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基因的潘多拉盒后，人類已經無法回頭

　　自昨天人民網對「世界首例艾滋病免疫基因編輯嬰兒」的報道發出后，不到 24 小時，此事已經在全網發酵。

　　包括Nature及Science在內的國際頂級學術網站，都對此事進行了報道，并登上網站首頁。

　　基因編輯嬰兒引起國際社會的強烈抗議

圖源：Nature 網站報道截圖

CRISPR 技術重磅炸彈：中國科學家聲稱已經創造了基因編輯的雙胞胎（圖源：Science 網站報道截圖）

　　與這場巨大風暴的喧囂不同，在 20 世紀之前，人們對于基因的力量，還處于屈服而束手無策的狀態。

　　但就在短短百年之內，基因技術研究領域的高歌猛進，讓人類與基因之間的關系發生了巨變。

　　現在，人類對于基因的研究與操作，不僅僅是探討「能不能實現」的技術手段，更是對于「去不去觸碰」的道德選擇。

　　這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開，就是人類與技術無限的纏斗，難以回頭。

　　當我們整理、回顧這場人類與基因博弈的歷史，其中反復交織著進步的狂喜與教訓的傷痛，或許能為你帶來一些關照目前事件的啟發。

　　從擺脫疾病，到操控「完美」

　　在 20 世紀及其之前，在家族性疾病面前，無論是王公貴族還是平民百姓，都是平等的。

　　人類對基因的巨大影響無可奈何，我們服從基因猶如服從命運。直白地說，人類不過是基因的奴隸。

　　但人類與基因之間的關系在近年來發生了巨變。

　　被認為是先天的基因可以被定位、分離、測序、合成、克隆和重組。先天和后天的關系在一定意義上發生了互換，人類試圖掌控基因。

　　就連 DNA 雙螺旋結構的發現者之一詹姆斯·沃森也曾說「為什么不讓我們更好地適應生存環境呢？」

　　如此一來，人類將不再是曾經的人類，人類將邁向「后人類時代」，疾病乃至死亡的威脅都將會被大大掃清。

　　然而，雖然科學進步有其客觀標準可供參照，但科學與社會的交織和纏繞，卻導致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劇。

　　1930 年代，納粹政權為實現對人類遺傳的操控，在種族清洗時頒布《遺傳病后裔防治法》。該法律強制規定：任何遺傳病患者（包括智力缺陷、精神分裂癥、癲癇、抑郁癥、失明、失聰以及嚴重畸形）都將接受外科絕育手術。

　　當時，英國、美國、德國、法國都存在濃厚的優生學觀念。當時的優生學還停留在人類表型特征階段，鼓吹者和執法者對于真正的遺傳規模要么一知半解，要么干脆進行曲解。

　　在政治運動和公眾情緒的推動下，優生學運動成了社會風潮，并最終催生了納粹政權所推行的「種族清洗」行動。

　　從 1933 年到 1943 年，大約有 40 萬人根據絕育法接受了強制絕育手術。而僅在 1941 年，納粹就用安樂死消滅了「沒有存在價值的」 25 萬成人和兒童。

　　技術爆發的同時，出現狂險冒進的犧牲品

　　納粹政權倒臺之后，雖然科學家們對遺傳定律不斷發現新知，但科學的不斷進步并不意味著風險的消失。

　　1999 年，針對單基因突變導致的遺傳代謝病研究，已經在許多動物身上開展。從醫生到患者在面對新近出現的基因療法時，都抱有美好的憧憬。

　　18 歲的杰西·基辛格生來就有 OTC 缺陷癥，為了擺脫疾病的束縛，1999 年 9 月 13 日上午，他和父親選擇接受賓夕法尼亞大學醫院的基因治療臨床試驗。操刀者是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兩位兒科醫生 Mark Batshaw 和 James Wilson。

　　試驗當天下午，基辛格的情況非常平穩，但到晚上他回到病房后，卻突然發起了 40 度的高燒。

　　在接受基因治療后的第 4 天，基辛格即被宣布腦死亡。

　　基辛格的笑容永遠地停留在了18歲

　　后來的調查顯示，該項目并不具備開展臨床試驗的條件，同時在開展臨床試驗的過程中屢屢出現各種失誤和怠慢。

　　「為什么這項前途無量的技術會半途而廢呢？」基辛格死亡后的二十年，他的父親始終放不下這個問題。

　　回憶起那段黑暗的日子，這位父親的聲音中透露出無盡的悲痛。「他們當時根本沒有把握，不僅倉促上馬，而且漏洞百出。他們只是急于求成，太急功近利了。」

　　「知情同意書中根本沒有提及治療可能導致的危害。它向我們描述的前景就像是一場完美的賭博，好像只要我們點點頭，就可以穩賺不賠。」

　　最終，基辛格成了狂熱冒進的犧牲品，基因療法的聲譽也因此遭遇嚴重質疑。

　　行業開始自律，但一切依然沒有定數

　　20 世紀的科學家曾多次面臨關乎人類命運的重大抉擇。

　　1939 年的春天，愛因斯坦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思考了核物理研究進展，并在當年 8 月，給羅斯福總統寫信強調了核武器的重要性。

　　這封信隨后讓美國成立了「曼哈頓計劃」，并最終成功研發出足以毀滅地球的原子彈。

　　與核武器從肉體上消滅人類不同，基因技術的發展可能完全改寫人類的物種性質。

　　在 1972 年和 1975 年舉行的兩次阿西洛馬會議上，率先實現重組 DNA 的斯坦福大學教授保羅·伯格呼吁學術界加強自律，以確保基因技術的發展不會造成類似核武器帶來的毀滅性的后果。

　　此后，類似的自律或限制不斷頒布。

　　盡管限制政策時緊時松，但在 2009 年，美國國立衛生院依然明令禁止將人類胚胎干細胞導入人體或動物體內使其發育成活體胚胎，同時禁止在「可能傳遞到生殖細胞（例如精子和卵子）」的情況下對胚胎干細胞基因組進行修飾。

　　我國科技部、衛生部印發《人胚胎干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提出「人類早期胚胎遵守 14 天」原則。

　　不過，這些行業自律或一國禁令未必行之有效。

　　在 1980 年代合成胰島素的競爭中，受到限制的大學教授們采取與私人部門合作的方式，或者干脆自己成立公司進行研發，最終收獲科研和商業的雙豐收。而行業的自律被拋在了一邊。

　　此外，2015 年中國中山大學的黃軍就團隊就曾宣布自己無意中跨域了基因編輯技術的紅線，黃軍就團隊用廢棄的 86 份人類胚胎做實驗，引發了西方科學界的集體關切和憂慮。

　　盡管歐美的生物學家們在閱讀了論文之后意識到，黃軍就的團隊只是跨越了基因編輯技術底線的第一步，不過他們仍然擔心人類胚胎基因組改造會演變成一場新的國際「軍備競賽」。

　　這一擔心并非毫無根據可言，因為相比之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的科學家在人類胚胎的研究和實驗上享有更大的自由，來自宗教、政府和行業本身的限制都較少。

　　2017 年的「韓春雨事件」表明，中國的公眾和政府都十分期待本土科學家能夠在基因領域取得突破性的進展。

　　在基因研究上，科學家已經扛起為民族、國家爭奪榮耀的大旗。

　　有了政治因素的加持，基因技術突破之后的倫理問題將會變得格外復雜。

　　人類已經無法回頭

　　比爾蓋茨曾預言，下一個世界首富將會出現在基因檢測領域。

　　20 世紀 90 年代橫亙在科學家面前的人類基因組工程三大難題，如今都已經被紛紛破解：人類已經有潛力建立可靠的胚胎干細胞系，并將定向改變導入現存的胚胎干細胞基因組，最后整合到人類胚胎。

　　不論是對財富的極盡追求，還是對疾病的無比憎恨，還是出于為國爭光的豪情，人類基因組工程的躍進都會變得不可阻擋。

　　技術上的難題，倫理層面的障礙，最終都會變成「在發展中解決」的問題。

　　我們并不確定破譯基因組的密碼之后，人類個體會經歷怎樣的變化，人類社會將如何運轉，人類的痛苦、憐憫、善良、怨恨和愛是否會消失、會變化。

　　尤瓦爾·赫拉利用「從動物到上帝」來形容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凱文·凱利則指出「技術是生命的第七種存在方式」。

　　也許，就像人類與小麥或人類與寵物之間馴化與反馴化的悖論情形，人類對基因的馴服過程，也是技術馴服人類的過程。

　　我們并不知道自己最終會變成什么，正如技術也不清楚自己最終想要什么。

　　我們與基因，我們與科學，其實都在進行一場「無限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