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學者宣布進行精子基因編輯，曾尋求胚胎項目合作

　　據《麻省理工科技評論》11 月 29 日的報道，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科學家 Werner Neuhausser 對基因編輯技術的科研應用提出了他自己的研究意向，并計劃于幾周內開展實驗。他曾在今年 10 月到訪中國，探索在中國研究胚胎的可能性。

　　Werner Neuhausser 希望，通過 CRISPR 技術對人類精子進行編輯，修改精子的 ApoE 基因，進而減少新生試管嬰兒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風險。Neuhausser 及他的團隊暫未與中國任何組織或個人達成項目合作。同時，他強調在自己目前的計劃中，并不包括嬰兒出生這一目標選項。這位來自奧地利的不孕不育專家仍舊對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持樂觀和開放態度。

　　他預測，在不久的將來，人們會在懷孕前對胚胎進行深入的分析、篩選，甚至使用 CRISPR 技術進行編輯。未來，人們可以在診所完成基因組檢測，并獲得最健康的孩子。“很可能整個體外受精領域的重心將從生育轉向疾病預防。”

　　對于 CRISPR 斷開 DNA 雙鏈進行基因編輯所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該研究團隊選擇了“基因魔剪”的升級版——堿基編輯。該技術由同樣來自哈佛大學的 David Liu （劉如謙）教授開發，這種編輯方法并不需要剪斷雙鏈，而是直接對單個堿基進行更改，進而將可能引入的編輯錯誤風險降到最低。

圖 | Werner Neuhausser （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可就在 Neuhausser 及他的團隊即將開始實驗之際，12 月初，美國生命科學界收到一則消息：特朗普政府要求受雇于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科學家停止獲取新的人類胎兒組織用于實驗。NIH 官員表示，禁令直接影響到 NIH 的兩個實驗室，并且其中一項關于艾滋病病毒最初如何在人體組織中“定位”的研究更是直接被中斷。

　　這一禁令的催化劑顯然是最近公布的基因編輯嬰兒事件。基因編輯嬰兒的誕生迫使整個學術共同體直面胚胎編輯問題。在 11 月 29 日于香港舉辦的第二屆人類基因組編輯國際峰會上，多名學者一致表示，現在正是為胚胎基因編輯臨床試驗制定嚴格、負責任的轉化途徑的關鍵時刻。

　　有所為，有所不為

　　隨著人類將基因與性狀聯系起來，越來越多的疾病開始被認定為基因遺傳疾病。目前已經確定的單基因遺傳疾病超過 6600 種，并以每年數十種的速度遞增。在人群中，大約每 10 個人就有一個人攜帶了至少一種單基因遺傳疾病的致病基因。

　　但攜帶不等同于致病，對于一些常染色體隱形遺傳疾病來說，當父母雙方均攜帶有致病基因，孩子就有可能患病。這種巧合是不幸的，人們希望用科學的工具進行“糾錯”，改寫生命，而 CRISPR/Cas9 就是這樣一種可以對基因進行編輯的強力工具。

　　識別目標序列，進行 DNA 雙鏈切割，憑借精準的切割和低廉的成本，近年來 CRISPR 成為基因編輯技術的主流，幾乎席卷整個生物界，被應用于農業、醫療、臨床等方方面面的前沿研究中。

　　但 CRISPR 并不完美。精準的識別和切割并不意味著完美無瑕，脫靶效應使這個過程變成了一個“黑箱”，在 CRISPR 的“作業”過程中，會發生什么，編輯效率會是多少，誰也不知道。

　　不僅如此，人類雖然在不斷的認識自我，但從未做到認清自我。我們遠比自己想象的更復雜，絕大多數情況下，基因與性狀并不是一一對應的關系。這就意味著任何一個基因的增或缺都可能有著意料之外的影響，牽一發而動全身，因而在有萬全的把握之前，沒有人愿意、也不敢拿人“賭一把”。

　　即使是顧慮重重、飽受爭議，但基因編輯這項技術卻是真實且具有價值的。更不可否認的是，這項技術最終會被應用于人類。

　　事實上，人類已經開展了體細胞編輯的臨床試驗，2017 年 11 月，美國完成了首例人類活體基因編輯實驗，目標是治療一種叫做“亨特綜合征”（Hunter syndrome）的代謝性疾病，這是一種由于基因突變導致的遺傳性疾病。而就在 一周前，美國 FDA 又通過了另外一項關于先天性黑朦病患者基因編輯的臨床試驗。

　　與在體細胞基因編輯方面形成開放的共識不同，生殖細胞一直是一個頗具爭議的話題。對生殖細胞進行基因編輯，意味著這種修改將會隨遺傳信息傳遞給下一代。

　　Werner Neuhausser 和他的團隊希望通過 CRISPR 技術對精子中的 ApoE 基因進行編輯的研究實驗計劃正是在此時一片批判聲中進行著準備工作，預計將會在幾周后展開實驗將用到來自波士頓 IVF（這是一個大型的國家生育診所網絡）的精子，該項目最終將不會有胚胎或是嬰兒產生。這項實驗的目標是基于之前的研究發現，ApoE 基因與與阿爾茨海默癥的患病風險高度相關，遺傳了兩個高危拷貝的人，最終患有阿爾茨海默癥的風險高達 60%。

　　造物？or 救世？

　　相比于技術上的不完善，道德倫理、社會公平等問題則顯得更為棘手，甚至面對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給出確切的答案。

　　在技術成熟之后，我們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將是：一部分掌握技術的人是否有資格代表全人類做出選擇，修改人類基因庫？沒有人可以預見這種基因修改在演化的漫漫長河中意味著什么，況且即便可以預測，也沒有個人或團體能夠承擔這份風險。

　　目前，基因編輯根據目的可以劃分為治療和增強兩類，通俗的講，可以將其比喻為“救世”和“造物”。對于罕見的嚴重遺傳缺陷，如果不對患者基因進行遺傳修正，新生兒面對的很可能就只有死亡這條路，這是一類目的為治療或避免疾病發生所進行的基因編輯。而另外一類被稱為增強的方法則是對性狀的升級，讓下一代跑得更快、身體更健康、智力更高，可以說是用科技制造一個 Superman。

　　對于前者，學界的態度是謹慎但值得考慮的，但對后者就沒有那么寬容。對于這種嚴厲的態度，人群中不禁發出這樣的疑問：如果基因編輯可以使人生“更完美”，那為什么不可以做？

　　針對這一疑問，回答卻是另一個問句：誰會先用到這種“完美”的工具？換句話說，目前持激進和支持態度的人，會是可能享受到這種科技“福利”的人群么？

　　對后代進行基因編輯，考量的實際上是孩子背后父母的財力與權力，如果這一問題不加以限定，未來很可能形成“富人靠科技，窮人靠變異”的滑稽局面，如果基因多樣性帶來的幸存者偏差最終也被消磨掉，社會公平與平等將會有新的定義。

　　父母總想給孩子最好的，但孩子會認同這種“好”么？與可以被賦予特定性狀的物件、游戲、甚至設定都不同，嬰兒同樣是或者也將會成為一個具有獨立人格的思考者。那么他人是否可以為他做決定，更何況是一個將會伴隨一生、決定了整個游戲規則的決定？

　　爭論的價值

　　當然，技術的發展就是為了應用，換句話說，在基因編輯技術出現之初，基因編輯嬰兒的出現就已經可以預見，不過是早晚的事情。

　　但恰恰這個時機的問題，包含了對技術的完善、倫理的討論等方方面面的考量，其中決定“可以做而不去做”的重要一點，就是對規則的認同。

　　鋒利的刀刃既能救人也能傷人，而手持科學這把利刃的勇士則需要有更堅定和完整的心智。在科幻故事中，科學怪人甚至可以將致命病毒與流感病毒編輯在一起完成自己的瘋狂目標，現實中這將是難以想象的災難。而目前人類之所以得以安寧，正是因為科學家們堅守心中的底線。

　　而此次基因編輯嬰兒事件的發生，必將會給整個生命科學界帶來一股強力的沖擊。短期內人們對于基因編輯的態度可能會變得更為嚴格甚至抵觸，社會上也可能引發相關的爭論。也許某一天，此時的某些觀點最終被證明是錯誤的，但這個辯證的認知過程是永不應該被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