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令人敬佩的愛國學者

      4月3日晚，央視《新聞1+1》節目的標題是《施一公，愛明諾夫獎中國第一人》。施一公現任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2008年離開美國回國工作。3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授予施一公2014年愛明諾夫獎，獎勵他過去15年運用 X-射線晶體學在細胞凋亡研究領域做出的杰出貢獻。據了解，愛明諾夫獎在業內的影響力與諾貝爾獎非常接近，該研究被視為抗癌研究的重大突破，他也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中國科學家。

　　晶體學研究，是施一公的“正業”，但是，施一公還因“不務正業”而遭到指責。2008年回國前，施一公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教授，也是該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用董倩的話說，在他的研究領域內是“重量級的領軍人才”，當他向普林斯頓大學提出要全職回國工作時，校方想用“無法拒絕的條件”來挽留他而未果。施一公回國后能取得這樣的成果，固然跟清華所提供的科研條件分不開，但是，施一公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不具代表性、普遍性。電話里施一公對董倩說，回國后他很不適應國內的人文環境，“做好的研究，不如與官員以及官員賞識的專家拉關系重要”。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和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饒毅，曾聯名在美國《科學》雜志撰文批評中國科研基金分配等弊端，被一些人批評為“不務正業”。2012年3月23日《中國青年報》刊登長篇報道《饒毅施一公為何落選院士》一文提及，“不務正業”是一些人反對施一公當選院士的理由之一。現在施一公獲獎了，為國爭光了，可能會堵住一些人的嘴;但是，如果沒有這次獲獎，他的觀點就不正確、不合理了嗎?反過來說，那些指責施一公“不務正業”者，是把“正業”務得很好了才來發表意見的嗎?

　　作為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擁有充足的科研條件，如果只考慮自己，施一公不必為改善科研環境而呼吁；他之所以“不務正業”，是為了更多的科學家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地“為國爭光”，這樣的“不務正業”，究竟是太多呢還是太少?應該鼓勵呢還是打壓?施一公“不務正業”，是為這個國家更好呢還是更差?

　　施一公對董倩說：有句話，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聲。我們這些人欠中國全職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國，在美國生活一輩子，到晚年會極其痛苦，會非常非常的抑郁，會覺得自己這輩子欠了無窮無盡的債，我還不了，我會很傷感，回來以后至少這種感覺沒了。

　　孤陋寡聞如我者，是第一次似乎能觸摸到一個海外學子的赤子之心。聽到這樣的話，估計很少有人能無動于衷。這番話，讓人想到了“愛國”這個詞——忽然發現，其實有兩種“愛國者”。施一公是用行動、用科研成果來愛國;如果他不是這樣一個人，他還能把70多名海外人才吸引到他的學院來嗎?施一公的“愛國”，無聲、無言而感人肺腑——回國前，施一公在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中，實驗室的面積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經費保守估計也在1000萬美元以上。學校還資助他購買了500平米的獨棟別墅外帶1英畝的花園。另一種人，只在嘴上“愛國”，只號召別人“愛國”，他自己愛不愛，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等到他的貪腐丑行敗露，“愛國”這個美好、莊嚴的詞語，也被他敗壞了。后一種“愛國”的多了，想要施一公這樣的愛國者多一點是否會更困難一點?

　　有報道說，施一公去美國講學，遇到了2000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保羅問：“聽說你放棄了我們的國籍?”這在Paul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事。保羅所說的“你”，是中國人，“我們”，是美國。在施一公這里，保羅判斷失誤了，但是保羅的判斷是沒有根據的嗎?怎樣才能讓美國人的判斷發生更多的失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