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諾貝爾物理獎得主《自然》撰文分享獲獎秘訣

　　201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之一、法國物理學家塞爾日·阿羅什10月17日在《自然》雜志撰文（），與讀者分享了他獲得諾獎的秘訣，并建議為年輕科學家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和氛圍。

　　自接到來自斯德哥爾摩的獲獎電話，經歷接踵而來的媒體狂熱追逐之后，我幾乎沒有時間進行深刻反思。但上周末巴黎陰雨綿綿，我也得以開始整理自己的思緒，深入探究過去幾天來一直縈繞在腦海里的諸多問題：我獲得諾獎的成功因素究竟是什么？對年輕科研人員來說什么最為有用？當決策制定者準備傾聽你的意見時，你對他們說些什么呢？

　　我獲得諾貝爾獎的研究項目始于35年前，現在的同事、研究團隊合作者杰恩·米歇爾·拉艾姆德那時是我的博士生。10年之后，隨著米歇爾·布魯恩的加入，我的研究團隊成立。我們致力于原子和光子的研究，它們是量子世界的本質。當我們揭示某一預期的現象之后，曾經歷過極度興奮的時刻；同樣地，我們也必須應對一些慘痛的失敗實驗，努力糾正某些錯誤決定所帶來的后果，克服某些看似難以解決的技術性難題。

　　在研究過程中，幸運這一因素發揮了一定作用。但比幸運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成功主要依靠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獨特的智力和物質環境。我在這里能夠組建一支極其出色的永久性研究團隊，我能夠將長期積累的各種技能和知識不間斷地傳授給一批又一批的優秀學生。我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為研究生教授的課程，以及在過去10年間一直在法蘭西學院教授的課程，同樣也為我獲得諾貝爾獎做出了貢獻，因為每年都需要準備一系列新的講座，這使我能夠專注于光與物質間相互作用的不同方面。

　　只有在穩定可靠的經費支持下，我們的實驗工作才能取得成功，而這些經費主要是由管理我們實驗室的相關機構所提供，歐洲和歐洲之外的一些國際機構也提供了必要的補充經費。此外，歐洲流動計劃的靈活機制使我們的實驗室能夠向來訪的國外科學家開放，他們帶來的各種新知識、技能和科學文化，使我們得以不斷完善自己。在長期探索微觀世界的過程中，我和同事始終都能夠保持選擇研究途徑的自由，而不是以是否具有實用可能性和前景來衡量之。

　　不幸的是，無論是在法國或在歐洲其他國家，我所受益的環境對目前的年輕科學家來說幾乎不大可能具備。經濟危機所造成的研究資源匱乏，再加上探索解決諸如健康、能源和環境等現實問題之科學途徑的限制條件，人們更傾向于支持短期目標取向的研究計劃，而不是長期的基礎研究。科學家不得不提前闡明其所有的研究步驟，詳盡列出每一個重要的研究階段，解釋清楚在研究方向上的所有變化。如果將科學研究的途徑延展得太遠，這不僅不利于由好奇心驅動的研究，而且也不能使應用研究達到其預期目標，因為許多實用設備都來自于基礎研究的突破性進展，永遠不會出自于事先設計好的藍圖。

　　也許有人會認為我的觀點過于悲觀。目前，確實有一些機構（如法國國立研究局和歐洲研究委員會）資助一些由好奇心驅動的研究項目，但對其資助的期限僅為3年至5年，這對于一項雄心勃勃的研究計劃來說實在太短。由于國家對實驗室資助經費的周期性減少，因此年輕科學家進行的長期性研究經費不斷縮減，毫無疑問，在可預見的未來，這類經費也不可能大幅增加。解決該問題的方案之一，就是建立一個年輕科學家歐洲研究委員基金，其資助期限應在10年以上，同時設立中期評估機制。

　　薪水太低是法國存在的另一問題。在法國研究機構工作的博士后，其初始薪水遠低于那些由歐洲研究委員會基金支付費用的同行。隨著資歷的增加，其薪水將會隨之增加，但年輕科學家（即便是非常成功的年輕科學家）受困于薪水底層的時間過長。如果在這個系統能夠投入更多的資金，應該向這些處于薪水低洼地的年輕科學家傾斜。

　　我們可以不用花費任何代價就能獲得不少改善。法國學術機構較為龐大，各種研究委員會、學校和政府機構相互交織，龐大的官僚體制困擾著科學家——他們不得不花費大量的時間填寫表格和完成報告，而不是從事具體的研究。因此，目前的這種體制呼喚簡單化。

　　如果由于我的實驗獲得諾貝爾獎而能夠吸引優秀的年輕學生進行基礎科學研究，我將非常高興。我只希望他們能夠獲得類似于我和共同獲獎者大衛·維因蘭德曾幸運得到的經歷——能夠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研究目標，并且能長期地支配自己的努力，在看到光明之前有能力承擔得起讓自己馳騁在充滿荊棘道路上的各項花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