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立憲”能否給力高教改革

　　★大學的行政權力過大、學術權力日漸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大學至今還沒有真正的大學章程。大學內部權力配置無章可循，反映了我國大學作為獨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理想很重要，但是對于我國長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關系還是要考量的，僅僅有理想是不夠的。

　　★樹立管用的大學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學章程更管用。思想是大學的天職，學術自由實質是思想自由，沒有觸及思想解禁的“破繭”，其實只破了一半，此問題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動。

　　★大學內部的改革，如果沒有外部的聯動，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門變革的話，大學的改革仍然是一場夢。

　　“有關復旦‘立憲’的事，我是從媒體的報道得知的，學校內部還沒有動員過。”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葛劍雄教授在電話里說。

　　葛劍雄所說的“復旦‘立憲’”，即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去年年底向媒體宣布將制定《復旦大學章程》，相當于復旦“憲章”，以限制校長和其他行政管理者的權力。這則歲末年初很“給力”的教育改革新聞引來各方關注，與此同時，改革也正在復旦大學悄然進行著。

　　“復旦大學學術委員會章程草案已經都發給了現任的學術委員會委員，要求在1月15日之前反饋意見。至于學校章程的日程表還不清楚。”葛劍雄剛從外地出差回上海，還沒來得及仔細研究發到他手里的學術委員會章程草案，“修訂好章程后，學術委員會就要換屆了，校長希望行政領導退出學術委員會，從而給學術委員會在學術問題上更多的發言權。”

　　復旦BBS上也轉載了復旦“立憲”的新聞，不過截至發稿時只有唯一一個直接評論該事件的跟帖：“校長能自我限制權力，心胸要贊的，如果真能做到依法治校、民主治校，必將名垂校史。”

　　的確，復旦大學在校長帶領下，行政層對自己動刀子，可以說是一個良好的開端。但此舉能否實現既定目標，我們靜觀后效。

　　1999年1月施行的《高等教育法》明確規定，申請設立高等學校的，應當向審批機關提交章程。也就是說，我國高校在成立之初，就應該都有章程。復旦大學將制定《復旦大學章程》何以成為新聞？

　　全國人大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給出了答案：“十幾年前教育部曾邀請我參加研究、制定大學章程的工作，但后來就不了了之了。實際上，我國的大學至今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大學章程。”

　　在《高等教育法》實施12年之后的今天，明確有《大學章程》的不過幾家——2005年12月，吉林大學通過《吉林大學章程》，學校發布消息時稱“率先”在國內高校中推出大學章程；2006年4月，上海交通大學發布并實施《上海交通大學章程》；2008年，華中師范大學的《華中師范大學章程》初稿形成，學校稱正在一定范圍內征求意見，力爭2008年內頒布實施，但后來沒有下文……

　　“這說明，我國大學作為政府附屬機構的慣性依然很大。”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教授陳武元認為，一所大學有大學章程，未必就能說其有自主性，但一所大學如果沒有大學章程，肯定可以說其沒有或很少有自主性；而沒有自主性的大學，是不可能真正實現依法治校的。

　　陳武元告訴記者，在國外很難看到沒有大學章程的著名大學，尤其是歐美大學；在日本，尤其是7所舊帝國大學等國立大學在2004年實行獨立行政法人之前，都先后制定了大學憲章，對大學的學術（教育與研究）、組織、管理運行等作出了綱領性的規定，這是基于對大學法人內涵的深刻理解，也是捍衛大學法人的獨立性所必需的。

　　“大學的章程就好比一個國家的憲法，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憲法，那么這個國家的運行肯定會出問題，大學也是如此。”陳武元說。

　　陳武元甚至認為，大學的行政權力過大、學術權力日漸式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國大學至今還沒有真正的大學章程。“大學內部權力配置無章可循，反映了我國大學作為獨立法人的根基的脆弱性”。

　　中國傳媒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何雪蓮則認為，問題不在于有沒有章程，也不在于章程是否虛設，問題在于大學校長、學院院長想不想作為。

　　“當前政府與大學之間缺乏清晰的權力邊界，大學校長、學院院長的作為空間很大很大，就看你想不想干。就一己私利而言，干，意味著自我設限自冒風險；而維持原狀，則可能八面風光左右逢源。”何雪蓮說，“政校分開、管辦分離是大勢所趨，要維持原狀不可避免楚歌四起，時代將拖著不愿走的人走，復旦大學頭腦清醒，選擇了順應大勢。”

　　從楊玉良的講述中不難發現，劃分和限定各種權力（包括校長的權力）將成為復旦“立憲”的重要內容。

　　“復旦大學起草大學章程，是‘985工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大學征程中的重要步驟，是大學制度建設的重大舉措。”在陳武元看來，只要制定并落實好大學章程，就有可能解決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失衡的問題。

　　朱永新認為，大學有三個權力：學術權力、行政權力、市場權力。

　　“三者應該在高等教育內部得到有序的平衡。每個權力只有找到自己的定位和出路，高等教育才能和諧地發展。”朱永新說，“目前來說，行政權力太大，大到學術權力和市場權力難以為繼的地步，所以迫切需要調整三個權力的結構——相對削弱行政權力、壯大學術權力和市場權力。”

　　“復旦大學讓更多的教授進入學術委員會、讓更多的行政管理人員退出學術委員會，可以說是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分離的行動之一。”在朱永新看來，大學“去行政化”還需要許多其他行動。比如，大學校領導和院系領導在擔任領導人期間，不要評職稱、不要拿科研項目、不要拿各種獎勵，就是通常所說的“官不和民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比不參加學術委員會還要重要。學術委員會主要負責學校內部的事務，而利用學校內部資源去學校外部爭取個人利益更可怕”。

　　朱永新指出，復旦大學的改革會面臨一些“習慣性”障礙。“因為改革從根本上說是利益格局的調整，必然會有一部分人要交出權力，另一部分人會獲得權力，失去權力的肯定會不適應、不樂意”。不過朱永新認為這些問題通過制度建設自然可以解決。

　　陳武元則認為，大學在進行內部結構改革的過程中，往往會遇到資源如何科學、合理配置的問題。“面對這樣的問題，應該根據責權對應的原則進行處理”。

　　陳武元提到權力與利益緊密相關，而利益沖突與距離成反比，距離越近，利益沖突越大。因此，“大學內部的‘橫向分權’比大學與教育主管部門的‘縱向分權’更難”。

　　“縱向分權更多是卸責。”何雪蓮舉例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國家鼓勵高校創收，鼓勵經費來源多樣化，實行高校屬地化，實行學費并軌，不再對學生統包統分，通過把經費、學生就業這樣一些吃力不討好的事推向邊緣、基層和高校，政府下放的多是責任和危機，而保留的則是控制權。

　　“橫向分權更多是自裁，是實打實地喪失領地，行政資本和學術資本不再互搭梯子，學校官員不再通贏通吃，對學校官員來說，分權等于是自宮，難以下手。”何雪蓮表示，“問題在于，即使行政領導層主動自宮，長期形成的官本位文化，還要等上很久很久才會在心理層面消失，無論是學者還是官員，要花上很久的時間才能從官僚體制的洞穴中爬回到正常的軌跡。這是最大障礙。”

　　在對外宣布復旦“立憲”時，楊玉良自稱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但同時又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大學需要理想的燈塔照亮現實的道路”。

　　朱永新表示贊同，他說：“僅僅當理想主義者是不夠的，校長應該是‘現實的理想主義者’。”朱永新進一步解釋說，所謂“現實的理想主義者”，一方面要“上天”，即意味著懷抱夢想、追求卓越永不放棄的沖動；另一方面要“入地”，懂得尊重中國的現實和學校的現實，不想入非非、好高騖遠，根據校情、國情來考慮問題。

　　“理想很重要，但是對于我國長期的教育文化、教育背景和教育關系還是要考量的，僅僅有理想是不夠的。”朱永新說。

　　那么，如何才能讓理想照進現實？

　　“復旦大學當前改革約束的是行政權力，突出的是學術權力，背后秉持的是學術自由的理念。”何雪蓮建議在大學內部結構治理方面再突出兩個理念。

　　一是以學生為本的理念。

　　何雪蓮指出，對學術權力的強調無意之中遮蔽了另一個主體——學生的權利。國內高校在對外宣稱時，無非是宣傳業績（有多少博士點、重點學科、國家實驗室、精品課、科研經費、科研成果和獎勵），而國外高校宣傳的，卻是如何對學生用心（教學和課程資源的豐富，學校網絡和交通的便利，校園生活的多彩以及師生關系的融洽）。

　　“一所有作為的大學非常清楚，學生與教師同為大學榮耀之源，要立于不敗之地，就必須用心善待學生。”何雪蓮說。

　　二是經營大學的理念。

　　在何雪蓮看來，大學在當代，不僅僅是“知識的共同體”，而且還是“知識的經營體”。大學要有自我造血功能，大學校長要有經營意識。“在美國，校長這個職位本身是個籌錢的活”。

　　“經營大學在當代尤為重要，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光靠政府的投入已經‘喂’不飽大學，另一方面，政府‘包養’得越少，大學自主的空間就越大。”何雪蓮說，“世界一流大學都非常注意以卓越的品質和聲譽贏得社會的廣泛認同，獲取較高的科研經費、社會捐資及其他服務收入，提升教學和研究的活力和水準。目前國內正在探索的董事會或者理事會制度，正是體現了經營大學的理念。”

　　說起復旦大學的此次改革，讓葛劍雄感到欣慰的是“校長抓住了問題的重點，意義積極”，但他也提出，要讓章程真正成為學校的“憲法”，有些重要問題不明確，很難推進。比如，由誰授權，是學校的教師學生還是教育主管部門？權力、責任由誰來界定？哪些由學校來自治、哪些由主管部門來領導？校長如何產生？校長跟大學章程和學校的權力又是什么關系？章程最后由誰來批準，教代會或職代會還是教育部或者國務院？

　　“這些問題光靠校長和學校師生，恐怕很難解決。國家一定要明確授權，明確如何行使對大學的管理權，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可能制定出好的章程，章程才可能具有合法性，以后才有可能操作。”葛劍雄說。

　　陳武元也表示，目前，復旦大學等26所學校正在進行“推動建立健全大學章程，完善高等學校內部治理結構”改革試點，這是朝真正實現依法治校方向努力的有益嘗試。“從歷史和國際比較的視角看，大學能否真正實現依法治校，既取決于政府的態度，更取決于政府的行動”。

　　“大學內部的權責結構直接與上級教育行政部門關聯，有些事情大學可以自行做主，但大部分事情還需要上級部門的層層把關。”華北電力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包萬平舉了個例子：比如大學校長人選的確定，本來是大學本身的內部問題，但現在需要上級部門任命，而且還要給該校長確定相應的行政級別。

　　因此包萬平認為，大學里面的一個問題可以與大學之外的若干個政府部門有關，他們是融為一體、縱橫交叉的，涉及到的內容也是極其復雜的。“大學內部的改革，如果沒有外部的聯動，最主要的是缺乏政府部門變革的話，大學的改革仍然是一場夢”。

　　在包萬平看來，大學內部結構改革有兩個問題是繞不開、跑不掉的，一個是大學學術、行政與黨委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大學與上級政府部門的分權問題，哪些是大學的事，哪些是上級政府部門的事情，必須說清楚、弄明白，做到分工精確、界限清晰，否則將會是一筆糊涂賬。

　　對此，朱永新表示期待《高等教育法》的修訂。“只有這樣才能根本性地從法律上來解決、界定高等教育的治理結構，包括內部結構和外部結構。”朱永新說，“從大學的內部結構治理來說，大學章程是一個很有效的辦法。復旦大學制定《復旦大學章程》應該說是大學‘去行政化’的一個重要方面，除了讓學術委員會回歸學術外，接下來還應該解決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切割、爭取獲得更多自主權，這就進一步到了改革的‘深水區’，難度也會更大。”

　　復旦大學這次體制內“破繭”，在何雪蓮看來有兩層含義：含義之一是突圍，含義之二是“萬里長征剛起步，接下來任重而道遠”。

　　何雪蓮說，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在中國大學，學術自由虎虎有生氣，我們曾經有過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制度。今天舉國上下熱議大學受到過度行政干預和權力控制，“破繭”呼之欲出，而這“破繭”不過是某種歷史補課。

　　“學術自由的課補得很艱難，卻又很不徹底。”何雪蓮感慨，行政權力可以退出學術委員會和教學指導委員會，但是懸在每位學人頭上的利劍，即政治正確，卻依然還在。思想是大學的天職，學術自由，實質是思想自由，楊玉良沒有觸及思想解禁問題，所謂的“破繭”，只破了一半。當然，此問題非一人之力所能撬動。

　　陳武元表示，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制定大學章程很重要，但是，千萬不要把大學章程作為擺設，而是應當嚴格按照大學章程的規定，科學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并切實貫徹實施。

　　“在我國大學，校內管理規章制度不可謂不多，但是由于政出多門，管理制度之間相互矛盾的不少，這使得制度執行的效果不佳。”因此，陳武元建議，應以制定大學章程為契機，全面梳理現有的校內各項管理規章制度，使之與大學章程的規定相吻合。

　　而在何雪蓮眼里，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看似是制度問題，實質是理念問題。“樹立管用的大學理念比制定管用的大學章程更管用”。

　　“當前我們最缺的不是制度或章程，而是大學理念，是如何認識大學。比如大學當下盛行的職稱分級和績效考核，就是一場教師學者不得不參與的得分游戲：上一節課值多少分、爭取到一個課題值多少分、獲得一個省部級獎值多少分、在一個刊物上發表一篇論文值多少分。在這種強制性的得分游戲中，教師學者類似于掙工分的勞力，并因此被分出三六九等。這是對大學以致整個國家的深刻嘲諷。”何雪蓮強調，此現象不變，即使“去行政化”一步到位，大學人依然沒有尊嚴。

　　復旦大學校歌中有兩句歌詞令人印象深刻——“學術獨立思想自由，政羅教網無羈絆”，這正是最重要的現代大學精神的體現。我們為復旦大學邁出可喜的第一步加油叫好，更希望復旦大學能夠在高等教育改革的道路上邁出更大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