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近親繁殖”，沒那么簡單

　　 不久前，一篇題為《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統計表》的文章，讓很多人想起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學術“近親繁殖”。之所以說它“熟悉”，是因為早在十幾年前，人們就已經開始討論國內高校的“近親繁殖”問題；而之所以說它“陌生”，是因為除了“國內高校學術近親繁殖嚴重”這樣的論斷，除了“大量本校畢業生留校導致近親繁殖”這樣的概念之外，您對它還了解多少？

　　在上述文章中，大量數據足以說明以上提到的兩點，但除此之外呢？關于學術“近親繁殖”，真的只有這樣簡單嗎？本報記者試圖通過對具體高校、專業的分析，對此進行某些更深入的探討。雖然受條件所限，此次探討所涉及的“樣本量”不大，但希望其中的某些結論，能夠讓我們在看待學術“近親繁殖”的問題時，有一些新的觀察視角。

　　質疑

　　三問學術“近親繁殖”

　　提起學術上的“近親繁殖”，相信每一位學者都不陌生。近十幾二十幾年來，也不斷有學者發出“要摘掉這顆大毒瘤”的聲音。

　　2014年，隨著“湖南大學出臺相關規定，本校博士畢業生不能直接留校，須以助教身份在海外研究2年以上并通過考核”的新聞成為熱點，國內對學術“近親繁殖”的關注度也達到了白熱化。

　　不過近些年，國內高校的引援目光開始瞄向海外，以至于某些地方院校都“敢于”到世界名校招聘畢業生。伴隨這股潮流，“本校生”似乎不再是高校人才引進的重點，學術“近親繁殖”話題好像也偃旗息鼓了。

　　然而，所謂的學術“近親繁殖”，真的只是多招幾個本校生和多招幾個外校生這樣簡單嗎？對于這個我們已經談論多年的概念，有些問題是不是依然有待解答？

　　一問：什么是學術“近親繁殖”

　　盡管我們如今對“近親繁殖”口誅筆伐，但對于究竟什么是“近親繁殖”這一基本問題，我們似乎并沒有很明確的概念。

　　對于“近親繁殖”，人們通常的理解是，一個學科、專業或學術研究團體的成員具有師承關系，或來自于同校、同導師，甚至整個學科和專業都是由師生關系的成員所組成，這種由“學術近親”組成的研究群體關系便是“近親繁殖”。

　　然而，這種“師承說”對“近親繁殖”的邊界定義得太過籠統。畢竟在現實中，幾乎所有的高校院系和專業都不能做到成員間的零師生關系。那么，成員間具有多大比例的師承關系才能被定義為“近親繁殖”呢？50%、80%、100%？

　　或許正是因為所謂的“師承”不便計算，所以長期以來，“近親繁殖”的界定標準被簡化成了一個更易計算的數字——有多少畢業生留在本校工作。但這樣的標準也有很多“模糊地帶”，尤其對于具有復雜情況的學生個體而言。

　　比如，如果把擁有本校教育經歷的學生畢業留校均視為“近親繁殖”，未免殺傷力過大。畢竟高校中存在大量“本校本科+外校碩博”或“本校本碩+外校博士”的學生，這類學生由于其求學期間存在獨立的“闖蕩”經歷，我們很難斷言他們還會存在學術上對導師過度依賴、阻礙學術創新的現象。

　　反之，如果“本校博士+短期訪學”不被視作“近親繁殖”，又似乎有失嚴謹。因為這些學生留校后，本質上還是在短期內回到原團隊，一定程度上易滋生團體主義，傷害學術自由、平等。

　　對此，北京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盧曉東表示，真正意義上的“近親繁殖”，應當是畢業生完成最后的學歷教育（通常為碩士、博士）后，直接留在母校繼續工作。“介于學歷教育與正式工作之間的短期訪學，通常只有一兩年，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能成為規避‘近親’的理由。”

　　然而如今，“短期訪學”似乎成了高校在規避“近親繁殖”指責時，于政策上最“合理”的途徑之一。甚至從某種角度上說，幾年前曾引起輿論軒然大波的“湖南大學拒收本校博士生”事件，其實就屬于這種情況。對此，我們又該如何看待？

　　二問：誰是學術“近親繁殖”的“最大分子”

　　在此次媒體公布的《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統計表》中，經濟學排名前16名的國內高校院系（教育部2012年公布的學科排名），近親度高達50%以上的占70%，這或許可以理解為，2012年前后中國高校“近親繁殖”的一個縮影。由此，也可以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的學術“近親繁殖”現象非常嚴重。

　　對于這一結論的真實性，我們并不否認。但需要指出的是，簡單籠統的數據統計，常常會在揭示某些事實的同時，也掩蓋了另一些事實。比如，如果將被統計的教師按入職年份稍作區分，就會有一些新的發現。

　　近日，《中國科學報》記者就對該排名中的兩所高校——西安交通大學經濟金融學院、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重新進行了統計。只不過在統計中，記者以2008年為界，將被統計教師分為了2008年前入職和2008年后入職兩類，分別進行統計。區分是否屬于“近親繁殖”的標準，暫定為其碩士和博士學位是否在本校獲得。

　　目前，在官方網站能查詢到完整碩博教育及工作經歷的教師人數，西安交大經濟金融學院為118人，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為52人。

　　其中，在2008年前入職該院（包含其前身陜西財經學院相關專業）的教師共有87人，獲得本校碩博學位（包括任教時獲得本校博士學位）的教師共有74人，近親度高達86%。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入職的39位教師中，獲得碩博學位（包括任教時獲得本校博士學位）的教師共有27人，另有3人在本校畢業后在其他單位有或長或短的工作經歷，近親度高達69%。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在2008年至2018年間入職西安交大經濟金融學院的31位教師中，在本校獲得碩博學位并畢業留校者有16人。相較于2008年前，其“近親繁殖”率下降到50%左右。東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2008年后入職的13位教師中，在本校獲得碩士或博士學位并畢業留校者有6人。較之此前，其“近親繁殖”率也下降到46%左右。

　　由此可見，當前，為高校學術“近親繁殖”貢獻了“最大分子”的，其實是2008年之前入職的教師，而2008年后入職的教師群體，其“近親繁殖”率已經顯著下降。這種變化背后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相較于10年、20年前，高校間人員流動的閉塞與不便，目前國內高校不論從內部政策還是外部環境，都已經大大有利于外校新鮮血液的進入。

　　必須承認，當前國內高校“近親繁殖”現象依然十分嚴重，但有時候趨勢要比現實更重要。

　　三問：“客觀因素”究竟有多重要

　　一個國家級團隊，老中青三代皆出自本校——在記者過去的采訪中，這樣的組合遠遠不是個案。

　　是什么造成了如今“近親繁殖”居高不下？節省磨合成本、看不上外校人員、制造名師效益鏈、當權者行使留人特權……專家們對此早有定論。但撇去這些主觀原因，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些現實的無奈。

　　華中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范先佐此前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曾表示，學術“近親繁殖”現象的泛濫，究其原因，還是高層次人才的數量比較少，特別是一些欠發達地區，吸引人才更困難一些，留用自己的畢業生對學術研究隊伍的穩定有好處。短時期來看，這種作法對學術隊伍的建設能夠起到一定作用。

　　需要明確的是，“客觀因素”的確是高校學術“近親繁殖”的一個重要原因，但與此同時，這樣的因素顯然不能作為高校“近親繁殖”率長期居高不下的擋箭牌，尤其是對人才吸引力較大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更不應該以此為理由拒絕師資隊伍建設的“遠緣雜交”“異緣雜交”。

　　“與‘近親’問題相關聯，中國高校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師承’‘宗派’問題。”盧曉東提醒道。

　　近親繁殖的學術好比江湖，在一個門派中不允許有不同于“師傅”的左見，然而，沒有不同聲音也就無所謂爭鳴、創新；師弟、師妹的排位不能超越師兄，因此，即便師弟、師妹對論文的貢獻大，署名卻只能在師兄之后……

　　這樣的學術生態是灰色的，顯然任誰也無法欣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