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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岡師范學院助教徐少雄，曾因在Nature上發表一篇文章而備受關注。（詳見報道“ ”） 目前，他在香港理工大學做博士后，從事撤稿研究。喧囂過后，他希望人們更多關注于他的撤稿研究本身，他也很愿意分享對于撤稿現象的觀點。 在他看來，相比國際期刊的撤稿量，中文學術期刊的撤稿量可謂微乎其微，說明中文學術期刊還沒有真正“擁抱”在國際上日漸普及的學術撤稿機制。他估計，一旦嚴格追查，“國內學術期刊應出現海量撤稿”。 而對于近期相關部門組織的論文倒查5年行動，他的觀點很明確：學術打假不應該設時限。
徐少雄
《中國科學報》：請介紹你的撤稿研究。 徐少雄： 我的研究聚焦SCIE/SSCI/A&HCI期刊的撤稿現象。我的博士研究課題原創了“撤稿污名化理論”，旨在推進撤稿研究的理論深度、加強學界對撤稿通知語言重要性的認識。 我的撤稿研究主要以撤稿通知為數據來源，采取實證定量的研究方法，涉及大規模數據的采集、編碼與分析工作，且大部分工作必須人工進行，十分耗時費力。比如，我的博士研究課題采集了近1.6萬篇撤稿相關文獻，對其中7650篇撤稿通知進行文本分析及系統化編碼，累計提取數據條目近百萬。 2018年初發表學術處女作至今，已累計發表研究論文10篇。其中，SCIE/SSCI/A&HCI一區2篇、二區4篇、三區1篇、ESCI 1篇、書章2篇。此外，還發表學術評論文章2篇。 《中國科學報》：這是一項得罪人的研究嗎？ 徐少雄： 不少朋友戲稱我是“學術紀檢委員”，好心提醒我不要做得罪人的事。顯然，這是對我的誤解。實話說，我毫不擔心自己的研究工作得罪人。 首先，我所有的研究原始數據均源于撤稿通知，都是現存且可公開獲取的。其次，我的研究并不導致任何某篇文章被撤稿、任何機構與個人被處罰。最后，我的已有研究沒有聚焦到任何單一國家、區域、機構與個人。 事實上，不止一次，有人向我舉報學術不端指控，請我分析論斷。我只向他們推薦相關資源平臺，建議他們向相關學術誠信監管部門舉報。 我認為自己的研究有助于學界更客觀、全面地認識撤稿現象。比如，我的一項研究分析了6800余篇撤稿通知，發現了17種撤稿原因，并將這些撤稿原因按嚴重程度分為公然不端、不當行為、可疑舉動、無心之過四大類，為區別化防范與懲處學術不端提供了依據，幫助大家避免盲目污名化撤稿行為。 《中國科學報》：國內外的撤稿、學術不端研究有何不同？ 徐少雄： 我沒有數據，但個人感覺，活躍在國際學術平臺上的撤稿研究國際學者，遠多于國內學者。但是，我很欣喜地注意到，有些中國學者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上發表了有關撤稿的重要研究。 遺憾的是，我還沒有在國際英語學術期刊上發現研究中文學術期刊撤稿現象的論文。實際上，相比國際期刊的撤稿量，中文學術期刊的撤稿量可謂微乎其微，說明中文學術期刊還沒有真正“擁抱”在國際上正在日漸普及的學術撤稿機制。然而，中國學者發表在國際英文學術期刊上的大量文章遭撤稿。撤稿機制普及程度的中外反差現象值得深思與研究。 《中國科學報》：中國學界應該如何應對撤稿，以及遏制導致撤稿的學術不端？ 徐少雄： 政府重視科研誠信建設，多部門相繼發布系列相關政策文件。然而，學術不端現狀依然嚴峻。自2003年至2017年，中國科協每5年組織一次全國范圍內的科技工作者狀況調查，數據顯示學術不端現象持續較為嚴重。據此推測，國內學術期刊應出現海量撤稿。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此，政府必須堅定政策落實的決心。 《中國科學報》：近期相關部門組織的論文倒查5年，有人稱其為“運動式”打擊學術不端，你怎么看？ 徐少雄： 看到論文倒查的消息，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為什么是5年？作為利益相關方的一員，我很好奇，決策部門設置5年時限的依據與目的何在。如果非要設一個時限，我建議倒查至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時。依據是，中國經濟擁抱世界，科技也要跟上。1923年在荷蘭的一本學術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于2003年遭撤稿，從發表到撤稿相隔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