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垃圾再利用亟待國家政策回應

北京CBD核心區地下300萬方土“搬出”成為北京建筑史上城市中心區最大基礎土方施工。圖為工人們正在清理建筑垃圾。

　　在大拆大建的城市，吐出越來越多的建筑垃圾，人們不得不思考在避免這些垃圾污染環境的同時，讓這些資源盡快循環利用起來。

　　目前，業界在期待國家出臺可供操作的實施細則，一些企業也躍躍欲試。然而建筑垃圾再利用的春天是否就要來到，仍未可知。其中，政府“扶上馬、送一程”，對產業的發展尤為重要。

　　歐盟國家建筑廢棄物的資源化率平均超過70%，韓國、日本等亞洲國家建筑廢棄物的資源化率已經達到90%以上。

　　與通常“資源化率不足5%”的說法不同，北京建筑工程學院建材實驗室主任陳家瓏教授給出的數據是，我國實際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率不足1%，且目前主要的處置方式是填埋與堆放。

　　即，建筑垃圾循環利用在我國幾乎仍是傳說。

　　等政策

　　十幾年前，甚至更早，我國已有學者關注建筑廢棄物的利用問題，更有“一廂情愿”的創業人和資本倉促進入，希冀化廢為寶、就地生財，未料歲月蹉跎，始終沒有得到“環保建材”市場及政策的積極回應。

　　接受系里的建議，陳家瓏從1993年就開始進行建筑垃圾處理的研究與試驗。

　　同時，在北京建筑工程學院科研力量的支撐下，北京首家建筑垃圾處理廠——北京元泰達環保建材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元泰達）成立。

　　1994年，陳家瓏找廠家利用建筑垃圾生產了一些制品，打算用于北京亦莊一座廠房的墻體建設。后來由于科研經費不足，“用建筑垃圾建一棟小樓”的計劃被迫擱淺。

　　2007年，陳家瓏提出的“建筑垃圾資源化與循環利用的關鍵技術與應用的研究”項目獲北京市科委立項支持。北京市科委希望“研究成果不只是放在實驗室里，更能夠進行產業化推廣”。

　　此前，陳家瓏已與元泰達董事長吳建民有過接觸。“產業化必須有生產企業。”陳家瓏向本報記者回憶說。

　　從2002年開始，吳建民就在做各種準備，籌資、解決廠房設備、篩選技術，直到2007年據稱為全國最大企業的建筑垃圾生產線在元泰達建成，吳建民對環保建材市場一直保持信心。

　　位于北京市昌平區的元泰達，是吳建民在建材行業摸爬滾打近30年的結晶。上世紀80年代初，吳建民靠做沙石生意起家，如今他自詡元泰達為建筑垃圾再生行業的龍頭企業。

　　幾年前，在回答媒體“如何看待環保建材市場”的提問時，吳建民稱“已聽到春天來臨的腳步聲”。現在，他的憧憬之情已淡了許多。

　　“目前就是等政策，沒政策說什么也沒有用。”吳建民答本報記者。

　　缺乏發展動能

　　“北京已有兩家建筑垃圾處理企業，但實實在在建成廠子的就我一家。”吳建民說。

　　一方面，建筑垃圾被隨意處置或簡單填埋，占地又污染；而另一方面，有處置能力的建筑垃圾再生企業卻因缺乏作為原材料的建筑垃圾，面臨“吃不飽”的生存窘境。

　　在建筑垃圾再生這個朝陽產業中，元泰達收獲的卻是連年虧損，正常生產無法保障。成本高、缺乏市場競爭力是主要原因。

　　事實上，再生產品比一般建材具有許多優勢，如保溫性好，低輻射，更加環保。然而國家或地方政府在建筑垃圾處置上遲遲沒有出臺實施細則，導致該產業始終沒能做大。

　　記者了解到，北京市容委及市建委不是不想幫助元泰達，但到底要怎么做，缺乏政策依據。

　　目前，全國有近20家建筑垃圾再利用企業，這些企業陳家瓏基本都接觸過。“在沒有政府額外補貼的情況下，生產再生制品的企業基本都是虧本或勉強維持，沒有發展的動能。”

　　對很多建筑垃圾清運企業而言，目前的狀況也不樂觀。

　　“可消納建筑垃圾送到填埋場需要交費和稅，而人工工資、油價都在不斷上漲，利潤越來越薄。”談到建筑垃圾清運，北京鴻儒保潔服務有限責任公司負責人牛勇向本報記者訴苦，“我們也對建筑垃圾循環利用，比如把可回收物分揀出來，或者把一些施工垃圾制成輕體磚，否則更得賠死。”

　　北京豪杰物資回收中心負責人田先生向本報記者感嘆：“建筑垃圾能倒的地方以前挺多的，比如可以倒到五環邊，現在不行了，得六環外，運輸成本更高了。”

　　談到建筑垃圾可以利用，他追問記者：“能告訴我哪兒要嗎？有補貼嗎？”

　　深圳模式

　　城市建筑垃圾已經無處可倒，將其大量外運又不太現實——與北京等其他大城市一樣，深圳同樣面臨垃圾圍城的問題。

　　深圳市在2008年就已對建筑垃圾使用作出規范，但至今并未出臺具體實施細則。

　　為了破解這一難題，作為深圳市首個示范項目，日前，南方科技大學建設工地建筑廢棄物資源化現場綜合利用項目應運而生。深圳市為此提出“建筑垃圾就地處理，實現零排放”的目標。

　　據項目實施方深圳市華威環保建材有限公司負責人介紹，深圳原特區內目前還有40個城中村改造項目，且都位于主干道邊，而根據深圳市城市管理相關規定，運送垃圾的貨車不允許在主干道通行。因此，建筑垃圾的外運問題被納入政府議事日程。

　　南方科技大學的項目采用就地消化、現場處理的方式，可使建筑廢棄物轉化率達到90%以上，是一種突破傳統處理模式的新方法。

　　其中，絕大多數建筑垃圾通過大型移動式現場化處理設備處理后，被制成各種類型的骨料及磚，全部用于大學校區建設。對于不能利用的廢渣余土，則用于校園內土坑回填及堆山造景。

　　鑒于該項目的借鑒作用，深圳市政府將之作為2011年重點扶持項目，并撥出2080萬元專項經費，國家發改委也劃撥640萬元專項資金補貼。

　　“特區的建筑垃圾足以支撐我們滿負荷運轉，我們甚至還得適當控制收納量。下一步公司將擴大生產，加大研發投入。”華威公司前述負責人對未來很有信心。

　　新政待出

　　采訪中，記者一直有一個疑問：近些年來城市發展迅猛，大拆大建很多，建筑垃圾積累不少，為什么能推動建筑垃圾處置的國家相關大政策和細則遲遲沒有出臺？

　　“建筑廢物的處理和利用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扯到很多管理部門。”陳家瓏回答說， “雖然大家都重視，但未形成合力。”

　　實際上，正由于陳家瓏的努力奔走，這一工作正面臨一個新的局面。

　　2010年兩會召開之際，一篇采訪陳家瓏的文章引起社會對建筑垃圾處置問題的關注。

　　當年6月，中央政策研究室以簡報形式全文刊發該文，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此作出親筆批示。

　　這促使中央機構編制委員會辦公室下文明確了關于建筑垃圾資源化再利用的各部門的職責分工。

　　“政策的出臺總有一個過程，無論如何，現在還是有希望了，有人管了。”陳家瓏說。

　　今年5月，北京市出臺有關建筑垃圾循環利用的指導意見。根據意見，市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具體的措施和辦法。

　　在總理批示后，中編辦、工信部、發改委等部委也都找過陳家瓏，請他做一些支持工作，諸如調研、起草指導意見等。

　　“現在技術不是問題，關鍵是管理。”陳家瓏強調。

　　陳家瓏現在把主要精力用于推動建筑垃圾的使用，這需要“整天與政府部門和企業打交道”。

　　目前，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問題已經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并且列入各級政府的議事日程，有關各部委都將建筑垃圾資源利用列入了“十二五”規劃。

　　“現在大家都重視了，但進程還是稍微慢了一些，還需要繼續呼吁。”陳家瓏說。

　　建筑垃圾源頭削減策略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建設發展時期，每年大量的施工建設和拆遷改造工程不可避免地產生數億噸建筑垃圾，如不盡快加以處理和利用，必將給社會、環境和資源帶來不利影響。據不完全統計，我國建筑垃圾數量已占到城市垃圾總量的30%到40%。

　　國外建筑垃圾再利用

　　日本人將建筑垃圾視為“建筑副產品”，十分重視將其作為可再生資源而重新開發利用。比如港埠設施，以及其他改造工程的基礎設施配件，都可以利用再循環的石料，代替相當數量的自然采石場礫石材料。

　　日本對于建筑垃圾的主導方針是：盡可能不從施工現場排出建筑垃圾；建筑垃圾要盡可能重新利用；對于重新利用有困難的則應適當予以處理。

　　美國政府的《超級基金法》規定“任何生產有工業廢棄物的企業，必須自行妥善處理，不得擅自隨意傾卸”。該法規從源頭上限制了建筑垃圾的產生量，促使各企業自覺尋求建筑垃圾資源化利用途徑。

　　如美國住宅營造商協會開始推廣的一種“資源保護屋”，其墻壁用回收的輪胎和鋁合金廢料建成，屋架所用的大部分鋼料從建筑工地上回收得來，所用板材是鋸末和碎木料加上20%的聚乙烯制成，屋面的主要原料是舊的報紙和紙板箱。

　　在荷蘭，目前已有70%的建筑廢物可以被循環再利用，但是荷蘭政府希望將這一比例增加到90%。因此，他們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建立限制廢物的傾卸處理、強制再循環運行的質量控制制度。荷蘭建筑廢物循環再利用的重要副產品是篩砂。由于砂很容易被污染，其再利用是有限制的。針對于此，荷蘭采用了砂再循環網絡，由分揀公司負責有效篩砂，即依照其污染水平進行分類，儲存干凈的砂，清理被污染的砂。

　　總體來講，上述這些國家大多施行的是“建筑垃圾源頭削減策略”，即在建筑垃圾形成之前，就通過科學管理和有效的控制措施將其減量化；對于產生的建筑垃圾則采用科學手段，使其具有再生資源的功能。

　　建筑垃圾堆放與填埋的危害

　　建筑垃圾堆放與填埋不僅大量侵占土地；而且，污染水體、大氣和土壤，并且更難消解；同時，嚴重影響市容和環境衛生。

　　有專家認為，建筑垃圾最大的風險在于其占用了大量土地，未來20年，中國的建筑垃圾增長會進入高峰期，將直接加劇城市化過程中的人地沖突。

　　建筑垃圾在堆放過程中，一些有機物發生分解，產生有害氣體，少量可燃物在焚燒中可產生有毒氣體，這些氣體包裹著細菌、粉塵隨風飄散，對大氣造成污染。

　　建筑垃圾中的膠、涂料、油漆不僅是難以降解的高分子聚合物材料，還含有有害的重金屬元素。這些廢棄物被埋在地下，會造成地下水的污染，直接危害到周邊居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