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ah Tashjian是家族中的第一位大學生,目前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做博士后研究員。然而,她正在考慮離開學術界。
她感嘆道:2015年時,坐擁10篇一作論文,就能讓學術之路暢通無阻。如今,她發表了29篇論文,其中16篇是第一作者,但這些并不足以確保學界的終身教職。
她決定再堅持三年,如無改變就改行,“有些時候,繼續我們所謂的‘高代價的堅持’毫無意義”。
地球科學家Christopher Jackson已經采取了行動。今年3月,他在社交媒體稱,自己將離開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前往科學咨詢公司工作。
“如果科研人員身負抵押貸款、養車和養孩子的壓力,但仍要離開學術界,背后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Christopher稱。
在社交媒體#逃離學術界(#leaving academia)的標簽下,正有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宣布辭去學界職務,轉向業界工作。
社交媒體中的#逃離學術界(#leaving academia)標簽
Christopher認為,新冠疫情引發了科學家對職業和生活方式的重新評估。更長的工作時間、更多的教學需求、更難的晉升路徑,都加劇了科研人員對工作的不滿。
在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滿意度調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訪者對自己的職業前景保持樂觀。相比之下,在2018年的調查中,這一比例接近60%。與職業生涯早期及后期的人相比,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員常常滿意度更低。
在日漸累積的不滿下,學術界的“大離職潮”已經拉開序幕。
職業中期,更多不滿
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滿意度調查中,科研人員對現狀的不滿可見一斑。
這項調查得到了全球3200多名在職研究者的回應。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來自北美,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來自歐洲,14%來自英國,10%來自亞洲。
1200多名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員認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與挑戰越來越多。
首先是對不確定性的焦慮:近四分之一(24%)的中期科研人員表示,他們對自身職業發展機會極為不滿。相比之下,17%的早期和19%的后期科研人員有這種隱憂。與此相對應的是,37%的職業生涯中期科研人員對目前的職位并不滿意,高于職業生涯早期(32%)和后期(32%)科研人員。
對職業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員來說,超出實驗室范圍的職責和行政任務是家常便飯。調查顯示,34%的中期科研人員對自己用于研究的時間感到不滿,21%的早期科研人員和28%的后期科研人員也有這種抱怨。
在早期職業生涯中,32%的科研工作者對組織政治或官僚主義阻礙工作感到不滿,這一比例在中期科研人員中,則上升至41%。
Nature雜志采訪了十幾位離開學術界的科學家,發現有害健康的工作環境、職場霸凌、忽視安全和福祉等因素,都在促使科研人員離開學界。
離職潮的背后
3月31日,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的發展心理學家Caspar Addyman在社交媒體宣布辭職。他的辭職信中提及大學管理不善的惡果,而最終促使其離職的,是他的退休金被削減了38%。
面對不斷上升的成本,金史密斯學院迄今已宣布裁員20人。該學院一位發言人稱:“這階段的變化令人沮喪和痛苦,為了確保學院有一個可持續的未來,我們已做出一些困難的決定。”
無獨有偶,澳大利亞高校在新冠疫情期間,因國際學生學費銳減而受到重創。截至2021年5月,澳大利亞五分之一的學術崗位被削減。
研究學術勞動力趨勢的人類學家Lara McKenzie說:“我們觀察到很多科研人員在別處尋找工作,如果負擔得起,部分會選擇退休。”她補充說,那些留下來的科研人員,也不愿承擔離開者留下的大量工作。
在超額的工作量面前,科研人員的需求并未得到重視。
英國的社會研究顧問Naomi Tyrrell在2020年創立了社交媒體互助小組AltAc Careers UK,幫助人們從學術界轉型。她提及,過量工作是促使人們離開的關鍵因素,而大學管理向營利性模式的轉變也讓人們擔憂。她引述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話:“沒有人對我說謝謝,也沒有人問我是否還好,或大學如何支持我的工作。”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的社會學家Jess Leveto聽到過類似的抱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人們抱著“盡可能多地生產,并展示我是一個好員工”的心態,但這種想法并沒有得到回報。
Leveto在2015年建立了一個名為“博士媽媽”的社交媒體小組,為學術界的母親提供支持。近年來,小組從不到1500名成員成長為大約1.2萬名成員。此外,還有一個由300多名母親組成的專門分組,探討如何離開學術界。
新冠疫情期間,由于兒童保育需求,許多女性的職業生涯比男性受到了更多的影響。
如何應對辭職潮?
在學術界人才流失的當下,不少院校正在行動。
2018年,美國弗吉尼亞聯邦大學工程學院院長Barbara Boyan和婦女健康研究所執行主任Susan Kornstein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用于增加招聘、鞏固和促進女性科研人員的發展。Boyan說,學院沒有因新冠疫情失去任何女性科研人員,這筆五年期300萬美元的資助起到了作用。
2021年,在該校工程學院,三位有色人種女性中的兩位獲得了正教授職稱,這與院長Boyan的指點息息相關。她說:“必須有人告訴她們,‘你們已經準備好了’。”
研究澳大利亞勞動力的專家McKenzie想知道,各院校是否會引進更多的初級人才,并以較短的合同取代長期合同?不過,這樣一來,也會加劇學術職位的不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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