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貧困度量標準應更加關注近貧和深貧問題

  在10月17日國際消除貧困日前夕，尤其在當前新冠疫情進一步加劇世界貧困程度、影響經濟復蘇之際，由中國農業大學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中國國際發展研究網絡、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社會政策中心和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共同組織的中美專家研討會在線上舉行。

學者針對貧困、社會發展、福利救助等各個涉及民生領域的具體議題展開專業對話。

貧困的度量標準

中國農業大學資深講席教授李小云介紹，在反貧困戰略方面，美國已經從發展與救助相結合的混合方法轉變為以就業為中心的戰略，而中國則從專注經濟開發的扶貧戰略到更加注重扶貧政策與其他解決不平等收入政策間的銜接和一體化轉變。中國未來的減貧也將更加關注城鄉一體化程度、城鄉就業市場一體化、貧富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以及城鄉社會服務供給差異等方面的政策和戰略。

李小云對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充滿信心，但他同時也提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貧困標準會不斷上移，扶貧減貧工作還將繼續開展。

“2020年后農村扶貧需要由‘扶貧’向‘防貧’進行轉變。提高貧困人口的生計韌性是防止返貧的長效機制。”李小云說。

哥倫比亞大學康普頓基金會百年講席教授簡·沃德弗格指出，準確的貧困度量標準對于衡量政府減貧努力的影響至關重要。哥倫比亞大學團隊使用了更加準確、全面和多樣化的標準，對美國的貧困趨勢進行重新評估，突破了以往貧困度量標準的諸多局限性。

“未來的貧困度量標準應更加關注‘近貧’和‘深貧’問題，即不僅要關注處于深度貧困的人口，同時也要關注那些剛剛超過貧困線但只能勉強維持生計的人口。”沃德弗格說。

浙江大學大學文科資深教授李實表示，中國過去四年中在減少貧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不同的研究表明，無論使用哪種貧困線，自1978年以來貧困發生率一直在下降。基于對中國農村貧困程度和長期趨勢的研究，李實指出，中國應采用相對的貧困概念和衡量標準，并思考新的發展戰略和政策，以減輕未來的相對貧困。

減貧措施多管齊下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朱玲闡述了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在中國扶貧中的作用。她提出，中國在擴大城鄉社會保障覆蓋面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針對農村人口和無工作的城市居民設立的非繳費型養老保險和公共財政補貼的基本醫療保險讓貧困人口獲得最大惠益，自2016年以來，這兩個項目在農村地區的覆蓋率已達到99%，社會保險、社會援助和人力資本投資方案多管齊下，相輔相成。

同時在2020年后，加強社會保護體系需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社會保險和社會救助計劃沒有很好地覆蓋居住在城市地區的農民工及其家庭，二是貧困的老年群體和迅速老齡化的中國社會面臨巨大的老年照護挑戰。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甘犁指出減貧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中國的減貧政策同時也是經濟增長政策。中國人儲蓄較高，并在疫情期間儲蓄有所增長，一方面高收入群體儲蓄更多進行預防，另一方面低收人群體則面臨更大的流動性障礙。相較于其他國家，中國的社會支出較低，約為2%，主要聚焦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

在此背景下，甘犁借鑒2019年三位諾獎獲得者的思想，引入相應的減貧措施，一是有條件的資金轉移，二是工作激勵。

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瑞·薩克斯指出，有三種驅動力量影響了貧困和收入分配問題，即宏觀經濟驅動、社會人口驅動（比如由于種族歧視、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家庭結構等帶來的影響因素）和公共政策驅動，中國扶貧的成功也伴隨著一些不平等現象的發生，但近些年醫療、教育的廣覆蓋使這些不平等逐漸減弱。而美國作為一個成熟的經濟體，發展速度的增長則要慢得多，且技術的變革和社會人口力量的存在使得人們收入差距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