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抗“生物海盜”的巴西經驗

豐富的生物資源及其相關傳統知識是巴西的驕傲。人類已知的20%的植物種類都在巴西被發現。這里生存著世界上最大的動植物群落，占全球動植物物種的1/4之多。
 
基于上述數據，人們就不會驚奇巴西成為倡議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的世界先鋒。在巴西，遺傳資源保護不但十分受政府重視，即便在民眾心中也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巴西官員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呼吁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的機會。在近日舉行的“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國際研討會”上，巴西外交部環境與社會事務司參贊菲爾南多（Fernando E.L.S. Coimbra）就曾大談巴西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上處理“生物海盜”（biopiracy）的經驗，以此來提醒發展中國家我們還要做什么。
 
高舉法律利劍
 
“生物海盜”行為是指跨國公司掠奪社區尤其是土著社區，對其自有的遺傳和自然資源以及文化遺產進行控制。譬如，由巴西植物瓜拿納（guarana，又名瓜拿納泡林藤）的衍生醫藥產品已在美國取得ZL權。
 
近些年，生物技術的迅速發展，使以巴西為首的資源擁有國對“生物海盜”行徑格外警惕，不斷增添各種防范措施。
 
《生物多樣性公約》規定，確認各國對其自然資源擁有的主權權利，因而可否取得遺傳資源的決定屬于國家政府，并依照國家法律行使。
 
遺傳資源的歸屬在《巴西聯邦憲法》第225條被確認：人們享有一個生態均衡環境的權利，這樣的環境構成“每一個集體的內在健康生活質量所必不可少的人民共同財產，為了當代人和子孫后代的福利，這一財產應予以保護和保全”。憑借這一條款和遺傳資源的特殊性，巴西已經認為這種資源是聯邦政府的遺產和繼承財產。
 
1992年，根據總統指令，巴西成立了由環境部、衛生部、農業部等8個政府部門組成的遺傳資源管理委員會（CGEN），由一些科研機構致力研究，本地文化事務署也參與其中。CGEN制定并推進實施了巴西“國家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發布了瀕危動植物保護名錄，確定國家保護與可持續利用及公平分享生物多樣性惠益的優先領域和相應的管理規范，實施了控制外來入侵物種的國家策略和區域行動方案。
 
同時，在世界銀行和世界自然保護同盟的支持下，巴西還實施了生物多樣性走廊保護計劃，近年，又擬訂了關于保護生物遺傳資源與產品以及傳統知識的法案。針對生物技術，特別是用于農業發展的轉基因生物技術快速發展和生產應用的擴大，巴西也反應快速，制定了《生物安全法》和《轉基因商品貿易法》等法規。
 
另外，關于相關傳統知識，巴西也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如果將傳統知識用于出版、宣傳，必須標明其來源地；未被授權的第三方，無資格將這些知識使用、試驗及進行相關研發，不能宣傳和發表有關傳統知識信息等等。
 
為禁止未被授權者獲取和使用生物資源和傳統知識，巴西海關和執法部門在所有口岸和機場都進行了持續的嚴厲打擊和審查活動。總之，巴西在方方面面都加緊“筑堤”，以攔截生物資源外流。
 
優先授權維護本土文化
 
菲爾南多認為，CGEN這個機構正是應對生物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涉及到的科學探索、技術發展和生物探測而創建的。
 
巴西關于遺傳資源獲取的現有法案規定，遺傳資源和衍生產品被視為巴西國民的有特殊用途的公共財產，應依法制定對這些資源的獲取合同，而不論這些資源和產品是物質的還是非物質的。該法案還進一步規定：“應確保本條提及的商品和權利的所有者和持有者，能夠根據本法規定的條件公平而平等地分享從獲取遺傳資源、獲取土著居民和當地社區所掌握的與遺傳資源和衍生產品有關的傳統知識以及獲取巴西本地化及半本地化農作物所獲得的各種惠益。”
 
菲爾南多介紹：“目前，巴西堅持執行遺傳資源獲取優先許可權和‘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原則，并以此作為法律基礎。只有CGEN才具有授權優先許可的資格。”
 
在巴西，生物資源標本被轉送到國內其他地區或國外某地都要嚴格根據“材料使用轉讓協議”執行，即使次級樣本也必須遵從這個規則。另外，生物遺傳材料的使用也需獲得個體擁有者或政府部門的許可。對用于更廣泛的科研目的的生物遺產資料，可以免除私人擁有者的許可，但必須得到CGEN的授權許可。
 
近幾年，為更好地協調優先權與優先知情同意這兩個不同概念，CGEN的運作也在不斷調整。但當涉及到遺傳資源利用和傳統知識產生的經濟效益時，巴西堅持“遺傳資源及相關傳統知識獲取與惠益分享”的原則毫不松動。
 
“在公平公正的條件下，合約雙方都將享有其利益。一方面，合約方要對相關的制度認可；另一方面，資源擁有方要得到國內的官方認可。”菲爾南多說。
 
全球框架對抗“生物海盜”
 
長期以來，遺傳資源被認為是人類共同的遺產，支持它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遺傳資源應該被免費使用，因為其衍生或被研發的終端產品可能對更多社會群體甚至整個人類都有益。常被提及的例子就是，遺傳資源顯然影響了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生產，惠及了全人類。因此，過去在遺傳資源使用方面并沒有太多顧及到資源國的利益。巴西對此非常反對，因為倘若來自遺傳資源的終端產品變得日益受到知識產權的保護，那么巨大的利益就將專屬于ZL擁有者，而遺傳資源提供國卻得不到任何直接或間接的利益回報。
 
菲爾南多說：“這是不公平的現象。今天，主動預防和對抗‘生物海盜’應當被看作國際生物多樣性大會的主要目標之一。當務之急就是國際社會和每個國家都要行動起來對抗‘生物海盜’。”
 
他指出，現有的知識產權的漏洞也會讓“生物海盜”有機可乘。因為，如果缺乏商業需求或創新能力等，ZL權會根據ZL法作出某些不合理的讓步。在這種情況下，某種資源就可能被“生物海盜”據為己有，而ZL法和法庭辯論正是他們獲取資源的慣用手段。還有另外一種情形就是，當ZL權被視為符合ZL法，也可能造成不遵守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的一個借口。
 
“因此，一個明晰的關于遺傳資源和相關傳統知識惠益共享的國際制度不可或缺，也迫在眉睫，這個制度不僅是一個防御和戰斗工具，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說，它也是消除貧窮和推動發展的一個附加工具。”菲爾南多說，“我們必須認可提高生物資源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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