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可真：“知性學者”難于知識創新

　　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其宗旨在于追求人的發展過程中知、情、意的互相協調，以實現三者相互協同的和諧發展。

　　■周可真

　　在中國古語中，“學者”一詞原是相對“教者”而言。《禮記·學記》有云：“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這里“學者”指學生，“教者”指教師。這說明，“學者”原本是一個教育學名詞，但后來它也常被用來指稱在學術上有一定造詣的人，于是，“學者”就成為一個兼有教育學和知識論雙重意義的名詞。

　　究竟是在教育學意義上還是在知識論意義上來使用“學者”一詞，這是一個關系到運用什么標準來評價和要求學者的重大問題。如果是在教育學意義上來使用“學者”一詞，則按孔子的教育理念，學者的為學是要達到“知(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的人格完善境界，據此就應該從“智”“仁”“勇”三個方面來全面評價和要求學者。如果是在知識論意義上來使用“學者”一詞，則評價學者的標準就是學術標準，而且也只是學術標準，即只看學者的學術造詣(掌握知識和創造知識所達到的程度)如何，從而也只要求學者不斷提高認知能力和提升認知水平以掌握和創造更多的知識。

　　應該說，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實行義務制教育的現代國家，無論是在何種意義上，被稱為“學者”的人或群體總是同學校和學校的教育聯系在一起的。學生固然是如此，大凡在學術上有一定造詣者也都是上過學，接受過一定學校的教育的人。這種客觀現實的聯系表明，“學者”一詞的基本意義是教育學意義的，其知識論意義是基于它的教育學意義。但是，在當今中國，人們卻是離開了其教育學意義，只是在知識論意義上來使用“學者”一詞，相應地，人們評價學者的標準也只是學術標準。從心理學角度看，單純以學術標準來評價學者，也就是撇開學者作為一個現實的人所具有的心理要素中情感和意志方面的因素，孤立地看待其認知因素，從而片面地只是從認知方面來評價和要求學者，由此導致抑或迫使學者不得不單向度地從認知方面去發展自己——這種“單向度的人”可以稱為“知性學者”。

　　盛行于當今中國的“知性學者”概念和相應的學者評價方式，事實上是作為一種學術文化直接地影響了中國學術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知性學者”。這些“知性學者”尤其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學校，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中國教育的發展，特別是高等學校的“知性學者”，不僅其本身屬于教師群體，而且中小學的教師也都是由其培養出來的，故這些“知性學者”的人格特點和價值取向更是直接地影響了整個中國的教師群體的教育觀念和行為方式，使中小學的素質教育難以真正落到實處——因其培養的人才也和他們一樣是“知性學者”或“準知性學者”，這類人才到教育領域實難奉行素質教育理念，倒是易于甚至習慣于按“知性學者”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方式來行其“知性教育”之事。

　　筆者在《知識創新路別走歪了》(《中國科學報》2013年7月30日)一文中，曾發出 “轉變知識觀念”的呼吁，主張“以追求文明的全面發展的文明知識觀，來代替單純追求智慧和精神文明發展的自由知識觀和單純追求事功和物質文明發展的實用知識觀”。本文則進一步呼吁“學者”概念向教育學的回歸，主張吸取孔子的教育理念和現代心理學的成就，將“智”“仁”“勇”與現代心理學所講的認知、情感、意志三種基本心理形式聯系起來，把孔子的教育理念理解為教師通過自己的教育活動，使學生在認知上達到“智”，情感上達到“仁”，意志上達到“勇”，據此將包括學生在內的一切學者的為學過程本質地理解為人的心理全面發展的過程，進而主張批判地繼承孔子“智”“仁”“勇”的概念，使“智”成為依據客觀事實來判斷真偽的現代科學理性，“仁”成為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來判斷善惡的現代人文理性，“勇”成為憑借自由意志依法決定行為的現代實踐理性，從這三方面來評價和要求學者。與筆者所謂的“文明知識觀”相對應，如此全面地評價和要求學者的觀念可以稱為“文明學者觀”。

　　筆者所提出的所謂“文明學者觀”，其核心概念是“文明學者”。在心理學意義上，此概念是相對于“知性學者”，故亦可稱為“心性學者”。中國傳統哲學中有所謂“心性之學”，主要盛行于宋明時期，撇開其具體內涵不說，這種傳統的哲學學問也是探討學者原理的學問，并且在總體上是主張“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這里蘊含著孔子“智”“仁”“勇”的教育理念，具有提倡學者心理全面發展的意義 ——這種心理全面發展的學者正可以稱為“心性學者”。盡管中國傳統“心性之學”屬于哲學范疇的心理學，它與現代科學范疇的心理學有本質區別，但它也包含著一些合理的觀念，這些觀念是可以按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通過舍棄其具體的歷史內涵而重新賦予其現代意義而得到“抽象繼承”的。筆者認為，中國傳統儒學中所包含的關于學者心理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和哲學思想，理應得到這種意義的“抽象繼承”。現代心理學證明，知、情、意作為人的心理的三種基本形式，彼此具有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轉化的統一關系。根據這種關系，它們完全可以被理解為同一系統中的三個基本要素，從而按現代系統論的原理，也必然要導致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發展。筆者呼吁用“文明學者”概念來取代“知性學者”概念，其意義正在于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發展。

　　據實說，囿于知識論的“知性學者”概念及相應的學者評價方式，并不能真正起到推動知識發展的作用——至今中國學者的知識創新能力和知識創新成果仍遠不能同西方學者相比，便是鐵證。中國學術界知識創新的總體水平長期低下而至今未見有明顯提升，其原因并不在于“知”本身，而恰恰是在于“情”和“意”!是由于教育界、學術界乃至于整個社會都把眼光聚焦于“知”而就“知”論“知”，指望通過全民的崇 “知”和對“知”的傾力投入來求得知識的快速發展，以至于長期忽視“情”和“意”的因素，對于“情”和“意”的關注和力量投入太少，由此極大地限制和阻礙了人的發展過程中“情”和“意”的發展，從而反過來更極大地限制和阻礙了“知”的發展——這才是中國學術界知識創新的總體水平長期居低不升的真正原因。

　　從知、情、意三者相互作用的系統關系來看，推動知識發展的正能量，其實并不是來自于“知” 本身，而是來自于健康的“情”和健全的“意”。忽視“情”和“意”，乃至對“情”和“意”的發展漠不關心，這就勢必導致人的發展過程中“情”和“意”無法正常和正當地發展，而只能是不正常和不正當地發展，于是人之普遍有不健康的“情”和不健全之“意”也就在所不免。如此一來“知”的發展因缺乏正能量的推動，也不可能是正常和正當的。

　　因此，提倡人的心理的全面發展，是非常必要的。其宗旨在于追求人的發展過程中知、情、意的互相協調，以實現三者相互協同的和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