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課程創始人望共享數據能回饋教學

　　盡管收集可獲得的在線學術材料的想法日益增多，如從文章和數據集到會議報告和講座，但有一種學術文獻卻幾乎未得到審核。那就是教學大綱：列出閱讀材料、話題以及大學課程所期望的材料。

　　至少，在今年1月，當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數據科學家、社會學家和數字—人文研究人員發起一個叫作“開放課程資源管理器”的工具之前，情況是這樣的。它融合了超過100萬種公眾可獲得的教學大綱，并通過一種方便搜索的形式列出了它們的數據。另一個包含至少3倍于當前教學大綱的版本將于2017年1月啟動。

　　這個名為“開放課程計劃”（OSP）的工具背后的團隊希望促進大學課程更加公開化。他們認為，這樣做有助于教科書作者、教務工作人員和課程開發者，并對有效教學材料設計作出反饋，而這很大程度上在常規學術工作評估中被忽視了。

　　“教學大綱是由學者編寫的應該被共享的最重要的材料，然而它們卻未被廣泛共享。”馬薩諸塞州劍橋市哈佛大學學術交流辦公室哈佛開放獲取計劃主任Peter Suber說，他也在OSP顧問委員會工作。“它們反映了關于什么值得一教的嚴肅學術判斷。”

　　這樣的判斷對于教科書作者來說是受歡迎的消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計算機學家 Stuart Russell直到《自然》雜志就這篇文章采訪他時才意識到這一點，他和共同作者Peter Norvig在1995年編寫的《人工智能》一書是計算機科學領域被指定閱讀最多的文獻。“我非常出乎意料。”他說。

　　除了點燃職業自豪感之外，這樣的信息有助鞏固終身職位及促進晉升。編寫一本教科書，無論它有多么有用或是信息含量多么高，學術文章中的引用率總體不高，因此其學術影響力很可能并不高。OSP則有助改變平衡。“我正處于這樣一個時期，我認為教員應該對其學時、能力和影響力的整體紀錄有更多知情權。”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主任 Amy Brand說。她表示，教學大綱使用的硬數據能夠讓教職員工“就他們的工作在世界上究竟有什么作用講述自己的故事”。

　　目前，開放課程資源管理器可查詢到能追溯至2000年的100多萬個教學大綱，相互參照2000多萬篇文章，從而制作出一篇文章被教授頻率的數據。使用者可以通過作者、題目、機構和學科等目錄搜索這些數據。這個工作還報告了哪本教科書使用率有多普遍，并對每篇文章的教學頻率進行了排序。

　　一個升級版的工具將于2017年1月21日在該資源管理器的首個周年紀念日開放，它將會包括300萬個教學大綱，相互參考文獻達1.5億篇文章左右。它們將包括來自預印本服務器arXiv、跨庫檢索CrossRef以及虛擬國際權威文件（VIAF，將相同的書目記錄與不同國家圖書館目錄相連）等處的標題。此次升級將包括新的搜索選擇，如通過日期或單位進行搜索的能力，OSP項目主任Joe Karaganis說。新的版本將融合加拿大和英國更好的數據和信息，如果作者最終同意復制它們，將會形成全文本的教學大綱。

　　“我們很有雄心。”Karaganis說，“現在所用技術還很粗糙，但它們都是可以改善的，數據科學正在變得越來越好。”

　　釣取引用率

　　OSP位于哥倫比亞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的“美國議院”，由艾爾弗·斯隆基金和阿卡迪亞基金資助。它受到一個叫作教學大綱發現者的搜索引擎的啟發，該引擎對2002年到2009年間的教學大綱公共網絡進行了分析。該工具由弗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歷史學家Dan Cohen開創，現在Cohen已成為美國數字公共圖書館執行主任。該引擎集聚了Cohen所說的當時最多的教學大綱收藏，包含月100萬份資料。他在2011年將其作為數據庫公布了網站鏈接。

　　與OSP不同，Cohen的工具提供了與每個大綱全文本相連的工具，但它僅包括到2009年的課程，在他因為改變為谷歌程序界面讓該工具下線之后，Cohen的很多同事以及作幼兒教育專家的妻子都為此感到煩惱。“我仍然會收到郵件讓我繼續維持教學大綱發現者。”他說。

　　當OSP在2014年啟動時，該團隊建立了挖掘公共互聯網的工具，包括Cohen使用的鏈接（Cohen因編碼錯誤丟失了一部分數據）。但像Cohen一樣，Karaganis推算，該團隊也受限于可公開獲取的教學大綱：粗略估計僅有美國8000萬到1.2億教學大綱中的600萬份。教學大綱被封緘在私人課堂管理軟件的墻壁背后，難以接觸到。“例如，哥倫比亞大學在過去12~13年間的教學大綱數量為8萬份左右。”Karaganis說，“但一所大型州立學校的教學大綱則是它的兩到3倍。

　　OSP團隊接下來需要建造工具提取那些大綱的內容。例如，引用率并沒有一致的結構，該項目技術主任David McClure說。該工具通過在一個擁有2000萬個標題（1100萬來自哈佛圖書館云以及900萬來自JSTOR）的數據庫中交叉引用每個教學大綱，來搜尋所需要的標題。將文章標題和作者匹配可算作一次引用。“我們對允許模糊性設計了不同的技術，比如把‘由’一詞放在作者和題目中間。”McClure說。

　　一個新標準

　　OSP提取出的數據可通過一種叫作教學分數的單一指標進行排序，它可以表明一篇文章在教學大綱中被指定閱讀的次數有多頻繁。其價值可以是從1（很少用于教學）到100（經常用于教學）。

　　據Suber介紹，教學分數為常規學術影響力標準提供了一種替代指標。它們反映了日益興起的“替代指標”思潮，它旨在對一個人的研究產出進行量化。“我認為教學分數可以參與到新的替代指標行動中，在文本影響力方面提供更加敏銳的衡量方法。”他說。

　　現在，一些研究人員和高校已經在利用這些數據。萊克星頓肯塔基大學發現該校教師Edward Morris一篇文章的引用率在13225篇社科類文章中排名46位之后，舉辦了新聞發布會。現在，這篇文章在53177篇文章中排名第371位，Morris計劃利用這些數據支撐自己晉升正教授。

　　美國高校并非唯一引起注意的群體。目前OSP每天約1000名訪客大部分人來自美國，Karaganis說，但來自烏克蘭、俄羅斯和埃及的訪客也占相當數量。

　　其他研究人員也在利用這些數據編纂一些廣泛得到教學的文章的清單，例如通過漫畫小說和連環畫形式，或者對由女性寫作的經常被用于教學的社會學文章進行量化。康涅狄格州紐黑文耶魯大學博士后Melanie Martin利用教學大綱發現者了解她所在的進化人類學領域教學頻率最高的文章，但因為沒辦法搜索次一級學科的相關數據，例如在次一級學科神經科學或基因組學方面的生物學搜索結果的局限性，她不得不手動瀏覽1.6萬篇人類學題目。“沒有更好的過濾器，我覺得這是它的局限。”她說。

　　夯實專業技能

　　OSP數據的另一個潛在用途是課程設計。通過讓教職員工尤其是青年教學人員在其同行的知識基礎上開展工作，OSP有助于使他們更具創造性地投入教學，如通過發現呈現教學材料的新方法。“它對提高教學質量大有裨益。”Russell說。它還有助提高效率，使教職員工有更多時間做科研和指導學生。

　　然而，重要的是不能過度解釋這些數據，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信息文獻專家Lisa Janicke Hinchliffe說。該項目的樣本集可能并非所有教學大綱的最佳代表，尤其對一個具體機構而言。例如，根據資源管理器，哈佛大學被布置的位居第二位的文章是由馬丁·路德·金撰寫的《伯明翰獄中來信》。但OSP的80%哈佛教學大綱來自肯尼迪政府學院，Karaganis說（盡管OSP并不總是公開列出其詳細資源來源）。因此，很難總結這篇文章在哈佛究竟有多受歡迎。

　　對于Hinchliffe來說，OSP的價值在于其揭示教職員工使用資源的廣度。“我并不需要明確的‘這些是教學中使用率最高的前6本書’。”她說，“我希望看到的是它的豐富程度。”

　　這樣的信息對于簡化費時費力的課程設計來說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Suber已經教授哲學21年，他對此深有體會。“無論什么時候，我得知要開新的課程，那么我至少需要對它準備1年。”他說，“寫40個講座的教學大綱是個巨大的工程，它比寫一本書更難。”而OSP的數據將有助減輕這一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