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端鴻：SCI、期刊影響因子和ESI的本質是什么？

　　近日以來，湯森路透知識產權與科技業務出售的消息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各方面又開始反思、批判科研領域的量化考核現象，也對SCI、影響因子和ESI等工具和指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不乏真知灼見，也不乏捕風捉影、胡思亂想，本文擬通過個人的經歷和體會做一個科普性的分析，供各方面參考。

　　我最早知道SCI是2000年，當時正在復旦大學讀本科一年級。有一次，我的一位同學出了一本書，同學們熱烈討論他很牛。其中一位同學說，他只能算“小牛”，真正的“大牛”是本科階段就發表SCI論文的。我說：“我都不知道SCI，知道SCI的人就已經很牛了。”后來上學院胡金星老師的文獻檢索課才知道，SCI全稱是Science Citation Index，是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 Institute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簡稱ISI）出版的期刊文獻檢索工具，出版形式包括印刷版期刊、光盤、聯機數據庫和Web數據庫。在沒有這個工具時，科研人員從那些期刊中找到與自己研究相關的文獻是非常困難的，耗去大量時間泡在圖書館翻閱期刊，最終仍然是可遇而不可求。這個工具把分散在不同期刊中的相同學科領域的學術論文進行歸類，并標明來源、作者、引文等信息，我們就可以非常方便地通過這些線索找到豐富的文獻全文。

　　到了研究生階段，我們做研究需要查閱更多的英文資料，所以就有了更多的機會使用各種英文學術數據庫，比如WOS、Scopus、EBSCO、JSTOR，慢慢也就知道了WOS數據庫其實就包含了SCI和SSCI數據庫，本質上這些數據庫是給我們提供文獻索引的。我是公共管理學科的研究生，由于SSCI收錄的社會科學類期刊非常有限，在查閱英文文獻的時候，我們還得借助更多數據庫的幫忙。不過，SSCI也有個好處，跟其它檢索工具通過主題或分類途徑檢索文獻的常規做法不同，它設置了獨特的“引文索引”（CitationIndex）。可以通過歷史文獻被當前文獻的引用，來說明文獻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歷史文獻對當前文獻的影響力。這實際上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性，有助于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知識創新。后來得知，理科的研究生同學們都要發SCI，文科的學生只需要在中文核心期刊上發表一篇文章就可以了。所以，理科的研究生使用WOS數據庫的頻率普遍比我們文科生要高。

　　2006年，我留校在復旦學生處工作。當時高等教育特別強調“全員育人”，主要的問題是相當一部分教師忙于申請科研項目和發表SCI論文，所以只有時間“教書”，沒有時間“育人”，被很多學生工作系統的人戲稱為“教書不育人”。其實一開始并不是特別理解為什么發表SCI論文和育人兩件事情會形成沖突。后來在學校從事院校政策研究工作，從更加宏觀的視角看待這個問題，才逐漸理解高校教師的困難處境。隨著學術職業和研究經費競爭的持續白熱化，在復旦這樣的學校要嶄露頭角，面臨在高影響因子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的巨大壓力。而且，湯森路透集團每年都會出版期刊引用報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JCR），提供了一套統計數據，展示科學期刊被引用情況、發表論文數量以及論文的平均被引用情況。在 JCR 中可以得到每種期刊的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 IF，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在第三年中平均被引次數）。影響因子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應一個期刊的影響力。當時聽說中科院根據影響因子的高低把SCI期刊劃分為“一二三四”四個區，很多研究型大學為了產出更多有影響力的成果，就要求教師必須在一區期刊（影響因子最高）發表論文才能滿足評定職稱需要和獲得相應的科研獎勵。有些在低影響因子區期刊上發表文章的老師都不好意思告訴別人自己發文章了。這實際上是用期刊影響因子的高低替代了對學術研究本身質量的判斷。但事實上，湯森路透認為期刊影響因子只是為科研人員對于最值得關注和有幫助的科學研究提供一個指標性的客觀依據。他們一直強調，期刊影響因子只是衡量期刊影響力的常用指標，應當予以恰當的應用，不能直接用于評價機構和學者。不過，筆者認為影響因子作為一項客觀的數據予以披露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多如牛毛的期刊影響力便被隱藏進了“黑匣子”。而且，行動的主動權掌握在管理部門和學術界手中，不應對一項客觀指標過多苛責。在高等教育領域，大學排名結果也容易導致濫用，是否意味著也要把大學排名給禁止掉？在各級各類教育當中，都存在各種具有廣泛影響力的考試，是否也要把各種考試給停掉？在證券市場，K線圖被機構誤用會誘導散戶投資的巨大損失，是不是也要把K線圖給禁止掉？

　　SCI受到更加廣泛的重視與大學排名的推動關系密切。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推出了世界大學學術排行榜，2004年泰晤士高等教育推出排行榜，SCI論文引用（Citation）情況都是其中的核心指標。而大學排名的結果又會進一步影響主管部門對大學的評價。所以，越來越多的重點大學開始通過科學計量的方法對學校各個學科的學術論文發表情況進行分析，進而給不同的學科提出不同的目標和要求。總的導向是理科的論文要發表到影響因子比較高的期刊，工科要盡量發表SCI論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國際化要求社科的教師更多發表SSCI論文，連人文學科的學者也受到鼓勵發表A&HCI論文。于是，SCI逐漸從一個索引工具，被科技管理部門和教育管理部門的導向異化為了評價功能。這種異化也引起了各種批評，但是這種評價系統的“守護者”認為，該評價方式對于提升中國科技論文的影響力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且排除這種評價，簡單依靠發育尚不成熟的同行評價和國內期刊，是不利于大學發展的。

　　2008年下半年，我第一次從當時的復旦大學學科辦主任葉紹梁老師這里知道了ESI（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基本科學指標）數據庫，實際上就是按照SCI、SSCI論文數量、總被引和篇均被引三項指標對世界上所有機構、科學家進行排序。據悉，北大、清華等高校從2006年開始關注這項指標，武漢大學邱均平教授、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主任李志民等人對ESI指標在中國科學界的應用起到了推廣作用。總之，從主管部門到下屬的評價單位，再到高等學校都陸續開始重視ESI這個指標。2009年的復旦大學黨政領導班子務虛會上，我執筆向學校提交了“ESI數據庫概況及復旦大學入選情況”的分析報告。隨后，學校圖書館編寫了各院系對ESI貢獻度的分析報告。在接下來的暑期黨委擴大會議上，相關職能部門和院系主要領導對ESI指標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盡管有很多不同的意見，從這時候開始不少學科就開始了ESI指標的監測工作。學科辦的沈順老師每兩個月一次更新C9高校的ESI指標情況，提交給校領導和相關職能部門參考。這年暑假，我跟一所省屬院校的同行見面交流，得知他們學校也已經開始關注ESI指標。我突然感到很可怕，如果說只有C9或部分985大學關注這個指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畢竟要代表國家在世界大學排行榜上進行激烈的角逐。如果地方院校也將重點放到這上面來，那“教書不育人”的現象就不僅僅是少數研究型大學的問題了。

　　2010年初，湯森路透的技術人員來訪，跟我們詳細介紹了他們的一系列產品和服務。我們開展這方面的數據分析也開始得到更多的外部技術支持。2012年，湯森路透的Pendelbury（ESI的創始人）來訪。他比較系統地介紹了ESI的由來和功能。尤其是Pendelbury介紹說，ESI的主要功能是三個：一是幫助研究者發現哪些機構、研究人員在世界上是具有比較大的影響力；二是幫助研究者發現最具國際影響力的論文（高被引論文）；三是幫助研究者發現前沿熱點的研究領域。當我們介紹，ESI在中國已經被用于評價機構、學科甚至是學者個人的時候，Pendelbury尖銳地指出，這是對ESI數據庫的一種誤用。SCI、ESI的本質至始至終都是基于索引服務設計的，它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科研人員。雖然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機構、人員在國際科學界的國際影響力，但是直接將它作為單一指標來評價學術組織和科學家是不妥當的。這時候我才恍然大悟，也開始逐漸反思ESI指標誤用對中國大學所產生的消極影響。我當時很慶幸Pendelbury及時來到中國當面澄清，有助于幫助中國大學消除對ESI的誤解；也很慶幸他們并沒有因為誤打誤撞掌握了中國大學、學科和科研人員評價的重要標準而刻意隱瞞信息。這年夏天，我參加上海財大-杜克大學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研修班，跟臺灣政治大學的湯京平教授聊起臺灣的教授們怎么看待SCI。他說，臺灣社會科學領域的教師往往會在主流的SSCI期刊上發一篇文章證明自己具有在此類期刊上發文的能力，但更多的研究成果還是會選擇在本土的學術期刊呈現，原因是唯有母語才能更加精確、完整地呈現整個研究。我當時跟他開玩笑說：“看來臺灣學術界對SCI的應用并沒有失控。”

　　2012年下半年，教育部學位中心進行了第三輪學科評估，將ESI高被引論文數量納入指標體系。而重點建設大學也越來越多地在自己的官方網站宣傳自己新增和累計的ESI學科數。重點建設高校在總結報告中一般都會將入選ESI學科數及其在建設期內的增長情況作為重要的指標予以說明。2013年，參與完985三期階段總結后，我來到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任教，從事高等教育管理與政策的研究，科研工作中每每感受我國教育、科技領域數據開放與信息公開的不足，這些外部數據給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隨著“后211、985時代”重點建設的過渡和規劃，以及上海市所引領的高峰、高原學科建設如火如荼，ESI誤用為學科評價工具的現狀并沒有得到好轉。所以，包括筆者在內的高等教育研究人員、院校發展規劃人員和學科建設人員仍然在持續地關注ESI指標。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盡管教育部學位中心的一級學科評估非常權威，指標體系也在不斷完善，參評單位在不斷增長，公信力也在不斷增強，但是它存在一個顯著的缺點：不能進行國際比較。這樣一來，ESI學科領域排名和QS學科排名就成為了僅有的可以確定中國高校學科國際坐標的工具。在2016年啟動的教育部學位中心第四輪學科評估中，SCI論文、擴展版ESI高被引論文（從1%擴展到3%）仍然是科研評價的重要指標之一。

　　最近兩年來，科學計量領域的商業機構不斷加大對亞洲和中國的投資力度，業務范圍不斷拓展，職員人數不斷擴張，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傳統的行業引領者湯森路透，以及愛思唯爾和自然集團兩家出版商的加入。愛思唯爾基于Scopus數據庫開發了Scival分析平臺，自然集團開發了自然指數（Nature Index）。前者涵蓋了WOS收錄的大部分期刊，也涵蓋了EI（Engineering Index，工程索引）和大量人文藝術類的期刊，這有助于突破僅僅從科學角度評價學科領域的局限。后者則從眾多JCR期刊中遴選出了68種期刊，認為這象征著國際學術水平之巔。個人體會湯森路透是一家學術氣息很濃的公司，公司的選刊部與其他業務部門有嚴格的“屏障”相隔，期刊能否被SCI、SSCI和A&HCI收錄，完全植根于嚴謹的國際學術同行評價和客觀的期刊影響因子。而且，由于它并不從事出版行業，可以相對保持獨立性。愛思唯爾的索引也是在堅持同行評議原則基礎上，對學科覆蓋面和期刊覆蓋面上做到更加完整。雖然他們的數據庫覆蓋面具有較大優勢，但是他們堅持不做基于引文的排名，是一種克制的態度。自然指數則是由出版商自己來做指數排名，從一開始就無法擺脫“利益相關者”的角色。

　　近日，湯森路透宣布將知識產權與科技業務以 35.5 億美元的價格出售給 Onex Corp 和霸菱亞洲投資。有人說這是一種“拋售”，影響因子將被棄用；有人說這是一種外行收購內行，SCI未來形勢不妙。筆者認為，這只是資本市場的一場正常交易。SCI、JCR等產品和業務既不是第一次被出售，也不會是最后一次。唯一能夠確定的是，至今為止它的每次出售都賣了好價錢，這次的35.5億美元不僅不是低價“拋售”，而且是“高價”成交，凸顯了資本對亞洲數據與信息服務市場潛力的積極預期。對于未來新公司的知識產權與科技業務而言，有兩件事情值得引起重視。第一，從商業的角度說，“三流的公司賣產品、二流的公司賣服務、一流的公司賣標準”。知識產權與科技業務部雖然銷售數據庫及其相關的信息服務，但其核心優勢是基于科學引文索引的期刊標準，這套標準系統需要持續改進和優化。SCI、SSCI應該樹立一個目標：任何領域的學者和學生，在SCI、SSCI中都能檢索到本領域最重要、最前沿的文獻。這需要他們發揚“工匠精神”進行持續改進。第二，當越來越多的外部主體濫用SCI、影響因子和ESI開展機構、學科和人員評價的時候，必須第一時間出手予以公開澄清和批判，不能僅僅依靠面對面交流當中的小范圍澄清。企業不僅僅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黑匣子”，更是具有自身價值觀、信念、行為方式等構成的特有文化形象，學術型公司需要珍惜自己長期以來所塑造的良好形象。

　　筆者認為，SCI、SSCI和A&HCI仍然是優質期刊的重要標準之一，正如CSSCI、北大核心也都屬于中國大陸優質期刊的重要標準一樣。中國大陸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一方面需要有更多的英文、中文學術期刊被重要的國際學術期刊索引庫收錄；另一方面也需要及時啟動以我為主建立全球學術期刊索引庫的工作。這兩項工作的基本前提則是中國的學術期刊都要遵循嚴格的國際學術同行評議規則。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注意，評價機構、學科和學者，應當主要立足于其研究領域、研究方向、研究內容和學術貢獻，而不是學術期刊的級別。中國仍然是一個行政導向型的學術治理體系，行動的主動權掌握在行政部門和科研機構手中，而不是數據信息提供商或出版商手中。他們負責提供優質的科技信息服務，我們的行政部門和科研機構決定如何使用，同時也逐步培育更多的中國本土科技信息服務商，并推動他們走向國際化。給嬰兒洗澡后，把嬰兒和臟水一起倒掉，是萬萬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