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樂院士揭秘“不快樂”之謎

　　1月18日，南方醫科大學基礎醫學院教授高天明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他是南方醫科大學教師隊伍中的第四位院士，也是由學校自主培養的工程院院士。

　　今年61歲的高天明為人低調，平時極少在公眾面前露面，卻常能推出重要發現，斬獲多項國家級、省部級科技獎。他聚焦人們“不快樂”的機理，另辟蹊徑揭開了抑郁癥的神經調控之謎；而他最大的快樂，就來自潛心研究取得新的發現。

　　當選院士后，高天明接受了南方日報、南方+記者的獨家專訪。眼前的他一頭白發、衣著簡樸，言語間流露著對醫學研究的執著。說到忘情處，他會像個孩子似的手舞足蹈。

　　對世界充滿好奇的老頑童

　　高天明60歲生日時，學生送給他的手繪漫畫

　　高天明60歲生日時，學生送給他一幅手繪漫畫。畫中高天明目光炯炯、白發蒼蒼，身披紅色斗篷，手指觸著星云形狀的大腦星形膠質細胞，口袋里一只小白鼠探頭探腦，電極、大腦、顯微鏡環繞四周——好一個可愛的科學老頑童！

　　神秘的腦科學，是他一生潛心鉆研的領域。但高天明說，自己從來都不是尖子生，只是對世界一直充滿著好奇。

　　記者：您從小就是學霸吧？

　　高天明：我學習成績從來都不算是最拔尖的，算是中上游吧，大學成績也就是前10%到前5%的水平。上完高中后，1977年我下鄉去山西老家西北部的農村，干了一年多農活。

　　1978年恢復高考，我也去考了，但那時候基礎太差，第一次沒考上，就去當兵了。當了兩年兵，在部隊補了不少物理、數學的文化知識，1980年，我考上了第一軍醫大學，也就是現在的南方醫科大學。

　　其實一開始我對學醫是沒有感覺的。我所在的是一個雷達部隊，當時想，要是學無線電多好。被錄取學醫，不是我自己選擇的，但既然來了就好好學，也就慢慢地愛上它了。

　　記者：為什么沒有當醫生，選擇了做基礎研究？

　　高天明：我讀的是臨床醫學，其實出來是可以當醫生的。但是那個年代，大家對科學家非常崇拜，我也更愿意做研究。大學最后一年到醫院實習，當時我感覺自己更喜歡研究類的工作，更想探索一些不知道的東西。

　　從小我就愛看書，也看了很多科學家的故事，可能那時候就在心里埋下了種子吧。在下鄉的時候，干完農活休息時都是在看書。那時候書很少，一本書拿起來就舍不得放下。不管是小說，還是歷史、政治的書，都很想看，對一切知識都非常好奇。

　　在部隊的時候，周末我經常跑到書店看書，有些也看不懂，但就是很感興趣。部隊發的津貼我常拿去買書，堆滿了宿舍。上大學期間，我自己花錢訂了自然科學類的雜志。上課也不僅僅是學課本上的知識，還喜歡去琢磨一些感興趣的事情。

　　記者：求知欲是您最好的老師？

　　高天明：我經常想，現在的年輕人怎么不愛看書不愛學習呢，是不是我們的教育讓他們在小的時候就學膩煩了，把學習看成負擔，到真正要探索的時候，就沒有求知欲了。我小時候并沒花那么多功夫在課本知識上，后來也沒有做得很差。其實我們的工作是很愉快的，有了新的發現就很激動，感到很有意思。

　　我覺得沒必要學那么多課本知識，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對知識的渴望。我對學生說，沒必要考90分，掌握的書本知識夠學習新的知識就行了。為了提高一點分數花太多精力，還不如去探索一些感興趣的東西。

　　我招研究生，首先就是他們要有研究興趣，沒興趣就無從談起。在這個前提下，還必須有一定的做科學研究的能力，科研不是誰都能做的。我經常給本科生講，可能你們畢業后不一定做與所學專業一致的工作，但如果培養了學習的能力，不管做哪一行都將受用一生。

　　“不開心”可能是大腦有問題了

　　人為何會抑郁？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人們。ATP（三磷酸腺苷）是生物體內最直接的能量來源。高天明團隊創新性地發現，抑郁可能是由于大腦中的星形膠質細胞釋放ATP不足導致，補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他們關于星形膠質細胞功能的研究，解開了抑郁癥與自閉癥的神經調控機制之謎。

　　記者：您為何選擇腦卒中和抑郁癥作為研究方向？

　　高天明：在我國，腦卒中無論是死亡率和致殘率都很高，臨床治療手段卻很有限。我岳父岳母都中過風，岳父因此臥床十余年，讓我體會很深。

　　抑郁癥的影響面比腦卒中更寬，如今上學、就業、工作的壓力都非常大，而壓力大是導致抑郁的重要因素。100個人就有5個人患抑郁癥，在腦卒中患者中的發病率更是高達40%。到2030年，抑郁癥造成的社會經濟負擔有可能在所有疾病中排到首位。所以我對它們有興趣去研究。

　　記者：很多人認為抑郁是心情不好、想不開，是這樣嗎？

　　高天明：想不開或是心情不好，是抑郁癥的一種表現，實際上可能是大腦有問題了。壓力是抑郁、焦慮等精神疾病的最大危險因素。現在已經比較明確，在壓力情況下，我們大腦在分子層面會發生一些改變。

　　我們在動物模型上篩選這些分子時發現，ATP在抑郁動物大腦中水平降低了，猜想它可能和抑郁有著密切關系，并通過實驗得到了證實。

　　目前抗抑郁癥的藥物起效一般要4周左右，而補充ATP可以快速抗抑郁，在動物身上治療1周就能起效。如果這一成果能用到人身上，那就是我們最大的心愿。另外，現在的抗抑郁藥物對約1/3的患者是無效的，ATP對他們會不會有效，也是我們想搞清楚的。

　　目前抑郁的診斷主要還是通過量表等方式，受主觀因素影響比較大。所以大家都在試圖找到一些生物標志物，可以客觀地來診斷抑郁癥。這也是目前抑郁癥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記者：能不能找到讓人快樂、不抑郁的辦法？

　　高天明：現在大家都知道，快樂的感覺來自大腦里的一些神經環路活動。能不能激活這些系統，來治療抑郁癥？這是一種思路。但我們更關注的是，能不能像體育鍛煉一樣，鍛煉人們的抗精神打擊能力，減少抑郁發病的可能性。

　　我們在動物實驗上也已經取得了一些發現。小鼠是群居動物，我們發現，把剛斷母乳的小鼠隔開單獨飼養，過幾天再放回群體，這些小鼠長大后面對比較嚴重的壓力時，更不容易表現出抑郁。我們正在尋找這種“挫折教育”在分子層面的物質基礎和科學證據。

　　通過基因分析發現，奧秘可能就在于能量的代謝提高了。輕度的壓力提高了動物能量合成的能力，并儲備起來。遇到一些大的挫折時，大腦需要更多的能量來應對。如果能量不足，神經細胞的功能就可能異常；有了能量儲備，就可以提高應對壓力的能力。

　　記者：您現在擔任南方醫科大學牽頭建設的粵港澳大灣區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主任，這個中心主要做哪些研究？

　　高天明：腦科學是很大一個范疇，我們腦中心根據國家腦計劃的布局，重點研究腦的一些重大疾病，例如兒童自閉癥，青年和成年人的抑郁癥，老年人的阿爾茨海默癥、帕金森癥等，為解釋疾病發生的機制及診斷治療提供實驗依據，甚至直接實現轉化。

　　成立粵港澳大灣區腦科學與類腦研究中心，就是想整合大灣區的科研力量，開展更多的合作，來攻克一些問題。這幾年我們大灣區也引進了不少著名的專家。但現在大灣區與北京、上海還有差距，我們希望提升大灣區的腦科學研究水平，做到三足鼎立。

　　做研究要對得起老百姓

　　作為一位研究“不快樂”的院士，高天明的快樂來自科研上的新發現。他反復強調，做科研最忌急功近利，呼吁要培養更多的年輕人潛心做好基礎研究。

　　“他把我們一群什么都不懂的本科生，當做未來會發現創造、改變世界的脊梁來尊重與培養。”在高天明當選院士的消息下面，一個學生寫下留言。

　　記者：您如何看待自己的院士身份？

　　高天明：選上院士，很多人祝賀我達到目標了。這怎么能算目標呢？把當院士作為目標，就有了功利心，就做不好事情。對科學家的認可，應該是學術成果被所在的領域承認，更新了人們的認知，被寫到教科書、專著中，能夠轉化應用到社會上去。

　　以前我也不知道自己將來能當院士，只是用心去做，能做到哪就做到哪。當了院士要做的事情還是跟原來一樣的，能再做一些基礎研究，在疾病的理論上能夠有新的突破，有一些成果能夠轉化，無論診斷還是治療，在人身上見效，這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記者：為什么您一直都非常低調？

　　高天明：我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比較深。道家的老子說，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做事需要有水這種品性，與世無爭，沉下心去做。如果能達到這種思想境界，就更有可能做出好的科學成果。在做人上，我很欣賞儒家的君子之風，以君子的方式來要求自己，善待別人。但我認為，儒家的中庸思想在科學研究上就不行，四平八穩、面面俱到做不好科學家。做科學研究必須要有點性格，一門心思去做。

　　記者：學了醫，卻沒有在臨床工作過，會不會遺憾？

　　高天明：那倒不遺憾。基礎研究是非常重要的。這兩年，國家和廣東省均發文要全面加強基礎研究，我非常認同。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不能僅看眼前利益。科學研究周期很長，基礎研究可能5年10年也不能見到效果，但必須去做。沒有好的基礎就想轉化，那是做夢，純粹是自己騙自己。

　　我經常教育學生們要珍惜做研究的機會。做研究的錢哪來的，都是老百姓交的稅，如果不認真，浪費錢，還不如不做，把這些錢用來幫助那些貧窮的小孩去上學。

　　記者：基礎研究要怎樣才能取得突破？

　　高天明：這個沒什么錦囊妙計，就是要營造一個鼓勵探索的寬松環境。基礎研究在哪里會有重大突破，是無法規劃的，就是要讓有興趣的人去自由探索。

　　做科學家是很寂寞、很熬人的。我們需要培養隊伍，沉下心來做基礎研究。現在中國的科學研究隊伍并不大，需要培養大批感興趣的年輕人去做研究，慢慢地中國的科學才有可能冒頭。我年紀大了，越來越感到培養人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光我們這些人還是非常有限的，必須讓年輕人成長起來，我們國家才能越來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