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助長了埃博拉的傳播？

　　從整體來看，西非各個國家的衛生保健系統正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而整體的特點就是不發達。1997年，Giovanni, A.C.和Germano, M.在論文“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Policy in Sub-Saharan Africa: A Long-Term Perspective.”中提到，從1980年至199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主要死亡原因是種族戰爭和艾滋病的流行，“雖然出現了其他新的傳染性疾病（C、D型肝炎、埃博拉病毒及其他），但對死亡率的影響，目前而言還好”。此時，僅有少量的埃博拉在西非以外地區爆發。

　　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先出現在扎伊爾（現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和蘇丹，以扎伊爾的埃博拉河命名。長期以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艾滋病才是更可怕的疾病。過去發生在西非以外的埃博拉疾病，與如今相比死亡人數很少。

　　為了理解為何西非地區的爆發似乎失控了，美國馬里蘭州大馬士革市（Damascus, MD）的Ezeakukwu E. Nsoedo提出了幾個問題：1）埃博拉在西非地區爆發，是如何變得如此失控的？2）受影響的國家是否采用了過去其他地區采用過的辦法，來遏制埃博拉疫情？3）世界衛生組織采取的行動，對埃博拉爆發的嚴重性有何影響？4）西方和亞洲國家的不作為，對埃博拉的傳播有何影響？關于這些問題的研究發表在了科研出版社英文期刊《Ope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社會學）2014年10月刊上。

　　針對這幾個問題，學者提出了幾個“缺乏”現狀：西非地區缺乏統一的衛生保健政策／研究；缺乏預測潛在流行病的遠見；缺乏現代研究設施／對窮人的體制支持；在幾個受影響國缺乏有目的性的領導；缺乏經驗；缺乏信任；世界衛生組織預算削減；缺乏富裕國家的關注。

　　在西非地區，缺少實質性、可衡量的全國性衛生政策相關信息。西非國家衛生組織（WAHO）應致力于盡可能實現撒哈拉以南非洲民眾的最高健康標準，協調各國政策，匯集資源，促進各國群策群力，共同抵御埃博拉病毒。需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有：沒有充足的資金、缺乏科研院所和研究人員，以及從事該領域的人積極性不高。

　　自1976年以來，在非洲間歇性的爆發過埃博拉病毒，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WAHO或西非地區的國家頒布了可操作的政策，為預防潛在性埃博拉疫情做準備。在過去，非洲不需要這些政策準備，因為各國際機構，如世界衛生組織（WHO）、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亞特蘭大）對過去的疫情已進行了相關數據的統計。

　　國家之間協同合作，現代人們具有高度移動性，潛在疾病爆發范圍內的國家都很有必要了解如何應對和遏制疾病的散播。埃博拉病毒尚未發現治愈的方法，讓局勢更加嚴峻。2003年爆發的重癥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即“非典”，是比埃博拉更具傳染性的疾病。

　　WAHO和衛生研究發展委員會（council on health research for development，COHRED）與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IDRC）的合作表明，WAHO并不視之為該地區既定的機構。西非地區大多數成員國，都沒有支持世界級實驗室的經濟能力，也就不能從財政上支持學校的研究實驗室。缺少對大學的投資，也就缺少訓練有素的埃博拉病毒專家，快速的感染和死亡一直繼續下去，對于為拯救感染埃博拉的受害者、奮斗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來說，感染死亡無疑是一場大災難。2014年的文章中寫到，幾內亞爆發埃博拉時，非洲就只有一位埃博拉病毒專家。

　　關于有目的性的領導，Ezeakukwu E. Nsoedo提到，尼日利亞從一開始利比里亞裔美國人被送往美國進行檢測時，就表現出了很強的目的性。政府也努力讓民眾對疾病、政府一直在做的工作知情，這有利于有效的控制；反之，利比里亞和塞拉利昂在抑制病情蔓延方面做得不夠好，未能向民眾傳達緊急性和大范圍接觸的危險。

　　由于世界各地的相互關聯性，加快了埃博拉病毒的傳播，WHO“應對突發緊急時間的單位減少”，導致大量有經驗的員工離開，對疾病的檢測工作都留給了資源和知識相對缺乏的貧窮國家，發達國家不予重視，導致了信息的嚴重滯后性。學者提出，如果能對這次西非地區的埃博拉爆發采取充分的預警措施，就不會如此來勢洶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