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獲獎領域——瘧疾與文化和歷史的糾纏

　　201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終于在北京時間10月5日下午5:30揭曉，三位科學家因為其在抗寄生蟲領域的杰出貢獻，分享了今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這其中，美國科學家William C. Campbell和日本科學家Satoshi Omura因為他們開發出了抗蛔蟲新藥阿維菌素，為人類健康做出了重大貢獻。

　　中國科學家屠呦呦，因為她和她的同事在青蒿素的發現、改進和發展等方面做出的開創性工作更是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本網站在《2015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研究詳細簡介》中，已經對他們的工作做了詳盡的介紹。而我國科學家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而且也成為了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第一位科學方面的諾獎得主，是注定會寫進歷史和為人們所銘記的。

　　就像北大饒毅教授在自己的博客中寫道的，青蒿素發現的年代很有歷史特殊性，在那樣的歷史背景下做出的科學貢獻往往帶著集體的印記，為世界科學家定位這些工作的最初發現者導致了很大難度。也正因此，“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兩位科學家（屠呦呦和張亭棟）個人沒有獲得中國充分的認可，也缺乏國際肯定。”不論這些爭議本身，以屠呦呦和張亭棟為代表的研究人員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應用，直接產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屠呦呦的青蒿素和張亭棟用砒霜治療白血病，都是繼往開來的大發現。雖然這些發現早在很早的中醫學典籍中有記載，但是系統性的考證和繼續的深入研究和發展則是非常必要的。因此，關于瘧疾和抗瘧疾醫學背后還承載了歷史的發展和深刻的文化現象。小編正是從不同角度，試圖去發掘瘧疾和瘧疾研究背后的歷史文化現象。

　　1. 抗瘧疾藥物的中國情緣

　　抗瘧疾藥物的發現，可以說是無數醫學前輩和科學工作者共同的成果。而青蒿(Artemisia annua)不僅記載于古代中藥書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國民間也有使用的記錄。根據饒毅教授的博文，上海第一醫學院藥理學教授張昌紹是從中藥研究抗瘧藥的先驅，1946年和1948年分別在《科學》和《自然》報道中藥常山及其活性成分的抗瘧作用。不幸的是，他于1967年自殺。文革中，相當一部分科學工作者被關牛棚，更多的被“靠邊站”。從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這期間國內政治形勢非常動蕩，科研經費非常之少，這期間的很多科學發現都可以說是奇跡。很多科學技術成就，如結晶牛胰島素、兩彈一星、青蒿素、砒霜治白血病還有雜交水稻的早期研究，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幾乎無一例外，這些研究都或多或少受到了歷史政治等因素的影響，但是這些都應該是諾獎級別的研究。而且這些研究還有另外一個鮮明的特性，這些研究幾乎都是從一窮二白開始，都是集合了智慧的結晶。這些項目的組織到執行，無疑都需要很強大信念和組織力量。或許這就是集體的力量，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集中力量辦大事”。

中國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

　　但是最重要的，還是科學工作者們自己的堅持。例如屠呦呦的堅持，五十多年的研究終于有了今天世界的認可，這背后有多少故事？恐怕足夠寫出幾本書。還有很多的科學技術，哪一個不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堅持？可以說，堅持的力量帶中國走出了低估，走向了未來。今天的科學界，投入逐漸增加，技術人員和力量持續發力，如果能夠如前輩科學家那樣堅持，還會有多少諾貝爾獎等著中國人？正如央視紀錄片《大國重器》中提到的那樣，“凡是中國人能做的，基本老外就沒戲了”。

　　同時，犧牲精神同樣是那個時代的印記。在劉凌云教授和鄭光美教授《普通動物學》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中山大學江靜波教授用自己的身體做實驗，觀察了間日瘧原蟲（瘧疾的一種病原體）在人體的生長周期，為瘧疾研究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當時抗瘧疾藥物不如今天發達的情況下，用自己做實驗冒著很大的危險，可以說真是有著神農嘗百草的勇氣。同時江靜波等還在1982年和國內同行們一起在《柳葉刀》發表了關于青蒿素的研究問題，為青蒿素的研究也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可惜的是，小編只找到了江教授的一張比較模糊的照片。）

中山大學江靜波教授

　　抗瘧疾藥物在中國可以說有著千年之久的歷史，沿革到今天又有了全新的意義，這種不斷的傳承和沿革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之一。同時，在抗瘧疾戰爭的逐步勝利過程中，還傾注了無數前輩的團結精神、堅持精神和獻身精神。

　　2. 非洲：“熱帶的詛咒”

　　余昊的一篇《熱帶的詛咒》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瘧疾背后的歷史和文化意義。在人類的探險歷史中，這幾百年來，人們征服了絕大部分土地，踏足到了世界的不同角落。然而在一起醫學和科技都不發達的時代，世界探險充滿了風險。瘧原蟲在不同的地方，為探險者們制造了死亡的地獄。間日瘧在印度、中東、中南美洲和加勒比海等地區占比達80%以上，但在非洲卻不超過10%。所有的瘧原蟲都發源于非洲，為何間日瘧卻被趕出了老家？” 實際上這是因為非洲人用自己的身體的進化和高死亡率的代價，暫時贏得了對瘧疾的戰爭。

四種瘧原蟲

　　瘧疾，由按蚊作為中間宿主從而傳播到人類，就是這樣的例子。發源于非洲的瘧原蟲造成了大量的非洲人死亡，那些有鐮刀形貧血癥的人則有了抗性。這是人類在自然選擇壓力下的進化。惡性瘧的出現時間可能只有短短數千年。世界各地的人類已經進化出了多種武器來對抗惡性瘧：地中海地區是地中海貧血，非洲是鐮刀形紅細胞貧血和G6PD缺乏癥，美拉尼西亞則是卵形紅細胞癥。

　　和很多其他疾病一樣，非洲人在疾病早期都有很高的死亡率。這中間，有很多值得考量的地方。例如非洲多數地區屬于熱帶和亞熱帶或者沙漠氣候。在森林地區，人們砍伐樹木，獵殺鳥獸，食物來源在叢林地區主要以動物為主。這些高質量的蛋白質無疑為非洲人帶來豐厚的“禮物”。這些叢林的動物有些攜帶者致命性病毒或者細菌，通過獵殺這些動物，病毒或者病原體會轉移到人類族群并逐漸傳播開來。這其間不同的病原體有著不同的傳播途徑，但是從動物到人類，大多都是因為人類食用野生的動物，尤其是那些與人類近親的靈長類動物。這些靈長類動物攜帶的病毒或許對動物本身沒有太大危險，但是因為這些動物與人類親緣很近，因此與可能把人類當成宿主，從而傳播到人類。由于人類往往對于這些病毒還沒有穩定的免疫，病毒早期都會導致大量的死亡。那些有免疫力的個體存活下來，如此，自然選擇的力量讓那些更強壯的人活下來了，也改變了族群中的基因頻率。

　　其他疾病如艾滋病，也是這樣的例子。從野生靈長類傳播到人類，進而最終在人類中大量傳播。而瘧疾和艾滋病的組合更是絕對的殺手锏，可以說是非洲人的噩夢。在這樣的環境中，人們大量的產生后代，雖然不能保證全部存活但是總會有孩子存活下來。這就是在自然中存活下來的策略，用基數換取存活數目。這種環境也是所謂的“非洲人的共性”的誘因之一。

　　通往非洲網一篇題為《如何跟各色非洲人打交道》的文章寫道，“許多非洲人認為，事情可以悠閑地做，為什么要和時間賽跑？兩句非洲諺語就道出了非洲人的時間觀：慢的攀登者不會掉下來（索馬里）； 拖延不礙事，只能讓事情變得更好（尼日利亞）。”這可以說是對非洲文化最精辟的解釋了。慢，得過且過，隨遇而安，不看長遠。這些都可以說是普遍的共性。對于那些平均壽命短、死亡陰影時刻籠罩、朝不保夕的人們，談長遠規劃可能真的太奢侈了。這樣的個性，或許就是"憂郁的熱帶"最好的生活方式了。仿佛看到了按蚊們背后那嘲笑的嘴臉，“你們這些愚蠢的人類”。

　　3. 印度：大象的無奈

　　印度也是瘧疾的重災區。但是印度卻有著不同的故事。“肆虐于印度的間日瘧以不穩定傳播的方式存在，對成年人更加致命。由于沒有足夠頻繁的感染來維持保護性免疫，人們終身都受到瘧疾的威脅。同時，印度人缺少Duffy抗原陰性基因的保護，使間日瘧與惡性瘧一道成為危險的殺手。” 這是另一段瘧疾研究和抗擊瘧疾的悠久歷史。

　　例如佛教經典《首楞嚴經》卷五中就有：“從無始際，與諸無明，俱滅俱生，雖得如是多聞善根，名為出家，猶隔日瘧”，間日虐的寒熱反復無定，被佛經用來比喻無明的生滅。參思生死無常，注重來世的佛教出現在印度，可能并不是偶然的。可見瘧疾深入印度歷史文化也是由來已久。

　　現代印度科學家也有些試圖從古代印度人抵御瘧疾的歷史中發掘出新的應用，這個角度來說與中國還是有些相似。余昊還提到，“1947年，3.3億印度人中有7500萬感染瘧疾；20世紀上半葉的印度，死于瘧疾的人數超過死于其他原因的總和。為避免瘧疾侵襲，英國殖民者在印度最嗜好的飲料之一即是杜松子酒加奎寧水，它后來演變為酒吧里的寵兒金湯力。”

杜松子酒加奎寧水

　　歷史上的印度并沒有形成長久的、穩定的大帝國。很多時候都是伴隨著眾多的邦國或者是外族入侵，入主印度。雖然廣袤的南亞次大陸雨量充足、光照足夠，是農業生產的絕佳地點，這種農業上的天然優勢應該能夠支持文化上的豐富多彩，應該也是大帝國形成的基礎條件之一。然而，瘧疾和其他熱帶疾病的盛行使得大量的能量被這些疾病消耗，人們平均壽命降低，兒童死亡率高。“統治者們難以征調足夠的軍人和從事公共工程的勞動力以維持一個大一統的帝國。印度諸帝國在政治和軍事上的脆弱，可能與之不無關系。”而在中國，廣大的農業區域支持了歷史上多個比較穩定的大帝國的出現。

　　為什么印度會有不同？一個合理的推測是，外來的入侵者（如約三千年前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南下進入印度熱帶地區時，遭受了瘧疾等熱帶傳染病的侵襲。種姓制度和跨種姓接觸的禁忌成為一道防火墻，體現了入侵者與傳染病保持安全距離的恐懼心理。近年來對印度人基因組的研究表明，嚴格實施種姓內通婚的種姓制度已綿延了數千年。而中國大陸則體現為“大融合”、“大一統”，歷史上的數次民族融合導致了如今漢族基因的多樣性。

　　印度文化中巨大的差異性，可能就是“隔離”的結果。強烈的保護意識，導致了不同區域的分割，出現不同的語言和習俗。同時社會階級流動性不大，也成為阻礙現代印度發展的因素之一。龍象之爭的最終結果，或許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定論？

　　小編總結：

　　不同的種族對于瘧疾有著不同的反應，這背后體現的可能就是不同民族背后的文化內核和歷史演化，也決定了民族未來的運勢。開放包容，傳承創新，這些對于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著重要意義。不被自然所選擇，我們要選擇自然。這種“人定勝天”的樸素的實用主義，會不會讓中國龍騰飛的更高更遠呢？這其中還有很多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