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握好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中的四個重要關系

　　深入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精神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其中對深化科技體制改革也做出了明確部署，為今后一個時期科技改革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認真學習領會三中全會關于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的重要精神，需要把握好四個重要關系。

　　市場導向與政府支持的關系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不僅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也是科技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

　　政府和市場都是推動科技進步和創新的重要力量，都是配置科技資源的重要途徑，但政府和市場發揮作用的側重點不盡相同。在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研究等上游環節，政府要發揮主導、引導作用;在推廣應用、產業化等下游環節，市場的地位和作用凸顯。對事關國計民生、國家安全和社會公益的重大研究領域，政府要給予重點支持；對產業屬性較強、市場前景明確的開發性研究領域，就要以市場為主。

　　《決定》明確提出，“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打破行政主導和部門分割，建立主要由市場決定技術創新項目和經費分配、評價成果的機制”。由此可見，在配置具有經濟活動屬性的“創新資源”方面，市場的作用將是“決定性”的。一項技術成果能否轉化為具有競爭力的產品和服務，要由市場來做出“選擇”。對于提升產業競爭力來講，核心技術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技術不能由企業轉化為具有市場價值的產品和服務，再高精尖的技術也是白搭。

　　強調市場的重要地位，并不意味著政府就無所作為，除了支持基礎前沿研究、為全社會提供科學研究的“公共物品”之外，當下更具現實意義的問題是，政府如何能使市場更好地發揮“技術創新導向作用”。轉變政府職能，意味著管住“閑不住”的手，打破行業壟斷，放寬市場準入，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同時要靈活運用各類創新政策工具，解決“市場失靈”問題。這些方面如果能夠破題，將為新形勢下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企業主體與協同創新的關系

　　企業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直接參與市場競爭，能夠敏銳把握市場對創新的需求，是“市場叢林”中的“主角”，是無可置疑的“技術創新主體”。

　　然而，企業創新能力薄弱，已經成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的“木桶短板”，盡管有龐大的產業體系，有低成本的競爭優勢，但是創新能力強的企業還是太少，被形容為“有星星、少月亮、沒太陽”，既缺乏能夠依靠創新搶占競爭制高點的大企業，也缺乏有利于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土壤和環境。

　　《決定》提出，“建立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強化企業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大型企業創新骨干作用，激發中小企業創新活力，推進應用型技術研發機構市場化、企業化改革”。

　　強調產學研協同創新，這是基于當前大量創新資源、創新人才集聚在大學和科研院所的現實情況。這種協同創新機制的構建，還是要堅持“產”為主導，只有企業為主導，才能準確把握創新方向，有效整合產學研力量。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凡是產業目標明確的，要由有條件的企業牽頭實施。

　　這種協同創新的機制也對大學、科研院所的科技創新活動提出新要求，不但要“仰望星空”，還要“接地氣”,著力解決好中國企業轉型發展過程中面臨的實際技術難題。

　　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形成新的產業競爭力，已經成為轉方式、調結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的關鍵環節，而協同創新的機制設計將會加快企業成為創新主體的進程。

　　研究開發與成果轉化的關系

　　隨著科技投入的不斷增加，社會各界對科研產出的關注度越來越大，除了論文、ZL之外，科技成果如何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是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的一個重要衡量指標。

　　除了基礎研究之外，現階段很多的應用研究與現實需求缺乏“耦合”。一些技術成果只重視“尖端” “前沿”，忽略了其現實轉化的可能性，以至于找不到適合的國內企業進行轉化和吸收，有的不得不賣給跨國公司。因此，要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在研究開發階段的目標就要找準，關鍵是要符合經濟社會發展和企業轉型升級的實際需求，不能一味地以“是否國際領先水平”來論英雄。

　　除了技術本身之外，科技成果的轉化還需要很多政策環境支持。商業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不亞于技術創新，風險投資與研究開發投入的作用同等重要。《決定》提出，“加強知識產權運用和保護，健全技術創新激勵機制，探索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發展技術市場，健全技術轉移機制，改善科技型中小企業融資條件，完善風險投資機制，創新商業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

　　當前技術轉移轉化過程中的障礙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產權的清晰界定和保護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對ZL、商標這些無形資產也不例外；二是涉及國有資產的技術轉讓收益問題，盡管在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已經有所突破，但距離科技人員的期盼還有距離。說到底，還是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唯有如此，才能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

　　整合資源與開放共享的關系

　　科技資源的分散封閉重復始終是制約我國科技創新的一個痼疾。科研經費的分散投入、研究項目的重復支持、科研設施的相互封閉，對提高科研產出效率產生了“負面影響”。創新鏈條的條塊分割，導致相關領域各自為戰、缺乏統籌，雖有可能產生重大突破和創新，但卻如同一個個“孤島”，影響了創新效能的整體提升。

　　《決定》提出，“整合科技規劃和資源，完善政府對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科學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的支持機制。國家重大科研基礎設施依照規定應該開放的一律對社會開放。建立創新調查制度和創新報告制度，構建公開透明的國家科研資源管理和項目評價機制”。

　　整合資源意味著產業鏈和創新鏈的協同，針對產業發展上、中、下游不同環節存在的技術瓶頸，相應地部署基礎研究和應用開發，既要打通產業鏈各環節，也要促進產學研協同創新。資源整合要達到的效果，并不意味著某個部門、某個單位具有多大比例的資源配置能力，而是要構建一種開放式的平臺來集聚各類創新資源，形成創新合力。例如，對于產業共性技術開發，完全可以采取技術創新聯盟、技術服務平臺等開放式架構，而不是僅僅依靠某個科研機構。

　　科技報告制度在國外已經比較成熟，而國內民口科研領域才剛剛開始建立，科研報告體現的不僅僅是公開透明，更是花了納稅人錢的科研人員的一種社會責任和義務。創新調查在歐洲等也開展了多年，其意義在于通過創新調查，可以對全社會創新資源的分布、各行各業的創新需求以及企業、大學、科研機構的創新能力，有一個全面深入的掌握和了解，對于提高科技創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將起到重要的促進作用。

　　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的部署，既體現了與以往改革思路的繼承發展，對實踐中先行先試的經驗予以肯定，又結合經濟領域改革的大方向，突出了今后一個時期改革的重點領域和環節，體現了戰略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有機結合，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創新型國家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設計。把三中全會的各項要求和任務貫徹落實好，是科技工作面臨的一項新的重大戰略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