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生逆襲學霸失落背后：教育和就業嚴重錯位

　　“差生”逆襲，“好生”失落。這似乎是近年來不少“80后”的體悟。在這一心態背后，隱藏的是教育模式里的誤區以及當下社會對“成功”的定義

　　“這次參加同學聚會，我覺得，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啊!”沈童(化名)感嘆，“當初班級里的‘差生’不少都已經小有成就了，相比自己，上學時成績優異，如今卻事業平平。我有點兒疑惑當初自己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在學習上到底值不值得……”

　　白手起家的“差生”們

　　沈童，28歲，北京一家公司的白領。從中學同學聚會中得知當年學習成績遠遠落后于自己的“差生”同桌潘皓(化名)，如今已是老家3家網吧、兩家賓館的老板。

　　奢侈的生活，讓這個曾經的“差生”成為了飯桌上最熱門的談資。在同窗們無限欣羨的口氣里，沈童回憶里的潘皓漸漸鮮活起來。

　　“我們初中是同桌，我的成績很好，而他的成績卻一直在班里倒著數。那時候我們關系很好，每次幫他答疑的時候，我都隱隱為他擔心，‘這樣的問題都不會做，將來考試可怎么辦呀?’”

　　沈童回憶，潘皓在高中時經常打架，為此，輾轉過幾家學校，甚至去了外地讀書，可情況依舊。畢業后，潘皓沒有繼續讀大學，而是開始了在各地打零工的生活。從被騙廣州做傳銷到去四川開小飯館，再到后來回老家開網吧、開賓館，潘皓的故事在沈童眼里頗有幾分傳奇色彩。

　　“他是真正意義上的白手起家吧，我這樣的溫室花朵和他沒法比。他在外闖蕩，頻頻受騙上當的那幾年，其實就是我在大學校園里傻瘋傻玩、樂不思蜀的那幾年。”

　　無獨有偶，王遠，西安一家小超市的老板。高中時成績一般的他，只考到了陜西省內一所專科學校。還沒畢業時，王遠就開始了自己的創業路。“最早只是在學校附近和同學合開了一家小餐館，積累了一些資金后，就買了個門面，自己開了家超市。”

　　“事業是闖出來的。最初，我每天早上5點去進貨，謀劃著小店怎樣做出特色。”王遠說，“雖然上學時學習成績不怎么樣，但有如今的成就，全靠自己打拼。”

　　“逆襲”有捷徑

　　沈童的另一個初中同學汪銘(化名)，也在大學畢業后，選擇了一條和她完全不同的道路。

　　“他最近正在著手準備開公司，前幾天聊天的時候還聽他感嘆，雖然當初他的成績很差，但如今也憑著努力闖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沈童說。

　　雖也是白手起家，可在汪銘眼里，“差生”逆襲，除了自己這樣自食其力的奮斗型，似乎還有些捷徑可以走。

　　“這是個‘拼爹’的時代，我身邊好幾個高中同學，當初成績也很差，但是他們家庭條件好，憑著家里的資源，早就已經買房買車了。”

　　翁洋(化名)就是汪銘嘴里的這類“幸運兒”。

　　翁洋是個土生土長的吉林小伙，高中時成績平平的他，勉強考上了一所專科學校，“那3年說是上學，其實就是混下來的。自己心里也知道，憑著家里的條件，畢業以后不愁沒吃沒喝。”翁洋坦言。

　　果不其然，大專畢業后，翁洋在父母的幫助下，留學去了澳大利亞。歸國后，在父親的公司里做事，如今已小有成就，“接手父親的公司是早晚的事。”他說。

　　翁洋的玩世不恭，也曾讓父母傷透腦筋，“但終歸不能撇下我不管不是?”說起那段混日子的時光，如今已然成熟起來的他有些害羞。“其實直到來我爸公司上班，逐漸接觸工作開始，自己才慢慢開竅了，知道努力了。現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軌，我爸媽也高興了。”

　　翁洋眼里，自己無疑是幸運的，“其實當初之所以沒有好好學習，也是因為有這個底氣。我承認自己走了捷徑，但這就是現實的社會，沒有那么多公平可言。”

　　面對“翁洋們”的成功，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有些擔憂，“這些憑借家庭資源而成功的案例，究竟能不能算是‘差生’逆襲?在現行體制里，誰去考證，他們所謂‘成功’的背后，是否都為合法經營?這都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再者，中國城市之間、城鄉之間，貧富差距很大。成功的標準無法統一。在北京高額的房價和物價之下，幾千塊的工資只能維持正常的溫飽。而在小城市里，你可以活得很滋潤。”周孝正說。

　　一樣的收入，不一樣的生活

　　一線城市和二線城市間的生活差距，李昕(化名)深有體會。

　　一個普通的工作日，北京時間17點，李昕走出單位大門，擠上人滿為患的公交車，在堵車大流中，緩慢搖晃著前行。一個小時后，北京鐘鼓樓的身影在陰霾中隱約可見。這身影有些親切，這份親切來自她的家鄉，陜西西安。

　　同在這一天，一個小時后，王遠(化名)離開超市，在門口停車場里找到自己的車，悠然駛向家門口一家新開的餐廳，妻子約他在那里嘗新。

　　李昕高中畢業8年了，在北京一家公司上班。工作已經3年多的她，依然和同事在一間合租的小房子里掙扎。由于住處離單位距離很遠，李昕每天輾轉其中，“來回將近4個小時的時間都浪費在路上了，下了班就往家奔，出去和朋友吃個飯都不敢，生怕錯過回家的公交”。

　　面對自己曾經北上的選擇，李昕一直有些糾結。“同樣的工資，在老家，我可以和他(王遠)一樣輕松自在，車、房也都不是問題。可在北京，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窮人，買車要等搖號，房子壓根就不敢想。”

　　說起同學王遠，李昕感慨萬千，“高中時，我倆的成績相差得不是一星半點。我是班里的前三，他是后三。高考我考來北京，他卻因為成績不理想而復讀了一年。最后，也只去了一所專科學校。可現在，他已經有房有車、娶妻生子，而我卻還在溫飽線上掙扎”。

　　其實在李昕眼里，她和王遠生活上的差距并非源于收入。“但每次聚在一起，總覺得他是老板，我就像個民工。在同學眼里也一樣，他是小富即安，而我卻遠遠不如讀書時‘輝煌’。”

　　李昕感嘆，“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這個名牌大學讀的是不是有意義了。”

　　誤區與標準

　　“教育的意義在哪一直是個問題。”上海交通大學編審，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表示，現在名校的“高材生”們，看到當初成績不如自己的同學已經小有成就，肯定會心里不平。可是要讓他們選擇創業路，“十有八九不愿意。”

　　根據教育數據公司麥可思的調查，從2007屆到2009屆，高職高專自主創業比例遠遠高于本科。創業比例最高的高職高專，畢業生的創業更傾向于“受邀創業”“未找到合適的工作”等被動因素。

　　“也就是說，越是就業好的學校，自主創業的畢業生就越少。”熊丙奇說，“有調查說，高考‘狀元’鮮有職場‘狀元’，這很正常。因為高考的分數，只能反映一個人的某個階段某一方面的能力。”

　　“我國目前存在著升不了大學的高中畢業生創業、大學畢業找不到好工作(的學生)才無奈創業的現象，人們很自然地會把這(現象)視為‘差生創業’。”熊丙奇說，“這是我國教育和就業的嚴重錯位，值得引起重視。”

　　熊丙奇認為，“學霸”之所以會失落，是因為我國大學的教育，目前還主要集中在“學歷教育”。“更確切地說，是回報給學生一紙文憑的教育。不少學生上大學，為的是一張文憑，在本科畢業后，又去追逐更高的碩士、博士文憑，以為學歷越高，自己越是‘高級人才’。可中國很多大學千校一面，培養的學生也無個性、特色，缺乏核心競爭能力，更別提擁有創新創造能力了。”

　　而在周孝正眼里，“學霸”們學來的知識無法學以致用，是我國大學教育里一個很大的問題。 “而且，大學里的行政化現象嚴重，這就促使教育里存在‘官本位’的誤區，這也就是為什么高材生們無人創業，反而紛紛去考取公務員。這個現象是很不正常的。再有，一個人成績的好壞和他掙錢多少根本就不是一個概念，這怎么能比較呢?掙得多就是成功，這個解釋合理嗎?”

　　這個問題也困擾著不少人，包括沈童。

　　“在老家，絕大多數人對成功的定義就是你掙多少，如果你不是這個標準，就會顯得很另類。”沈童說，盡管她知道這個標準里存在的問題，可卻無法辯駁。“生活環境不一樣，價值觀肯定也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