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大科學：中國戲份越來越重

美國通用原子公司科研人員來合肥參與實驗項目。周發根攝（資料圖片）

國外學者與我國合作的意愿更強，人才的雙向互動也更加頻繁

耗資約6億美元的美國開普勒天文望遠鏡發現地球“表親”的消息曾經刷爆朋友圈，殊不知，中國科學家對開普勒項目也有貢獻。

LAMOST（郭守敬天文望遠鏡）運行和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趙永恒研究員介紹，合作雙方主要在技術上進行互補，開普勒項目的目標是探尋系外行星，LAMOST利用自身在光譜獲取上的優勢，為美方提供系外行星的母星（恒星）的基本情況，比如質量、組成物質等基本參數，目前已經合作產出不少成果。

在趙永恒看來，天文學領域一般不涉及經濟和商業利益，因此保持了較高的開放性，國際合作的項目相對也比較多。目前，利用LAMOST光譜數據發表的論文，已有相當一部分來自國際合作。

除了天文學，從生命科學到核能利用，從大洋鉆探到全球氣候變化，從高能物理到空間科學，在這些投資強度大、多學科交叉、需要昂貴且復雜的實驗設備的重大國際合作項目中，中國科學家的身影越來越多。

據了解，國際大科學計劃合作主要分為三個層次：科學家個人之間的合作、科研機構或大學之間的對等合作以及政府間的合作。

趙永恒介紹，過去一般都是我國學者到國外學習、觀測、研究。近年來，隨著我國科研水平的提升、大科學裝置的陸續建成，越來越多的國外學者正積極尋求與我國合作，人才的雙向互動也更加頻繁。

實驗地點位于我國大亞灣核電站，由中科院院士王貽芳領銜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就是一個大型國際合作項目，研究團隊由來自世界7個國家和地區的40個機構組成，其中主力是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位于美國長島的布魯克海文國立實驗室也在其中擔任重要角色。

由組織者協商分配科研任務，研究成果全員共享

在一項大科學計劃中，如何分配任務和協調各自工作？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等離子體物理研究所應用超導工程技術研究室主任武玉介紹，被稱作“人造太陽”的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建設總投資為50億美元，歐盟貢獻46%，美、日、俄、中、韓、印各貢獻約9%。但是在合作中，中國與其它6方（歐盟、美國、日本、俄羅斯、韓國、印度）處于平等的位置，共同領導和推動項目的建設。項目的最高管理決策層是理事會，各方有任何問題都可以通過相應渠道進行反饋。

“因為超導技術是聚變反應堆中的關鍵技術之一，中方承擔的項目多和超導、電源相關，合作形式則主要由組織者把研究項目以采購包的形式分派到各個國家。” 武玉說。

武玉在ITER項目中主要擔任了TF導體采購包（縱場線圈導體采購包）、PF導體采購包（極向場線圈導體采購包）等多個項目的中方技術負責人，他介紹，“目前，我們承擔的采購包進展順利，取得不少成果，包括自主發展了大型超導導體技術，技術和質量體系通過國際組織的評估；在ITER計劃中首次完成大型產品交付，產品實現100%國產化，產品合格率100%。”

王貽芳認為，在高能物理領域，大科學計劃已經有了較成熟的管理模式。以大亞灣中微子項目為例，我們設立了執行委員會、合作組單位代表委員會、合作組全體大會等不同層次的組織，經過討論協商來進行關鍵技術的路線選擇和科研任務分配。

據了解，除了合作研究、專題研討等形式，國家大科學計劃的合作方式很多樣，人員互訪、學術進修、代培研究生、技術轉移……從人才培養到技術交流，大科學計劃并不只是技術攻關，而是全方位合作。

中科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研究員于軍，在上世紀90年代參與并促成了中國科學家參與“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國成為參加該計劃的6個國家之一。在于軍看來，正是以加入該計劃為契機，中國基因組學開始起步、發展并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有科學家在回憶這項與曼哈頓原子彈計劃和阿波羅登月計劃齊名的大科學計劃時講，除了極大地加速了生物醫學研究，它還開啟了科學研究的新方式和組織管理新模式，例如成功領導了來自全球、受不同機構資助的千人以上的科研人員，實現最大化數據共享，對技術發展進行優先排序等。

武玉介紹，ITER項目的一個宗旨是技術共享，在加入ITER之前，1個國家所掌握的一些核心技術可以作為知識產權進行保護，但是在加入之后，由于研究使用的是ITER的經費，那么合同執行過程中所產生的知識產權、研究成果，就是所有國家共享。

有合作也有競爭，參與大科學計劃應“以我為主”

除了國際大科學計劃所指向的科研目標，參與國際合作，對于科研管理、工業制造、人才培養都有很大推動作用。

武玉說，中方的很多技術在項目參與過程中得到了發展。比如超導線、超導電纜的制造此前都依賴進口，但是在參加ITER之后，現在中國生產的超導線可以向世界各地供貨，質量也得到了ITER認證。

在武玉看來，在國際大科學合作項目中，合作要大于競爭。“不是說兩個國家研發同一樣東西，一方一定要強過另一方，因為整個裝置將來的性能不取決于好的一方或者差的一方，所以各個國家只需按照要求做到需要值就可以。”

“當然，這其中也有一些隱性的壁壘，比如，某項產品的設計研發是在研究機構，但是產品最終可能還是由參與國家的某一公司來制造，在制造過程中采用的一些專門技術，公司往往出于商業利益考慮而不愿共享。” 武玉說。

據了解，中國的科學家在參與ITER建設的同時，已開始規劃建設未來的中國聚變工程實驗堆（CFETR）。等離子體所立足開展“以我為主”的國際合作，在科技部支持下已經聯合國內相關單位完成CFETR總體設計方案，目前正在開展預研工作。

趙永恒說，目前，國際上也有不少科學家希望中國可以帶頭來做一些大科學項目。但國際大科學計劃所需要的大科學裝置、所追求的宏大目標決定了這些項目并不是一個國家所能承擔的，如何實現更深度參與、扮演更重要角色，進而領銜大科學計劃，需要我們在資金、人才、管理等很多方面達到較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