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醫師科學家，但更應該培養優秀的醫生

近日，美國貝勒醫學院解剖教學中心主任張曉明全職加入西湖大學。與大多數全職回國的研究型教授不同，張曉明專注于醫學教育。他是西湖大學醫學院從海外引入的首位教學系列教授。

在20多年的教學生涯中，張曉明先后拿過19個教學獎，獎項由學生投票選出，他幾乎每年都會蟬聯。他所在的醫學院里，解剖課居然成為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

近年來，國內醫學院校爭相擴招，培養出了大批醫學生，但遺憾的是，這并未改變我國臨床醫生緊缺的現狀。究其原因，張曉明認為，現行醫學教育體系造成了某些學歷浪費，應將培養具備臨床和基礎研究雙重能力的醫師科學家，與培養以醫療為主的一線臨床醫生加以區別。

帶著22年的教學育人經驗，張曉明負責西湖大學醫學院教學方面的規劃和建設，他希望建立一個國際化的、有特色的醫學教育系統，培養出一批醫師科學家。

張曉明 受訪者供圖

“我熱愛教學，不教學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你在國外已經工作和生活了36年，為什么選擇回國？

張曉明：到了我這樣的年紀，無論事業還是生活都已沒有后顧之憂。聽說西湖大學要創辦醫學院的消息后，我覺得這是我事業發展的一個新機會，可以再上一個臺階，為國內醫學教育貢獻出自己的一點力量。

另外，從生活上來講，回到曾經熟悉的生活中感到非常親切，能與家人、朋友團聚也很令人興奮。

《中國科學報》：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從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本科畢業后算起，病理和解剖幾乎貫穿了你的整個工作、教學生涯，最初為什么選擇從事病理和解剖工作？

張曉明：本科畢業時，我被分配到醫院，并選擇了病理科，我是全班唯一去病理科的學生。

病理科醫生可以說是“醫生的醫生”，負責最終的病理診斷。當時我很年輕，沒有太多出于情懷的考慮。但后來，我發現形態學的東西很適合自己，相比抽象思維，我更擅長形象思維，喜歡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病理科需要對圖像進行記憶和分析，我做起來非常順。

《中國科學報》：對于西湖大學醫學院教學方面的規劃和建設，你未來有哪些計劃？

張曉明：我的思路是本著西湖大學的特點——高起點、小而精、研究型，在這里建立一個國際化、有特色的醫學教育系統。

我們正在做詳細的培養計劃，希望學生在學醫的同時，兼具科研方法和思維訓練，培養出不僅能給人看病，還能在看病過程中發現問題并據此展開基礎科研，最終在診斷治療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醫學生。此外，他們還應具備國際視野。

《中國科學報》：你還會承擔一線教學任務嗎？

張曉明：當然，一點都不會少。我熱愛教學，不教學是不可能的。

《中國科學報》：你已經從事解剖教學20多年，為何還有這么大的熱情？

張曉明：當我們深入做一件事情很多年后，才能感到自己還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以及很多有意思的東西等待我們探索，這就會產生敬畏心理。

另外，我希望把最前沿的醫學教育理念和人文教育理念帶到國內，帶給醫學生們。

醫學教育應加強人文關懷和職業素質培養

《中國科學報》：就解剖學教學來說，國內外有什么差距嗎？整個醫學教學呢？

張曉明：在教學方面，細節上有所差別，但內容上并沒有什么不同，整體上并不存在差距。

全世界的醫學教育都基本相同，任何一個國家的正規醫學院培養出來的醫學生，理論上只要通過其他國家的醫師資格考試、完成必要的培訓，都可以到其他國家去做醫生。

現在國內醫學教育不斷改革，不斷與世界最前沿的醫學教育接軌，因此，無論是教學內容、方式還是軟硬件設施，與國外的差別都不大。

《中國科學報》：你認為目前國內的醫學教育還存在哪些不足？

張曉明：目前國內醫學院對于醫學生的培養著重于知識和技能的獲取，在人文關懷和職業素質培養方面還需要加強。

在人文關懷方面，醫患之間的關系非常特殊，起碼的信任和尊重是必需的，且是雙向的。在這組關系中，患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醫生是為患者服務的，應秉承尊重、謙遜、奉獻的精神，而非高高在上的態度。

尊重是相互的，想讓別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別人。舉個簡單例子，美國醫生在行醫時，要么穿正裝、打領帶，要么穿手術服，這是從衣著上顯示出對患者的尊重。尊重也會迎來信任。

另外，醫生如何與患者溝通很重要，是有程式性的。醫生要和患者的視線保持水平，看著患者的眼睛，依照講話的程式、語言技巧，溫暖又專業地進行表達。比如，美國醫生常常說，如果你的家屬是我的家屬，我也會采取同樣的治療方案等。這些內容不是上課學來的，而是要通過前輩醫生的言傳身教習得。

如果著裝和言談舉止都很正式、專業，首先就會消除大部分患者對醫生的不信任。所以，從醫學教育角度而言，我們在人文關懷和職業素養方面還需要更加專業化的教學和傳授。

《中國科學報》：目前國內的現狀是，醫生每天面對大量病人，工作壓力很大，很難做到對每名患者都有足夠的耐心和時間。

張曉明：確實如此。但我仍然認為，對于別人的尊重不在于時間長短、說話多少，哪怕只有兩分鐘，也能夠讓患者感受到尊重。我們的醫學教育應著重對學生基本人文素養的訓練，這需要在培養過程中反復灌輸，使之成為一種自發的行為范式。

《中國科學報》：目前國內很多醫生都面臨科研任務的壓力，但事實上，國內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對普通醫生的需求量很大。這是否意味著醫學教育應該著重培養普通醫生？

張曉明：國內目前確實還很缺醫生，應該培養大量為老百姓看病的醫生，醫學教育體系也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這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比如，對于大量非八年制醫學生來說，臨床醫學本科需要5年時間，加上3年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按理說已經可以進入醫院開始臨床工作了。但現實情況是，拿著本科文憑的他們很難進入大城市的高端醫院，甚至連縣醫院都進不去。想去大醫院往往需要碩士或博士學位。

問題是，這些醫學生是為病人看病的，已經具備了臨床所需的所有知識和技能，并不需要知道如何做科研。或者說，他們完全可以在今后的臨床工作中學習如何做科研。

美國醫學生培養是“4+4”模式，學生先在一般學院讀4年本科，再通過入學考試，進入醫學院學習4年臨床醫學，畢業后授予醫學博士學位，之后參加規培，規培合格后成為醫師。

我們的5年制醫學院畢業生和美國“4+4”醫學畢業生具有同等資質，他們不需要再讀研、讀博，只需要經過規培就可以直接進入醫生隊伍。

《中國科學報》：我們并不需要培養出那么多會做科研的醫生，是嗎？

張曉明：我們的確不需要每一個醫學院畢業生都會做科研。

美國“4+4”模式培養出的醫生中，95%以上的人也只是看病、不用做科研。如果學生對科研感興趣，或有些醫生在醫療實踐中產生了研究某一發病機制的興趣，他們也不必再念科研學位，而是通過規培、自學、參與等方式融入科研中。同時，醫院也會為他們提供充足、優良的科研條件，給予經費和人員支持，醫院的支持非常重要。這種科研動機是主動的，與升職加薪無關，這樣才能產出高水平的創新成果。

《中國科學報》：美國針對能做科研的精英式醫生的培養模式是怎樣的？

張曉明：在美國，一名醫學院畢業生或一名臨床醫生做不做科研，完全是其個人的選擇。

每年，全美國醫學院共錄取約700名具備臨床和科研雙學位的畢業生，占錄取醫學生總數的3%。這些學生除了要完成4年臨床醫學課程外，還需要完成一個4~5年制的科研博士學位，總學習時限達到8~10年，畢業后取得醫學博士和哲學博士雙學位。

這些學生的確學到了行醫和做科研的雙料本領，被稱為醫師科學家。他們大多數從事臨床醫療和科研雙份工作，也有少數會放棄科研。

《中國科學報》：這對于我國的醫學教育有哪些啟示？

張曉明：既能在臨床行醫，又能做科研的醫生不需要太多，應該交由國內頂尖醫學院培養。這些學生或者直接進入8年制醫學教育系統，或者經過5年制醫學本科教育后通過篩選繼續攻讀醫學博士。

科研需要熱情、能力、機遇和支持，所有的科學發現和創新都離不開這些因素。不做科研就不能進大醫院、想升職加薪就必須有科研成果，這種“被動式科研”的醫學教育和醫生培養體系需要改變。

我們應該讓有志做科研的醫學生得到充足的支持、做出一流的成果，讓胸懷治病救人理想的醫學生得到一流的訓練、成長為優秀的醫生，而不是讓他們在醫療領域相互競爭。

“重科研、輕教學”風氣下教師該如何平衡

《中國科學報》：你是西湖大學醫學院從海外引入的首位教學系列教授，這是否意味著對你的考核與評價都圍繞教學展開，不涉及科研部分？

張曉明：應該是這樣的。在國外，每一個系列的教師都有其系列的手冊，注明該系列教師的考核與評價標準、升級條件等。西湖大學也會有這樣一個系統。

《中國科學報》：目前，國內大部分高校對教師的考核評價都無法做到科研與教學分開，而是科研、教學兩手抓。不少教師也因此忙到分身乏術。你曾經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嗎？你認為應該如何平衡科研與教學？

張曉明：我博士后出站后，先在美國堪薩斯大學工作了14年。工作之初，我擔任解剖助理教授，當時要兼顧科研與教學，基礎科研工作占比80%~90%，教學占比大概10%~20%。

我作為年輕PI（課題組長），有很多事情要做，如建立實驗室、盡快啟動科研工作等。系主任和醫學院都比較照顧我，也減少了我很多其他方面的工作和社會活動，讓我能專注于科研工作。他們對于其他新入職的年輕PI也是這樣。

等我的科研工作相對穩定后，學院才增加了教學任務。后來，我的重心逐漸轉變，科研工作越來越少，承擔的教學任務越來越多。至于一些學生事務，則由專門的行政老師和領導負責。

如果要求青年教師科研、教學兩手抓，再承擔教學管理工作，依靠教師個人很難維持平衡，這需要通過高校運行機制和晉升體系來保障。

《中國科學報》：在目前國內許多高校的考核評價中，科研成果所占比重大于教學成果，教學得到的報酬也低于科研報酬，整體上會出現“重科研、輕教學”的風氣。對此，你怎么看？

張曉明：美國高校也存在類似情況。究其原因，我覺得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科研可以帶來資金收入，給學校帶來經濟利益，畢竟經濟是基礎；二是可以給學校帶來聲譽，科研成果和突破往往能快速提升學校的名氣。

相比之下，教學給學校增加的經濟收入很有限，學生的學費對于學校發展來說，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教學雖然也可以通過學生的口口相傳來提高聲譽，但仍比不上科研。

《中國科學報》：該如何避免這種“重科研、輕教學”的風氣影響基礎教學與學習？

張曉明：我們雖然不鼓勵帶著功利性和個人目的的科研行為，但不得不承認，科研在很多情況下是學術道路上的“敲門磚”。如果我們反向思考這個問題，也可以認為所有的科研訓練都有其必要性，有勝于無。就像我們中學時學過的代數、幾何，在后來學醫中很少用得上，但不能說中學的學習就不必要。

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所有學術單位都會將科研放到第一位，這種現象在短時間內不會改變。不過，我并不認為這一定會造成教師爭相追逐科研成果，甚至忽視教學能力的提升。據我觀察，目前仍有很多人對教學懷有熱情，愿意從事教學工作。

《中國科學報》：也有說法認為，科研能力強的教師在教學過程中會更游刃有余，能將最前沿的科研進展帶給學生，而教學型教師在這方面似乎沒有優勢，對此你怎么看？

張曉明：我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講解最前沿的知識需要許多基礎知識做鋪墊，否則學生聽不懂，也理解不了。把基礎打好恰恰是教學型教師們的任務，他們花90%以上的時間為學生鋪路，才能使得學生對前沿知識有完美的理解。好的老師和好的科研人員同樣重要。

《中國科學報》：一些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青年教師還沒有那么明確的規劃，他很可能受到大環境影響而去追求更多的論文、更高的影響因子、申請更多的基金。對此，你有什么建議？

張曉明：我也從年輕時走過來，深知在職業生涯早期是很容易迷茫的。發論文、申基金、帶學生、教學……面前有很多事要做，哪個才是重點、哪個是自己真正擅長的，我們并不完全清楚。

面對這種情況，青年老師沒有什么捷徑，只能擼起袖子加油干，爭取把每一項都干好。在干的過程中，慢慢就會清楚自己擅長什么、喜歡什么、能干什么。要是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都沒有。

《中國科學報》：高校管理層是否也應給年輕人創造一個能夠自由選擇職業道路的環境？

張曉明：沒錯。我們鼓勵年輕人充滿情懷，情懷其實就是一種熱情，但也要考慮到他們的生活壓力大、需要養家糊口。他們在意怎么能在晉升階梯上爬得快一些、順一些。

作為領導層或過來人，應該更多地幫助年輕人規劃事業發展，幫助他們弄清楚自己的喜好和擅長，給年輕人多提供機會。這是實實在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