏聞的故事打動了比爾·蓋茨。

　　“我沒見過像華大基因這樣，很多人沒上過大學，就去做基礎研究，而且做得這樣出色。”這位在過去二三十年里改變了人類生活方式的天才，對于華大團隊贊不絕口。

　　這種贊賞之情一個月后尚未散去，以至于他提起筆來，給萬里之外的汪建寫了一封信：“華大成立以來，在基因測序、基因組學和生物信息學方面取得的成績，讓我印象深刻。”

　　“趙柏聞高中沒讀完就來了，現在負責生物信息分析，手下光博士就有好幾個。”在汪建看來，“今天，很多大學是為了學院和教師設的，不是為了解決人類的問題。網絡的出現，讓人們獲取知識變得非常簡單，不一定所有人都要花那么多時間到學校去。

　　重能力不重學歷，在使用中培養，在培養中使用，華大基因聚集了一大批“怪才”——

　　3年前剛滿20歲時，羅銳邦已在《自然·生物技術》上發表論文。有一次，他喝多了酒，拉著王俊：“你是三重傻帽兒。你看，你有學士學位、你又拿了碩士學位、你還拿了博士學位。你看我，現在什么學位都沒有。”王俊不以為忤，反以為榮，“華大基因后繼有人了”。

　　給人才以自尊和自由，最近這些年來，華大基因完成了國際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部分’(1%)、國際人類單體型圖計劃(10%)、第一個亞洲人基因組圖譜(100%)，一群沒戴博士帽的科研人成了科學家。《自然》雜志對此發表社論，題目就是《科學家真的需要博士學位嗎?》

　　在汪建看來，華大基因之所以能取得這樣的成績，一個重要原因是給人才提供了成長的平臺，“國外基因研究還是傳統實驗室模式，一個導師帶兩三個學生，三四年做三四個課題;華大把研究和產業結合，一年光課題就有8000多個，每個人每年怎么也能做七八個。”

　　驕傲歸驕傲，汪建也有煩惱，“李英睿這小子，在北大讀到大二就來華大了。在到畢業的兩年里，他在國際權威期刊發表了11篇論文。我們給他報了一個青年人才項目，沒想到第一輪就被斃了。我們一打聽，原因特簡單，就是沒有博士學位。”雖然搞了一輩子科研，汪建還是想不通，“科研能力和博士論文到底有啥關系”?

　　“不戴博士帽就做不了科學家?”離開中科院的這些年里，他總是不厭其煩地強調，“嗨，我說，能不能把那些傳統的模式，從人們腦袋里清空了?”

　　“缺乏實際練習的機會，缺乏創新能力，很多高校畢業生畢業即失業，這是我國人力、財力資源投入的巨大浪費。”在中科院深圳先進院院長樊建平看來，“幾千只綿羊，不如幾頭獅子。華大基因青年人才就像是獅子，他們不該被一頂博士帽困住。”

　　記者觀察：有什么學歷就可以做科學家?相信很多人都能用一堆故事，證明這是一個偽命題。古今中外的歷史，告訴了我們一個簡單道理：人才是干出來的，不是評出來的。即便從操作角度考量，非要給人才設定一個標準，也不要忘記，給特殊群體一個特殊通道。

　　遵循科學發展規律把基因研究當成頭等大事

　　美國把基因當成生物領域頭等大事的消息，讓汪建按捺不住了。

　　“21世紀是生物經濟時代，基因研究是基礎中的基礎。”按照他的分析，“基因是一門大科學，能夠改變人類的未來”，“如果中國不想掉隊，就要遵循科學發展規律，各方面一起使勁”。

　　為了搶占國際基因研究制高點，中科院研究生院華大教育中心加緊建設，深圳市批準成立的華大基因學院開始運行，華大基因同時承擔國家重任建設世界上數據最大的基因庫。

　　在過去幾年里，華大基因獲得省市科技經費支持約2.9億元，基因組等研究獲得了科技部1.2億元資金支持，但在汪建看來，“從國家層面講，有些相關部委并不認同;華大基因還未獲得體制內院所的同等待遇”。

　　“科研國家隊是正規軍，屬于圈養動物，國家花大氣力支持，我們不嫉妒。我們是游擊隊，屬于野生動物，不出東西可以不理睬。可是，你數數看，我們做了多少事，難道真比圈養動物差嗎?”

　　心情不好的時候，他會想起老朋友，美國海歸博士王曉東，“曉東任所長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中國科研機構體制改革的試驗田，人才考核和待遇方面國家開了口子。對于我們這支由本土青年人才組成的基因研究團隊，國家理應給予同等關照”。

　　在期盼“同等待遇”的日子里，華大基因副院長徐訊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研究熱門領域的，通過人才評價的幾率很大”，他不無苦惱，卻也無可奈何。

　　在安慰這位得力助手時，汪建表示，“不發槍，不發炮，不發沖鋒號，照樣打得敵人滿地跑。這事別往心里去”，同時，他也感慨，“這不僅是一個人才評價的事兒，更關乎中國未來發展。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戰略科學家。”

　　他談到了美國老布什政府的例子，“當年，老布什布局未來產業時，投了三四十億美元。幾十年過去了，你猜回報是多少?一萬多個億。你再看看國內，我們評選了那么多人才，投資了那么多產業，1∶100的回報有多少?1∶10的呢?”

　　對于“科學流行界”的說法，深圳光啟研究院院長劉若鵬深有同感，“不少所謂的專家，對于新的研究領域并不了解，就開始議論你，給你歸類，否定你。對于一些比較熱門的領域，你在做什么，已經做了什么，還要做什么，他們沒有調查，就做出了肯定的結論。這對于中國的未來是不負責任的。”

　　汪建認為，華大基因做到了“闖蕩江湖”，“我們越來越相信，基因能夠改變未來。希望相關部門放下既得利益，不要讓固有體制困住人才的手腳”。

　　記者觀察：支持誰，否定誰;先支持誰，后支持誰。相信，老布什政府的故事，能給我們以啟示了。在科研領域做出這樣的決定，自然應該遵循科研自身規律。這是人才價值的評判問題，更是國家未來的走向問題。明白了這件事，現行評價中的種種不公，自然早該歇歇了。人才是在合適的環境中干出來的。優化環境，人才就會不評而出。我們很高興地了解到，國家973計劃已經設立專題支持35歲以下青年科技人員申請基礎研究項目。“小人物”正在得到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