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大學需要改變管理思維

　　 廈門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一名教授涉嫌猥褻誘奸女生的事件，被媒體冠以“誘奸門”，個別報道以“狗仔隊”的方式，將舉報者的信息也公布出來，仿佛這樣才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孰不知如此一來，不僅讓舉報者本來就受到傷害的心靈再次受到傷害，而且很可能讓事件中真正應該受到懲罰和道德譴責的當事人將道德負罪感部分地轉嫁到受害者的身上。

　　在涉及法律和道德問題時，揣測動機是毫無意義的。事實就是事實，大家如果把關注的目標都放在事實之上，就完全沒有那么多不必要的糾葛。但這可能只存在于理想之中或理論層面，在現實中，人們似乎更容易偏向于了解動機抑或隱私的部分。

　　在本次有關廈大“誘奸門”的媒體狂歡中也不例外。最初的舉報者“汀洋”的身份被披露后，另一位舉報者“青春大篷車”信息的披露，恐怕也是指日可待的了。涉嫌猥褻誘奸的一方有“特聘教授”的身份，在此事件中天然地具備著優勢，所以很自然地，人們會推測或想象舉報者的動機可能不純，但很少人去考慮，一名有正當職業的年輕女性以自己的隱私作為舉報的內容和證據，她本人可能付出的代價有多大？

　　以動機論得出判斷，最現成的例子，就是號稱120名廈大歷史系考古專業的往屆和在讀學生聯名支持和聲援被舉報教授的公開信的出現。不要說這些學生“年輕，不懂事”，其實恰恰是他們太過“懂事”，所以才會有此不問是非，只講關系（利益）的行為。

　　與學生的高調相比，教師在此問題上低調的原因則比較復雜。這其中很大的成分當然是事不關己，且也不了解具體情況，因而不便于隨意發言。但還有一個因素也正在變得重要起來，這就是“利益攸關”。筆者做了十幾年“建立學術共同體”的夢了，但現在看來，學術共同體至今沒有形成不說，“利益共同體”的規模卻在高等院校變得越來越大。當教師與教師之間成為利益攸關的同盟時，相互辯解、衛護或者選擇沉默就是必然的。

　　可以想見，國內的考古學界，特別是水下考古界的學者不可能出面評論廈大“誘奸門”的，據說，舉報者之一的“汀洋”如今也已在考古界以外謀生了。同行之間礙于面子是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如果過多地議論，很可能得罪同行，像諸如課題評審、獎項評審，甚至論文發表都可能受到影響，而這一切又與自身的職稱晉升、職務升遷，以至人生前途相關（好在與分房、孩子上學關系不大了），因此，與其徒有正直，不如適應社會，這是如今無奈又具體的“現實主義生存經”。

　　這里深層的原因不能不說是科研管理體制、機制以及相關的管理理念滯后引起的。這個體制、機制和管理理念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起作用，是因為它在短期內將學者數十年積累的學術熱情和學術功力發揮了出來，但現在再看，其弊端卻日益凸顯。因為越來越趨于集中，“計劃性”的成分越來越多的科研管理方式并不能解決積累耗盡、后勁明顯不足的問題。而從常識上說，沒有空間就沒有想象力產生的土壤，沒有個性就不可能產生獨特創新的可能。

　　現在看來，“集中”與“計劃”更偏向于讓少數人受益，經費是少數人支配的，舞臺也自然是少數人的，多數人只能成為科研工作的旁觀者或看客。于是，孤獨的表演者永遠在舞臺中心的一束燈光里表演著折子戲，永遠覺得自己最適合表演，永遠自我感覺良好，而大多數的看客很可能從此把看戲或者模仿當成了職業。

　　科研行業不同于其他行業的地方，在于“一夫當關”，不存在“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問題，因此廈大有人擔心涉嫌猥褻誘奸女生的“特聘教授”一倒，從此這個學科的優勢便不復存在。可見，問題在于產生這個“諸葛亮”的機制太過單一。因為依照這個機制，往往只有一個“諸葛亮”出現，而不是幾個或者一批，況且在許多時候，這個獨一無二的“諸葛亮”還不能完全令人信服。

　　回到廈門大學教授“誘奸門”上。既然在此時，學生的唐突和教師的沉默都給學校的名聲帶來了負面影響，或者這樣說，在教師與學生都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大學管理者的作為與否就是關鍵。

　　大學管理最應該克服的是“一顆老鼠屎壞一鍋湯”的思維。因為一位教授出了事，不等于其他教授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這里還是要遵循法律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像現在這樣，習慣性地“捂蓋子”，看上去是保護教師，實際上更容易讓人產生對學校以及所有教師的懷疑，倒不如客觀地說明情況，公布調查程序，最終公開調查結果。看來，大學管理者需要學習現代文明的地方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