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學家在科研項目里飛呀飛

　　有媒體統計了113項將于2011年開始實施的973項目，發現其中剔除官員和海歸，剩下的本土培養和成長的專家不到30人，占總人數不足10%。這就意味著，“本土成長，又不帶‘長’的教授，很難拿到大項目。”

　　科研項目“官”氣盎然，早就成為當下我國學術生態中的“尋常一景”。973計劃旨在解決國家戰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學問題，以及對人類認識世界將會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學前沿問題——這個定位大約就是說，此類研究課題恐怕不是三五天或三言兩語就能結題的。值得關注的是：就是這樣的項目里，幾位重點高校校長赫然出現在“主演”的行列。分身乏術的高校行政官員，竟然有精力悉心于如此耗時耗力的重大科研項目？其實，只要曬曬“官學家”們一年的行程表，答案自然水落石出。

　　首席“官”學家在科研項目里飛呀飛，失范的資源配置在他們身后追呀追。類似的傳奇，早就有很多意味深長的注腳：譬如在2009年新增選的院士名單中，中國科學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機構的現任管理人員；中國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現任官員，工程院60歲以下新當選的院士，都是帶“長”的人物。再譬如，2010年教師節前夕，教育部評出第五屆國家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經統計發現，100位獲獎者中擔任黨委書記、校長、院長、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實驗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長等行政職務的占九成，不帶任何“長”的一線教師僅有10人左右……這樣的比率，既“一脈相承”又“綿延不絕”。

　　飛來飛去的“官”學家，既像學者，更像官員，一人分飾兩角，順風順水得心應手。我國GDP已躍居世界第二，而我們的科研投入也已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位居世界第二。本應體現科學精神、科學規律的科研資源，卻成了“官”學家們的囊中之物，科研資源最終淪為他們一次冠冕堂皇的財力分配。

　　說來說去無非是“科研行政化”的道理，但是，“科研行政化”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積重難返的？回答這些問題，似乎等不及所謂體制機制的華麗轉身：一是我們的財政并不那么寬裕，經不起如此折騰；二是真正做研究的年輕人也等不起，青春不等人。既然科研投入屬于財政支出，那么，績效審計何在？資源配置的程序正義何在？

　　凡事訴及體制或法律，很多時候并不能及時解決實際問題。面對科研項目上的沉疴，與其期待一步到位地紓解，不如“解剖麻雀”、厘清大型國家級科研項目中的責權利關系。“官”學家們在科研項目中的長袖善舞，本質上和“駐京辦”、“建筑轉包”并無二樣——嗷嗷待哺的中國科技創新，需要從這場奢侈盛宴中清醒過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