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生物學家劉志恒：坎坷中成就科學人生

　　一位德國哲學家說過：“如果艱難的經歷沒有摧毀我們，它就反而讓我們更堅強。”這是一位“老外”對微生物學家劉志恒人生與科研的評價。

　　出生于1940年，上世紀60年代正式投身科學，劉志恒——這位從河南農村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和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前半生在戰亂與政治動蕩中，艱難地走過；也和很多同齡人一樣，他的求學與科研經歷，無端地受到“非科學因素”的干擾。

　　然而，在一些人被“命運”拖垮了的時候，也有一些人，在逆境中頑強地堅守下來，并變得更加堅強。劉志恒就是其中的一位。一位國際同行在聽聞了他不平凡的人生經歷后，豎起了大拇指：“劉，你是位了不起的人。”

　　說起兒時經歷，“逃難”二字，最為印象深刻。“先是抗日戰爭，緊接著是解放戰爭，兒時留下最深的記憶，就是大人帶著我隨時往外跑。”

　　劉志恒出生于一個河南農村家庭，父親是一個勤勞農夫、盡責的父親，不僅田種得好，還會養蜂，劉家在當時的河南農村算得上是殷實人家。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在戰爭時代，挨餓也是少不了的”。

　　戰亂與饑餓是劉志恒對自己童年的概括。劉志恒家中兄弟姐妹四人，劉志恒最年幼。在正式上學前，他曾跟隨兄姐去當地小學校，那時劉志恒的家鄉還在國民黨統治下，他記得去學校的那天，學校正給學生發放做童子軍軍服用的“布料”。

　　說是布料，其實就是裝美國救助糧食的“洋面口袋”，學生將這種口袋帶回家，先要染成綠色，再做成童子軍軍服。

　　1947年，到了劉志恒正式上學的時候，他的家鄉已經解放了。戰爭結束后，善于操持的父母很快讓家中興旺起來，“從解放前夕，到土改前，我的家中不再缺少食物”。

　　然而動蕩卻依然沒有終止，上到小學四年級，劉志恒的家中又出變故。“那天和平常一樣放學回家，門上被貼上了封條，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被搬了出來，牲口也給牽走了。”土改正在深入，劉家被劃成了地主。

　　“東西分了就分了，生活還在繼續，我也照舊去上學。”到了劉志恒小學畢業，那一年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縣里最好的中學——西華縣第一中學。

　　初中生活對劉志恒來說，相當順利。到了升高中的時候，作為三好學生，他獲得了許昌地區專員公署頒發的免試升學證書,可以在幾個縣范圍內任意挑選學校。劉志恒選擇了離家90里的周口一中。那是1956年。不久，劉志恒嘗到了政治的味道。1957年，高一放暑假回家，一個多月后，再回到學校讀高二的時候。校園已經變了“模樣”。

　　由于劉志恒“揭發”右派不積極，自己也開始受到政治審查。劉家的成分曾經幾次改劃，當過中農、地主、富農，因此劉志恒的檔案中，留有不同的填寫。原先沒有人在意，而此時，卻成了“隱瞞成分”的大問題。幾經波折后，成分問題算是說清楚了，學生干部卻不可能再當下去了。

　　1958年11月，北方地區已經入冬，從小生長在大平原的劉志恒和他的同學一起，在“三面紅旗”的號召下，第一次來到山區參加“大煉鋼鐵”。在刺骨的河水中“淘鐵砂”。

　　帶著“夾著尾巴做人”的告誡，再加上對“三面紅旗”的諸多“不理解”，劉志恒干得多、說得少。

　　沒想到的是，干活積極，表態不積極，也是一條政治缺點。高考前，在政治審查時，劉志恒被認為有三大問題：沒有和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同情右派；對“三面紅旗”認識模糊。

　　劉志恒聽到這個消息，當即絕望了，對向他透露消息的同學說：“既然這樣，我還是放棄高考吧。”

　　同學將這一情況向校方反映后，學校再次對劉志恒的政治問題進行討論，最后，在這三個問題后面，又加上了一句：經過教育思想有所提高。這才有了考學的機會。

　　劉志恒從小立志學醫，高考填志愿時，志愿表上清一色“醫學院”，基于當時“醫農”同屬一類學科，只在第一志愿欄里，隨意填上了“北京農業大學微生物學專業”。盡管得到了高考資格，看著班上不少優秀的同學，因為政審沒通過未能參加高考。由于自己的政治情況不佳，劉志恒對高考的結果抱著很悲觀的態度。

　　幾周后，劉志恒回到家里，沒想到大學的錄取通知書還是來了。看見“北京農業大學”幾個字，劉志恒并沒有高考錄取后的欣喜，而是醫學院夢想破滅的心痛。

　　同學鼓勵他說：“你可以在毛主席身邊讀５年書。”“你以后就要在顯微鏡下讀書了。”

　　1959年9月，劉志恒來到北京開始了他的大學生活。剛步入校門，所有的新生便先被送到京郊農場勞動。由于年紀最小，劉志恒在農村家中都很少干農活，沒想到上了大學，反倒扎扎實實地當了一個月的農民。

　　其實，當時的北京農業大學，是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農學院合并而成的。“椅子是北大的，桌子是清華的，教授們都來自北大、清華，是全國該領域的佼佼者。”

　　然而，5年的大學并不平靜，剛結束勞動回學校上課，只幾個月后，三年自然災害就開始了。劉志恒在艱苦的生活中，讀完了五年書。

　　1964年劉志恒大學畢業，畢業典禮對他來說又是一次磨難，由于出身不好，表現還不錯，在系里的畢業典禮上，他被要求作了這樣一個自我批判的典型報告：我是如何受剝削階級家庭影響，為個人而讀書。事實上，劉志恒之所以努力讀書，正是來自家中的教育——那種樸素的中國農民對學習的尊敬。在個人與社會的觀念上，劉志恒也受到了家教中如何做人的樸素思想影響，他說：“父親總是教育我們，有好東西自己吃了叫‘填坑’，給別人吃叫‘傳名’。”

　　因此，他無法理解所謂“成名成家”是“為個人讀書”的觀點。讓他想不通的是，如果一個人成名成家了，表明他客觀上所學知識與技能對社會有貢獻，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怎么能說是為個人而讀書。“但是，那天在畢業典禮的臺上，我只能說些違心的話。”

　　由于出身不好，再加上“只專不紅”的帽子，他被分配到了新疆。“說分配是好聽一點的詞，其實就是‘發配’。”這一去就是14年。和劉志恒一起去新疆的全國各專業應屆生人數眾多，大多是些出身不好或政治上“有問題”的學子。“我們這批人一報到，沒有去分配的單位工作，而是一起被集訓后拉到農村參加勞動鍛煉和階級斗爭。”

　　1975年鄧小平復出，大學畢業11年，劉志恒終于有機會搞點科研，他利用在大學學到的微生物知識，在新疆開始進行生物肥料的研究，并與另外4名同事一起，白手起家在新疆農科院建立起微生物研究室。

　　這個由劉志恒等人從搬磚、蓋房開始建立起的微生物研究室，就是后來新疆農業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的前身。

　　1978年，科學的春天，遠在邊疆的劉志恒迎來了一次關鍵性的人生轉折點。劉志恒順利通過研究生考試，投入到中國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他敬仰已久的閆遜初院士門下做研究生。

　　經歷了幾十年的命運起伏，劉志恒把自己的人生比作大海中的一葉小舟，“人生的環境由不得人做主，命運由不得人做主，唯人可以做主的是努力掌控不要翻船并達到彼岸。”

　　41歲研究生畢業，劉志恒說：“我才平生第一次真正搞起了科研。”1983年，劉志恒在《微生物學報》上，發表了他第一篇學術文章。如果說1978年是劉志恒科研上的第一次轉折，1989年，他經歷了科研上的第二次轉折。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我國的科研工作經歷了“文革”后的恢復期。這是一個重建的階段，從方法到理念都未能與國際接軌，更不用說國際前沿水平。

　　1989年，劉志恒平生第一次邁出國門，赴波蘭做了半年的訪問學者，這一經歷，讓他接觸到了國際領先的科學理念，接觸到了“分子生物學”的知識。

　　不久后，他又先后兩次受英國皇家學會資助，赴英國訪問、學習，在英國期間，他又接觸了微生物分類學中化學分類的思想。

　　這兩次轉折，前者是“從無到有”，后者是“從落后到先進”，為劉志恒的科研人生鋪平了道路。

　　在國外訪問、學習取得的巨大收獲，不僅讓劉志恒個人受益，也帶動了研究所微生物分類學的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起，微生物所的微生物分類領域，基本做到了與國際接軌。”

　　1998年，劉志恒第一次在國際IJSEM雜志上發表了論文，為此，微生物所給他頒發了對微生物學研究的貢獻獎。2011年5月22日，劉志恒與他的老師、微生物所教授阮繼生一起獲得了國際伯杰氏基金會（BISMiS）頒發的“伯杰氏獎章”（Bergey Medal )，以獎勵他們對微生物系統學的卓越貢獻。

　　伯杰氏獎章是一項終身成就獎，也是微生物學領域的最高獎項之一。自1994年開始頒發此獎以來，共有43位國際微生物學家獲此殊榮。阮繼生和劉志恒此次獲獎，是我國科學家首次獲得該項獎勵。

　　至此，劉志恒的人生小舟，終于在不平靜的人生之海中，頑強地到達了彼岸。如今，劉志恒盡管已經年過古稀，卻身體健康，精力充沛，依然活躍在教學、科研領域中。

　　近些年，最讓他欣慰的是，除了寫文章、搞科研，他花了很多精力投身研究生教育。幾年前，他還專為研究生教學撰寫了專著《現代微生物學》。

　　目前，劉志恒的科研活動，可以分為兩大部分。除了繼續自己傾心多年的微生物學，并繼續在微生物研究所微生物藥學研究組承擔科研工作外，他對前沿空間生命科學研究，興趣尤為濃厚。

　　早在1987年，他就加入了空間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工作，從事地球生命對空間環境的適應性研究，并在空間環境下研究生命的起源與進化。2008年，他作為專家組成員，參與撰寫了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中長期規劃《中國至2050年空間科技發展線路圖》。

　　2011年國家空間科學中心成立，劉志恒作為36位成員專家委員會委員之一，參與為國家空間生命科學做頂層設計。在評價劉志恒一生的科學貢獻時，有人遺憾地說：“如果你早些年獲得伯杰氏獎章，恐怕你現在已經是院士了。”對此，劉志恒說：“當不當院士是人生機遇，不由我掌握。只要對社會有貢獻就是人生最大的欣慰。”

　　人物介紹：

　　劉志恒，1940年生，河南人。1964年北京農業大學畢業，1981年獲得中國科學院理學碩士學位。1981年起，在中科院微生物所工作，從事微生物學和宇宙生物學研究。先后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科技部“863”計劃、國家載人航天工程、中科院知識創新工程等項目中的多項課題研究。曾主持中國科學院—英國皇家學會、中國—波蘭、中國—比利時、中國—捷克等多項國際合作研究項目。曾獲得中科院科技進步獎三等獎、國防科工委科技進步獎三等獎等近10項省部級以上獎勵。發表論文160余篇，主編、撰寫專著共10部。2011年，獲得國際微生物領域的最高終身成就獎——伯杰氏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