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以身試水”離環境善治有多遠

　　賭氣式治理固然能引人注目，有時還能收到不錯的效果，但治理環境污染終究要建立和完善目標合理、權責明確、科學決策評估、依法問責懲處的工作機制。

　　 浙江省日前舉行“可游泳河段”申報活動，要求領導干部要下河游泳，證明河水達到可游泳標準。浙江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茅臨生表示，群眾對水質標準的認知，不是用數據來了解的，而是通過可飲用、可游泳來判斷，更應以領導干部以身試水來檢驗，“我們自己跳進河里，游給人民群眾看，才能讓人民群眾信服”。

　　 官員親自下河“以身試水”，相當于把官員的身體和河水水質“綁”在一起，水質好當然沒有問題，若水質不好不適合游泳，勢必傷及官員的身體健康，可能鬧出很大的問題。從邏輯上看，為了避免“以身飼污”的實際危險，有關官員必須使出最強硬的手段，采取最嚴格的措施，力爭河水治污達到最好的效果，才能保證自己下河游泳時安全無虞，避免當眾出丑下不來臺。這是一種帶有賭氣意味的治理邏輯，最初反映了群眾對官員治污不力的無奈與憤懣——去年2月浙江溫州先后有兩名市民懸賞20萬元和30萬元，請當地環保局局長下河游泳，如今該省人大組織“可游泳河段申報”活動，要求官員下河游泳證明河水治污成績，可以視為對去年市民懸賞請環保局長游泳的回應，雖然這個回應來得有點兒晚。

　　 市民懸賞請官員下河游泳是在賭氣，官方回應準備組織官員下河游泳，也未嘗沒有賭氣的成分。類似的邏輯或做法近年來并不罕見，更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地方推出煤礦領導帶班下井的規定，旨在把煤礦領導的安全與礦工的安全“綁”在一起，把煤礦領導的生命和礦工的生命放在同一條船上，以此倒逼煤礦領導增強安全生產意識，切實重視對安全生產的管理和投入。

　　 既然是帶有賭氣意味的舉措，就很難成為常態和長效的工作機制，而且即便是在特定的時間和場合賭一次氣，也不難找到變通和化解的辦法。去年2月溫州市民懸賞請環保局長下河游泳，當時河水嚴重污染，環保局長就沒敢接招；一年之后浙江確認“全省垃圾河已經清理完畢”，官方才回應擬組織官員下河游泳，并明確是在“可游泳河段”游泳，事情安排得如此安全妥帖，已經沒有多少“以身試水”的悲壯感，反倒透出了些許作秀的成分。再如煤礦領導帶班下井的規定，由于監管難度大、執行成本高，這項制度在多數煤礦完全形同虛設，甚至有煤礦專門提拔7名礦工為“礦長助理”，每天讓一名“礦長處理”帶班下井，造成該制度已得到嚴格執行的“真實的假象”，讓人哭笑不得。

　　 賭氣式治理固然能引人注目，有時還能收到不錯的效果，但從根本上說，無論是治理空氣污染，還是水污染和土壤污染，都有賴于建立和完善目標合理、權責明確、科學決策評估、依法問責懲處的工作機制。有了這樣的工作機制，用不著市民懸賞“激”官員下河，也用不著有關方面“逼”官員下河，當地政府、環保部門和有關職能部門官員自己就會行動起來，依照治污目標行使職權，采取有效得力措施加緊治污。一個目標責任期結束后，由中立、權威的第三方進行治污績效評估，結果不單由群眾以是否可飲用、可游泳來判斷，也不必“逼”官員下河游泳來證明，而要通過科學的測評、以量化的數據給政府治污打分，合格或優異者依法予以獎勵，不合格或失職瀆職者依法問責懲處。

　　 官員“以身試水”是賭氣也是小氣，離嚴格規范的問責懲處還有相當的路程。什么時候，官員被“逼”下河游泳的新聞少見了，官員治污不力被問責甚至追究刑責之事多起來，我們離科學完備的環境善治就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