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面臨“提質”難題

如果是幾年前，汪琦的處境也許會和現在迥然不同。

今年9月，剛剛博士畢業的他，進入某原“211工程”高校的博士后流動站，成了一名博士后。然而在讀博之初，汪琦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走這一步。

“那些年，我覺得讀到博士已經足夠了，再做博士后沒什么必要。但沒想到等我畢業時，這好像成了一個大趨勢。”汪琦有些感慨地說，“沒趕上之前的那個時候吧。”

這種時過境遷之感，深圳大學一位正在求職的博士后也有。他到一所地方高校投遞簡歷，卻被該校某院長告知：“我們不要深大的博士后。”

一方面，做博士后已經成為很多人眼中的“趨勢”；另一方面，博士后求職也似乎變得不像之前那樣“風光”。博士后究竟怎么了？

從“寬松”到“穩定”

1985年，在李政道等科學家的倡議下，我國正式建立了博士后制度。兩年后，正在考慮自己前途的年輕“海歸”龔克經過慎重思考，申請了清華大學的博士后。

多年后的一次采訪中，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他向《中國科學報》講述了作此決定的理由——

“最吸引我的還是博士后制度的靈活性。因為博士后有兩年工作時間，之后雙方可以雙向選擇。也就是說，這一制度給了我選擇多條發展道路的機會。”龔克說。而且，他當時不知道自己能否適應清華的環境，做博士后給了他某種意義上的“寬松環境”。“我能用兩年時間驗證自己是否適合在這里做研究。不適合的話，兩年后我就可以走了。”

然而，不同于龔克的這份“灑脫”，當汪琦選擇未來的出路時，“博士后”對他的意義已經完全不同了。

“現在感覺，博士后更像是找到好工作的‘標配’。”他說，特別是如果想在比較好的高校或科研院所就職，博士后經歷往往會成為“必要條件”。

在2021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沈文欽通過對千余份國內博士畢業生履歷的調查發現，在排除論文發表、畢業院校、學科等因素后，相比沒有博士后經歷者，有博士后經歷者進入精英學術機構的可能性要高得多。“這說明如果希望進入更好的學術機構工作，選擇進入博士后崗位是明智的。”

“如果說博士后制度設立的初衷是為博士提供一段進入科研領域的‘過渡期’的話，現在的博士后似乎更像是一塊‘敲門磚’，這導致很多博士后入站的目的并不純粹為了科研，而是有了更強的‘功利性’目的。”受訪時，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高校學者表示。

對于所謂“功利性”的說法，即將出站的鄭州大學在職博士后龐育陽并不很贊同。他告訴《中國科學報》，與其說出于“功利性”，不如說很多博士后的選擇是基于現實的考慮。

“比如，初入一所高校，無依無靠，最好的方式便是以在職博士后的方式進入某個團隊，并尋找一位‘大咖’作為合作導師。”龐育陽說，更重要的是，搞科研、帶學生不能沒有經費支持，而博士后可以給青年科研人員申請基金提供更多機會和途徑。“對于一名年輕的科研人員來說，這些問題都很‘實在’。”

不論是“實在”還是“功利性”，有一點是所有受訪者都承認的——在當下的新形勢下，博士后對于一名科研人員的最主要意義，已經不再是提供一個“寬松環境”，而是變為通向一個穩定職位的重要方式。

“指揮棒”的影響

造成上述改變的重要原因，是近幾十年來，國內博士生規模的快速擴充。

就在龔克學成歸國后的第二年，全國博士生的招生數量為3262人。而據教育部發布的《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20年全國畢業博士生數量為6.62萬人，2021年畢業博士生達到了7.20萬人。

“目前來看，至少在高端科研機構以及高校領域，博士生的就業市場早已經從‘賣方市場’轉向了‘買方市場’。”受訪時，華南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東風說，這帶來的后果便是博士后往往迫切希望在出站時能留在其所在單位，而所在單位卻需要在眾多博士后中，挑選出最優秀的那個。

于是，“如何挑選博士后”成為了一個重大問題。這個問題又如同指揮棒一樣，左右著博士后的整個在站生涯。

從教多年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英劍不僅擔任博士后合作導師，也主持過多次博士后的出站答辯。在他的印象中，在博士后流動站，老師們似乎還將博士后當成“學生”。

“這不僅體現在一個簡單的稱呼上，還蘊涵很多內容。”郭英劍說，比如，人們在評價博士后的工作成績時，所看重的依然是其某篇論文能否通過，以及究竟發表了幾篇論文、發在什么檔次的期刊上，而不去關心博士后相關研究的創新意義究竟在哪里。

在郭英劍看來，“博士”與“博士后”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需要拿學位的，而后者則沒有這個要求。這意味著博士后在追求科研項目的創新性方面具有天然優勢，而博士后立足于科研的定位，也決定了人們對此有著更高的要求。“但現在的情況是，即便對于博士后的出站考察，大家的關注點也更多停留在他們的論文發表情況上。”

對此，華中科技大學教育科學研究院副教授張洋磊向《中國科學報》表示，精細化的量化評價體系模糊了博士后質量保障的內在目標。

在一篇文章中，張洋磊寫到，技術化治理通過“指標+評價”的形式，構建了一套質量量化系統，同時也構建了一套“事實判斷唯一”的標準，將質量內涵、學術產出、成果數量三者混淆，造成部分博士后以項目、論文為王的“內卷化”狀態。

作為在站博士后，汪琦覺得這些問題的背后，還有一些更加“實際”的原因。

“在博士后階段，每個人的研究方向并不相同，而且‘隔行如隔山’，即便同領域的人，只要方向稍微偏一點兒，就可能看不懂彼此的研究內容。更何況博士后的最終考評者有時還不一定是同領域專家。此時，能夠作為參考指標的也就只剩下論文發表的數量和檔次了。”汪琦說。

三種解決思路

在記者采訪過程中，多位受訪者均表示，目前我國已經到了一個在穩定規模的同時，提升博士后培養質量的階段。比如李東風便直言，日益擴大的博士生招生規模，無形中降低了博士畢業生的整體質量，進而影響了博士后群體的質量，這是一個需要認真面對的問題。

“我們對于博士畢業生的一項要求是要具備獨立從事科研的能力。但無須諱言，目前很多博士畢業生并不能完全做到這一點。”李東風說，這也是部分博士后創新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早在2015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交通大學教授鐘章隊就曾遞交了一份關于提升博士后創新能力的提案。在這份提案中，鐘章隊提到，目前我國博士后進站人員不夠優秀，博士后崗位很難招到優秀的人才。

一方面是進站博士后的質量并非完全盡如人意，另一方面則是現有的質量考評體系并不能完全激發其科研創新能力。對于這樣的矛盾，是否有破解之道？

采訪中，記者聽到了三種解決思路。

其一是通過制度調整，著力在入口端選拔出一批立志于科研，同時具有相當科研能力的博士后，并對其進行長周期、“特區”化的培養。

“這有些類似于碩-博一體化或本-博一體化培養。簡單地說，就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盡最大可能集中力量發掘和支持一部分相對來說更具潛力的博士后群體。”張洋磊說。不過他也承認，這僅僅是一個“個人想法”，究竟有多大的可行性并不可知。

其二是通過放寬博士后入站的年齡限制，吸引更多有能力的博士入站。

據了解，目前國內高校博士后入站的最高年限一般不超過35歲，而國內高校博士畢業的平均年齡約為33歲。“也就是說，一名學生要想正常入站，就不能在從本科到研究生的學習過程中有大的停頓，否則很容易‘超齡’。”郭英劍說，這也導致很多在他看來足夠優秀的博士生，僅僅因為其年齡“超標”不能進站。

然而，要改變博士后入站年限，并不像表面看起來那么簡單。

汪琦告訴《中國科學報》，很多學校之所以規定35歲的年齡限制，是因為按照一般兩年的在站時間計算，如果博士后的入站年齡過大，就很可能導致其在出站時已超過某些科研基金的申請年限。“對于高校或科研院所來說，招聘一位不能申請基金的人員是很不‘劃算’的。”

其三是借鑒某些創新性的科研合作模式。

去年，中國科學院西安光機所研究員徐耀由于要進行一項圍繞化學鍍膜的研究，便從高校中招聘了一位博士畢業生。只不過，他的身份并不是“博士后”，而是“特別研究助理”。

“這兩者是有很大區別的。”徐耀說，相比于很多博士后對于項目、論文的“執著”，特別研究助理往往是課題組在開拓某些新研究方向或進行學科交叉的過程中，有針對性招聘的具有一定專業特長的人員。“他們的任務是面對課題組并不熟悉的新領域，從事創新性研究。說得再直白些，這些特別研究助理的工作不是‘發論文’，而是‘做研究’。”

對于這種模式，徐耀非常贊賞。甚至在他看來，該模式其實更契合“博士后”的原本定位。不過他也坦承，鑒于特別研究助理相對多樣化的工資來源結構，以及高校與科研院所的不同現狀，這項誕生于科研院所的制度，短時間內難以被高校引進。

去企業迫不得已？

除了“研究員”外，徐耀還有另一重身份——寧波甬安光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

2017年，徐耀帶領幾位研究人員開始了創業之旅。如今，他的企業辦得有聲有色，卻一直沒有招聘博士后。原因很簡單：他的企業并沒有申請到博士后工作站。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0月，我國已在所有“雙一流”學校以及國家重點科研院所設立博士后流動站3352個，在大型企業、科研型事業單位、經濟園區設立博士后工作站3874個，設站單位涵蓋了所有學科領域和國民經濟主要行業。

在徐耀看來，博士后流動站與博士后工作站的比例看似大體相當，但考慮到企業與高校的不同數量對比，博士后工作站的數量依然需要提升。

更重要的是，在博士后的培養中，企業博士后工作站發揮的作用是高校博士后流動站難以取代的。

“企業博士后的研究當然要面向應用，這在博士后培養中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可以讓他們放眼看世界。”徐耀說，這一點很多博士后并不能做到，他們僅僅將目光局限在本專業的狹窄領域。要知道，日益龐大的博士后群體不可能僅僅由高校和科研院所消化。未來，他們中的相當一部分一定會走向企業。

他還告訴《中國科學報》，由于企業科研更看重實際效果，而非論文發表，因此能在很大程度上彌補目前高校博士后在出站標準上的某些缺陷，從而反向影響博士后在站期間的科研活動，使其更“接地氣”。

然而遺憾的是，受種種因素影響，目前已經開設博士后工作站的企業，很多都面臨著“招生不足”的問題。

根據福建省三明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工作人員羅梅芳在一篇論文中的統計，截至2021年，三明市共有7家博士后工作站。建站以來，該市累計招收博士后19人，出站14名。目前在站博士后5名，3家工作站處于空站狀態，空站率達 42.8%。

受訪時，汪琦并不諱言在選擇博士后單位時，沒有將企業列入自己的考慮范圍，“覺得自己的研究還是更適合于去高校”。不過他的同學和朋友中，的確有人選擇做企業博士后，原因是“博士期間接了太多橫向課題，自己的研究沒有堅持下來，最后只能去企業了”。

此外，在國家層面，目前在申請成立博士后工作站的基本條件中，對于企業的規模做了嚴格規定。

今年4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通知指出，自2022年起，不再統一組織博士后工作站新設站評審，而是按照“條件控制、科學評估、動態管理”的方式，靈活、高效、便捷地開展新設站備案工作。在該通知附件所列出的“推薦條件”中，包括“近三年入選中國上市公司市值500強、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等國內外知名榜單的高新技術企業”，以及“上年度營業收入在4億元以上的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

對此，徐耀坦言，對申請設立博士后工作站的企業規模進行一定的審查是必要的，但首先要考慮的應該是企業性質，特別是在我國科技型創業企業越來越多、水平越來越高的大背景下，應該將企業規模的“門檻”降低。

“以我個人的經歷為例，我原本就帶了很多碩士乃至博士生，如果能招入一些博士后，自認為是不會‘埋沒’他們的。”徐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