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角力日新能源政策添變數

　　 9月30日，是日本政府頒布能源計劃的截止期，但民主黨野田政府喪失了發布新的基本能源計劃的機會。由于“零核電目標”遭到日本一些商業游說團體和地方政府的強烈反對，野田政府于9月19日宣布將對剛剛于9月14日頒布的“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進行修補。由于政治上的不確定性，日本新的基本能源計劃最終可能在今年年底政府換屆之后頒布。如果野田政府不能連任，日本的新能源目標可能會發生變化。

　　 “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報告主推零核目標

　　 9月14日，野田政府的能源環境委員會頒布了一個名為“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的報告，該報告被視為新基本能源計劃的核心內容。報告的基本方針是，努力降低對核能和化石燃料的依賴，最大限度地發揮綠色能源的作用，如提高能源利用率和發展可再生能源。所謂的“創新戰略”主要有以下3個目標：

　　 第一是實現零核計劃。利用一切政策資源，如核燃料循環政策、維護和加強人力資源和技術、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交流、加強地方核電設施的管理、系統的核電項目損害賠償責任制度等，最終在21世紀30年代淘汰核電，實現零核電廠的目標。同時，確保核電站操作安全，將核電作為重要電源。

　　 第二是實現綠色能源革命。在2012年年底前建立一個新的“綠色能源發展政策框架”，框架將包括不同利益相關者，發揮主導作用，大力推進“綠色增長戰略”，推動社會制度轉向，計劃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費量超過3000億kWh，接近2010年消費量的3倍。將綠色能源逐步發展為社會的基礎能源，確保社會能源穩定供應，保護全球環境，并鼓勵建立一個發展經濟的新部門。同時，進行節電和節能工作，到2030年實現電力消費量較2010年降低1100億kWh，能源消費量較2010年降低7200萬kl（油當量）。

　　 第三是穩定的能源供應。為實現第一和第二目標，確保能源穩定供應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通過化石燃料確保電力供應充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進熱發電，如LNG熱力發電、煤炭熱力發電、適當的使用電源組合。推廣集約用熱，包括熱電聯產。同時，加快新一代能源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此外，報告還提到電力系統改革和穩步實施全球變暖對策。

　　日本零核目標恐難實現

　　 “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的報告公布不到5天，野田政府9月19日就決定放棄零核計劃，而后宣布“基本能源計劃”將在“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基礎上不斷驗證和修訂，保證計劃實施的靈活性，這使得日本能源新政策依然模糊。日本政府頒布能源計劃的截止期，繼8月底和9月底兩次時限之后將再次延遲。

　　 野田政府能源新政策的流產是必然的。

　　 首先，盡管“3.11”大地震引發的核事故對日本民眾造成極大心理創傷，但是日本不可能完全棄核。日本“3.11”災難引發核電危機，50座在役的核電站被迫逐步關停，今年5~7月甚至全部關閉，從而導致去年和今年夏天供電緊張和電價飛漲。今年以來，日本上下對能源戰略調整展開了舉國的大討論，核電的去留是焦點所在。據統計，接近70%的民眾反對發展核電。支持核電的商界人士，主要包括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等3大主要商業游說組織。他們擔心政府會被民意綁架而做出不利于核電發展的決策。他們認為，核電是穩定電力供應“最經濟、最現實、最有效”的途徑；零核目標會對經濟產生很多不利影響，如制造業的失業率上升；零核目標是為改選提高人氣的手段，而非堅定的政策承諾。

　　 第二，野田政府推出的“創新戰略”報告自相矛盾。首先，政府當局表示將繼續核燃料循環項目，從使用過的核燃料中提取钚，用于快速增殖反應堆。但是從理論上說，如果日本要逐步淘汰核電，未來將不需要進行核燃料循環钚項目。同時，政府當局還表示，允許正在建設的兩個核反應堆修建至完工。

　　 第三，2030年節電10%的目標難以實現。日本核電占電力需求的比例在“3.11”大地震之前實際上已達26%，按原先的規劃2030年時將達45%。野田政府頒布“能源和環境創新戰略”之前，日本熱議的電力結構方案有4個，2030年時核電的比例分別為0%、15%、20~25%和35%，4個方案均考慮了節能因素，即日本2030年的電力需求將比2010年低10%。但實際上，即使考慮了技術提高和消費節能，預期也難以現實。日本新日石公司（JXE）和日本能源經濟研究所（IEEJ）的分析認為，最終可能的方案是控制核電發展而不是放棄，核電比例控制在15%~25%是較可能的方案，因為“完全沒有核電的現實與核電太多的擔憂，老百姓均不能接受”。

　　 日本新的能源政策將拖至明年公布

　　 受大選影響，野田政府不可能再發布新的基本能源計劃。預計新內閣將于2012年底組成，能源計劃有望于明年年初公布。

　　 日本眾多選民認為，日本目前需要振興經濟，解決迫在眉睫的問題，如失業率上升、收入下降、增加社會福利開支和恢復財政金融。民主黨和自民黨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野田所在的民主黨理念是“重新分配資源”，著力于兒童福利、區域資源、社會福利以及提高消費稅問題；但是很少關注商界問題，使得日本經濟停滯。

　　 日本最大的反對黨自民黨則針對日本經濟困境，提出了“復興經濟”的口號，符合選民意愿，同時得到商界支持。自民黨有望在下屆國會下議院大選中獲勝，其黨首安倍晉三將可能出任下一任首相。能源政策方面，不像野田政府，自民黨安倍晉三的觀點是，維持核電發展，直到技術成熟和基礎設施完善后可以利用可再生能源。包括費氏能源在內的能源機構也呼吁，日本新的基本能源計劃應該更加重視核電在日本經濟短期和長期發展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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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早期核電發展回顧

　　 二戰結束后，作為“戰敗國”，日本被聯合國全面禁止涉足核技術的研究、開發。然而，1953年4月，隨著《舊金山合約》生效，日本研究核技術的禁令被解除了。

　　 這成為日本核電發展的起點。1954年3月，中曾根康弘等4位議員向國會提出“原子力研發預算案”獲通過。1955年12月，日本《原子力基本法》出臺。從法律上為日本發展核電鋪平了道路。

　　 不過，盡管日本的決策者們全力推動，然而對“戰敗國”日本來說，從戰后初期的“談核色變”，到突破禁忌的“核脫敏”，從確立核電的政治正確性到正式立法上馬，以一己之力斷難實現。

　　 1953年12月，屆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更是直白地宣示美國將支持日本發展核電。該演說的標題是《原子能為和平服務》，而演說核心內容，是“幫助無核國家獲得和平利用核能技術”。

　　 1956年，基于《原子力基本法》，政府設立了“原子力委員會”，而委員長由日本最具影響力的報紙《讀賣新聞》前社長正力松太郎擔任。翌年5月，他就任新設的內閣官廳科學技術廳（現文部科學省）首任長官。

　　 接下來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作為戰后日本“總設計師”，對國家的能源發展戰略有一整套構想。加上其掌實權的年代大致在第一次石油危機前后，他的確看到了對石油依存的脆弱性。因此，他也從能源安全的角度，力挺核電，1969年，不惜以自民黨干事長之尊，親自為東京電力公司柏崎刈羽核電站的建設招商引資。1974年6月，在田中政權已呈末期癥狀的情況下，還主導出臺了電源三法案（《電源開發促進稅法》、《特別會計法》、《發電設施周邊地域整備法》），以期為核電建設創造更圓滑的法律環境。

　　 如此，經過1970年代兩度石油危機，日本能源結構開始呈核電“一邊倒”癥狀，終至積重難返。

　　 1979年美國三哩島核事故和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使世界主要核電大國陷入困頓期，歐洲國家則開始出現脫離核電的傾向。但事件對日本影響卻微乎其微，直到1997年，日本始終以年平均裝機150MW的速度不斷擴大核電事業的規模。

　　 19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后，電力需求不足導致核電發展減速。與此同時，隨著財政赤字日益加劇，反核電輿論開始升級。不過對某些擬建項目，出于純市場、經濟因素的考慮，甚至電力公司本身也未必情愿。因此，既定的核電建設絲毫不受影響，依然順次上馬。

　　 有馬哲夫所著《原發、正力、CIA——從機密文書讀昭和的里面史》一書中，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1997年，擔任過政府原子力政策專家委員會委員的九州大學副校長吉岡齊教授應邀出席一個科技廳主持召開的懇談會，主題是文殊高速增殖反應堆火災事故后，檢討該堆型的存廢問題。“可是，就在討論過程中，自民黨突然決定了存續的方針。結果，懇談會只好追認了該方針了事。”吉岡齊教授說，“簡直搞不懂，我們的討論究竟算怎么一回事。”（孫文宇 單衛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