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尷尬的國際話語權

　　在福建省南部，流域面積1.4萬平方公里的九龍江上游水流湍急，下游江寬水穩。然而，看似平靜的水面下，卻隱藏著“重重危機”。

　　“早些年江岸周邊農民使用的滴滴涕等農藥,在土壤中一直殘留到現在，因此每到豐水期，隨著水土流失，九龍江的水中就能檢測出這種劇毒物質，并且含量很高。”經過多年研究，廈門大學海洋與環境學院院長洪華生對這條江很熟悉。

　　九龍江的水質不但低于漁業水質標準，而且劇毒物質還有讓生物多樣性喪失、破壞種質資源及污染食物鏈等巨大危害。此類問題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在不久前舉行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論壇2013”上，專家對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國際談判，力量懸殊

　　滴滴涕只是《斯德哥爾摩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明令禁止生產和使用的多種POPs之一。更“可怕”的物質還有六六六、二惡英、多氯聯苯等等。

　　自2004年5月17日《公約》對中國生效至今的9年時間里，中國政府做了大量工作來禁止和削減相關POPs物質，尋找替代物質，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然而，國際上禁止的POPs物質，從最初的9種，一路猛增到現在的20多種。并且，這一數量還在漫長的國際談判中“悄然”增加。

　　但國家履約工作協調組辦公室處長丁瓊表示：“中國在與歐盟談話時，力量還十分薄弱。”原因在于，中國缺少對這些POPs最前沿的科學研究。

　　“對于歐盟國家提出的這些新增物質，我國幾乎都沒有開展相關科學研究。”丁瓊解釋說，談判中關于某種POPs的毒性、產生原因、傳播途徑等問題的探討，完全由歐盟國家主導。

　　在科學研究上，“中國對國際新增POPs評估工作幾乎沒有貢獻”。作為該國際評估委員會中為數不多的中國人，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胡建信直言，近些年新增加的POPs都是由歐洲國家提出的。

　　事實上，如短鏈氯化石蠟等新增POPs，中國恰恰是這些物質目前全球最大的生產國，產品銷往世界各地。

　　談判過程中的被動，直接帶來履約的被動。

　　矛盾也就產生于此。如硫丹等部分新增污染物尚在我國生產和使用，一旦其被列入“黑名單”，我國就必須“與時間賽跑”，迅速制定出減排“時間表”，并開展消除和替代工作。

　　公約是強制性的，必須按照要求執行，定期接受審查。因此，“這對于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都不是輕易就能完成的。”清華大學環境系主任余剛深感來自國際社會的壓力。

　　減排替代，兩條腿走路

　　在應對POPs減排任務方面，發展中國家的壓力比發達國家大得多。

　　2009年5月17日，我國按照履約承諾，停止了滴滴涕、氯丹和滅蟻靈等物質的生產、使用和進出口。但鑒于龐大的污染基數和各地經濟發展的差距，我國削減、淘汰和控制POPs的形勢仍然嚴峻。

　　以“黑名單”中的全氟辛烷磺酸鹽(PFOS)類物質為例，“一旦我國新增POPs物質的減排工作開始，約15家PFOS生產企業將面臨減產甚至完全停產狀況。初步估算涉及近500個工作崗位和千萬元的年產值。”胡建信說。

　　同時，“黑名單”中涉及的問題在發達國家大多已經得到解決，他們掌握了成熟的技術，但由于涉及ZL問題，這些技術在我國的使用成本很高。

　　以石蠟生產行業為例，按照國外替代成本估算，極端替代情景下其成本超過億元人民幣。

　　“我國履約技術的市場還不成體系。目前只能采用引進加國產化和自主研發相結合的方式，兩條腿走路。”丁瓊說。

　　未來，變被動為主動

　　在談判上的尷尬，讓胡建信和丁瓊都認為，“應對這種局面，需要科研水平提高和政策制定上的完善”。

　　科研工作的局限，使得我國針對生產和使用新增POPs的風險管理評估，缺少充分資金和技術轉讓需求分析。同樣，科學研究信息的不足，使得政府決策也面臨困難。

　　根據國際上的研究，被列為潛在POPs的物質有610種，其中426種，也就是約70%存在于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中。而在北極監測出的120種污染物中，74種存在于中國現有化學物質名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