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中的“二次滅絕”大量生物標本面臨“生存”危機

　　 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史密森學會一個房間中，Ricardo Moratelli正在研究數百只死蝙蝠——它們的翅膀整齊地折疊著。Moratelli在排成一列列的像執行任務的轟炸機隊列般的標本中間有條不紊地工作著。每只蝙蝠的右膝關節處都系著一個標簽，告訴Moratelli它們是在何地于何時被何人收集到的。一些標簽已經隨著歲月變遷而泛黃，它們標志著那些蝙蝠是在1個多世紀以前被收集的。Moratelli選擇了一個體形小而結實的長著深色翅膀和華麗金色毛發的蝙蝠，并把它放在掌心。

　　對于沒有經過訓練的眼睛來說，這只標本和其他的看起來沒什么不同。但在史密森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做博士后的Moratelli卻看得出掌心的標本是一種新物種。它在1979年2月采集自安第斯山脈西山的厄瓜多爾森林。這是一只接近成年的雄性蝙蝠，它曾等待了數十年才等到了像Moratelli一樣的行家辨認出其獨特之處。Moratelli把它命名為Myotis diminutus。但在給它命名之前，他需要先收集其他的測量數據——對顱骨和顱后骨骼的精確測量。總體上，他已經研究了全世界18個收藏點的3000多只其他蝙蝠。

　　就全世界來看，自然歷史標本包含了成千上萬種仍待辨認的物種。事實上，今天的研究人員從數十年來收藏的標本中篩選出的新動植物物種比他們通過調查熱帶雨林和偏遠地帶收集到的新物種標本更多。約有3/4新命名的哺乳動物都來源于自然歷史收藏。由于藏在抽屜中、忘在罐子中或是被誤讀、未加標注等原因，它們有時在長達一個世紀或是更長的時間內均未得到辨認。

　　“現在收藏的大量樣本資源仍然未被辨認出。”紐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哺乳動物館館長Robert Voss說。由于新技術的發展和數據庫的建設，這些收藏品的價值越來越珍貴。通過DNA序列分析、數字登記及其他先進手段，現存的收藏品可以以新的方式帶來新發現，揭示出更多地球生物物種多樣性，并探索它們生存了多久之后消失。

　　但是這些收藏品卻面臨衰敗的危機。當很多研究機構因為經費大量削減掙扎在生存線上時，一些收藏品正在被忽視、損壞或丟失。而且研究這些樣本的科學家同樣面臨生存壓力。

　　管理人才流失

　　“這是我們知道的所有存在過的生物。”俄克拉何馬州立大學Sam Noble博物館主任、曾任美國哺乳動物學會理事長的Michael Mares說，“如果你想研究吉隆坡或是三四十年前的一些哺乳動物，只能借助收藏的標本。”

　　1758年，Carl Linnaeus試圖用出版《自然分類》百科全書對大自然歸類——這一工作今天依然在繼續，全球目前有將近8000種自然歷史收藏品。僅美國就有約10億件標本，而全球相關數據可能達到30億件。各個機構平均展出的僅是1%或是更少的收藏品，其余的數十萬件標本都被編號并藏在公眾無法看到它們的其他地方。

　　其余的收藏品則由專門的經理人員和館長監管，他們主要是描述物種的分類學家和研究生物體之間關系的系統分類學家，但是這群管理人員正在逐漸減少。以伊利諾伊州菲爾德博物館為例，2001年，該館有39位館長，而現在只剩下21位。現在該館沒有魚類館長，而魚類是存在巨大生物多樣性的物種之一。而全球館藏最豐富的兩大博物館——無論是菲爾德博物館還是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都僅有一位鱗翅目昆蟲學家，盡管兩大博物館的館藏均包括數十萬種蝴蝶與飛蛾標本。與此類似，美國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的館長人數也在迅速下降——從1993年的122人下降到2014年的81人。

　　這種下降不僅限于美國。“英國也面臨同樣的局面，甚至更糟。”英國自然科學收藏協會主席、倫敦霍尼曼博物館館長Paolo Viscardi說。通常，一家博物館會調整雇員，把3名或4名館長換成一名收藏經理，有時配一名助手。這位經理要負責從現代藝術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

　　而自從2008年經濟危機之后，很多機構都只能依靠削減后的預算運行。一些博物館把大量的研究撥款用于分子技術等科學領域，因此這些研究比大多數傳統的分類學研究得到了更多的經費支持。來自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的Scott Schaefer說，很多博物館強調教育和娛樂功能，卻減少了館長職系人員。他表示，2008年以來，他已經經歷了很多自然歷史博物館發生的重大轉變。“它們從作科學研究轉變成了簡單地講述科學故事，和沃爾特迪士尼公司把科學當作一種娛樂手段一樣。”他說。

　　漫長的等待

　　由于館長在流失，真正有價值的樣本也因為疏忽或意外而消失。2010年，一場大火吞噬了巴西圣保羅布坦坦研究所8.5萬件蛇標本以及約計4.5萬件蝎子和蜘蛛標本。

　　“在很多國家，大量收藏品正在減少。”Mares說，“如果一種收藏品在減少，沒有人會認為它還可以作為一類標本。”他表示，如果博物館負責人指出其中的問題，行政管理人員可能會清除掉該系列的館藏。“這太危險了，它們只有通過隱藏的方式繼續存在。”

　　博物館人員和研究人員對此有一個專門的說法：分類學障礙。他們面臨的分類學障礙之一就是時間的滯后，即一件新標本發現和鑒定時間之間的間隔期。目前的平均滯后時間是21年。

　　現在尚不清楚時間的滯后性是否還在增加，但經常比平均時間延伸得更長。1856年，美國海軍軍官Henry Clay Caldwell在薩摩亞島發現了一個大型的以水果為食的蝙蝠，這件標本現藏于賓夕法尼亞州費城德雷塞爾大學自然科學研究院中，這項發現的細節描述非常少：只有在一個盒子上的褪色手寫描述，以及顱骨和已變色的皮膚。2009年，史密森學會的哺乳動物館長Kristofer Helgen把這只蝙蝠的頭部放在燈下觀察才發現它是一種未知物種。在距離發現其150多年之后，他把這個標本歸為狐蝠屬——薩摩亞小狐蝠。該物種現已在薩摩亞島絕跡。

　　Moratelli已經描述了6種蝙蝠，還準備描述另外的其他8種蝙蝠，這些蝙蝠都是他在收藏品中發現的。這些收藏品從收集到辨別的間隔期最短為29年，最長的是111年。

　　研究人員表示，分類工作對于了解生物多樣性以及它們如何受到威脅方面的研究至關重要。“我們現在正處于生物多樣性危機的中期，以收藏品為基礎的研究機構在記錄生物多樣性方面發揮著獨特的作用。”紐約州立大學環境科學與林業學院院長和分類學家Quentin Wheeler說，“如果僅知道10%~20%的物種，我們在發現環境變化中就處于不利地位。”

　　數字化難代替

　　博物館人員和收藏家面臨的威脅反映了數十年來科研方面的相關變化。隨著分子生物學變得炙熱，資助機構和高校對鳥類、爬蟲、植物學分類工作人員的撥款越來越少。新的物種依然要被歸類，但是工作由誰做？

　　“非分類學領域卻從事分類學工作的人越來越多，因為沒有那么多分類學專業的人士做這些工作。”Wheeler說。取而代之的是，這項為新物種命名的工作落到了遺傳學專家、動物行為學家和其他沒有經過分類學訓練的科學家手中。“越來越多的生物學家不得不為新物種命名，或是把工作擱置在那里。”

　　然而，這件工作需要審慎地為生物多樣性編目以及保護瀕危物種，已經為30多件收藏品命名的Helgen說。“每一次我為一個新物種命名后”，他說，“人們就開始思考更多關于它的故事；嘗試更多地了解它；并把它列入瀕危物種名單。”

　　即便博物館收藏品和研究它們的工作人員面臨各種問題，相關工作依然有一些亮點。加利福尼亞科學院正在招收館長并擴大其館藏。今年，該院將獲贈150萬件象蟲科標本，這來自一群希望匿名的科學家的饋贈。

　　一些博物館還在嘗試與更廣泛的公眾群體溝通，對收藏品進行數字化，并讓它們更加易于與公眾接近。“這是史密森學會正在推動的一項大工程。”該學會代理科學副秘書長John Kress說。他表示，當項目完成后，約有500萬件植物標本數據庫的標本將會被掃描，其中最古老的標本可追溯到1504年。而加州科學院也在和谷歌公司合作，把相關收藏品和其他識別信息上傳網絡。

　　數字化工作將讓這些收藏品更加容易被研究人員和其他非專業分類學者看到。但是專家表示，數字化不能替代物理收藏發揮的重要作用，因為并非所有數據庫都包括關鍵的數據，如所有標本的三維掃描，讓研究人員遙控測量其身體構造。

　　專家表示，在一些情況下，原始標本才是科研的最佳選擇，但很多公眾或是資助機構都不了解這一點。一些科學家還從收藏品中看到了新物種識別和研究生物多樣性以外的其他用途。如火奴魯魯的Bernice Pauahi主教博物館就收藏了數百萬的蚊蟲標本，它們可以告訴病毒學家通過蚊蟲傳播的病原體的發展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