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作言院士：為什么不怕雜交卻怕轉基因

　　世界首例轉基因“低乳糖奶牛”在內蒙古農業大學誕生

　　聽到“開個微博或微信公號來講講轉基因”這樣的提議，一些科學家臉色一黯。

　　在他們看來，這種做法對于普通的科學問題或許有效，但要是談轉基因，恐怕處境難堪。

　　這種疑慮也許會在2016年有所改變。1月出臺的中央1號文件提出，對農業轉基因技術“在確保安全的基礎上慎重推廣”。4月13日，農業部召開轉基因專題發布會，重申了發展轉基因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這些都將深刻影響轉基因輿論場的走向。

　　為什么不怕雜交卻怕轉基因

　　面對科普對象，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中科院院士朱作言從細胞核說起，力圖“講得細一點”。

　　細胞核中的染色體儲存了遺傳物質，染色體上面分布著基因。基因就是遺傳編碼，所攜帶的遺傳信息指導某種蛋白質的合成，從而控制生物個體的性狀表現。

　　如果把基因看作一條線，那真正的編碼只是其中一部分，前面一段負責編碼啟動，是發動機，后面一段則負責終止、剎車。

　　朱作言研究的轉基因黃河鯉，即是“通過基因克隆，把草魚生長激素基因中間的這段編碼順序拿出來，將鯉魚自己的一段啟動和終止序列接到兩邊，導入鯉魚的受精卵中”。

　　草魚長得快，通過以上轉基因操作，使轉基因鯉魚長成2~3斤可以上市的時間，從普通鯉魚所需的兩年縮短到一年，甚至七八個月。

　　“如果草魚和鯉魚雜交，是草魚的整套基因和鯉魚的整套基因混在一塊。一聽雜交，大家覺得沒有任何疑問，可以吃。”朱作言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而我們做的，只是把草魚的一個基因跟鯉魚放在一起，反而導致了不小的疑問。”

　　實際上，早在1984年，朱作言的團隊就已經通過重組人的生長基因，轉入泥鰍、金魚、鯽魚、鯉魚等等，縮短了鯽魚的生長周期。

　　但那畢竟是借用人的基因。“如果都是魚的基因，不是其他物種或者細菌的基因，老百姓相對容易理解和接受。”朱作言說。

　　然而，在科學家眼里，轉基因最大的優勢恰恰就是可以跨物種。

　　現在為人熟知的控制糖尿病的人胰島素，便是利用轉基因微生物生產，于1982年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批準的、世界首例商業化應用的轉基因產品。

　　在轉基因技術廣泛應用的農業領域，轉基因作物的研究發展最快。而其中最早走到商業化階段的抗蟲、耐除草劑作物，就是把細菌的抗蟲基因、耐除草劑基因轉入植物的基因組：將蘇云金芽孢桿菌（Bt）的基因轉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中，使之抗蟲；將耐除草劑的EPSPS基因等轉入大豆等作物中，使之抗除草劑。

　　在轉基因技術發展之前，傳統育種始終在物種之內和近緣種之間進行。但育種進程較長，而且可能沒法朝下走。比如馬和驢雜交產生的騾子，是雜種優勢里的一個成功案例，但騾子無法生育。

　　而轉基因則實現了人工選擇優良基因，跨物種集聚優良的性狀。它打破物種屏障，拓展了可利用的基因資源，提高了選擇效率，育種進程更高效。

　　殺蟲不殺人？

　　上圖：轉基因獼猴（左）和普通獼猴外觀上沒有什么區別 ；下圖 ：在特殊光源下，轉基因獼猴（左）通體呈現綠色，這是因為它體內的綠色熒光蛋白所致

　　中原一帶，很多人的童年記憶中都有“揪棉鈴蟲”的片段——棉花果實初長時是青青嫩嫩的小球狀，稱為棉鈴，棉鈴蟲打孔鉆入，吃盡里面的嫩纖維，而從外面噴的藥奈何不了它。不少地方曾動員小學生下田，徒手揪蟲。

　　而將Bt細菌的殺蟲蛋白基因轉入棉花、玉米、水稻等植物的基因組，其表達后就產生Bt殺蟲蛋白。害蟲取食而亡，植物從而自衛。

　　而這引起了推測：蟲子吃了都會死，何況人？

　　事實上，只有目標害蟲攝入轉基因作物中的Bt蛋白后，在腸道環境和特定蛋白酶作用下，Bt蛋白溶解成的活性蛋白與害蟲中腸上表皮膜受體結合，形成特異性穿孔，害蟲中腸麻痹死亡。其他非目標昆蟲則沒有這個過程，不會被殺死。

　　人體內則不存在相應受體，不能與Bt蛋白結合，因此并不會“中招”。

　　上述推測就成為一種謠言。

　　目前，國內轉基因棉花種植范圍是95%－98%。有科學家稱，一般估計，Bt轉基因作物可以讓農藥化學殺蟲劑使用量減少50%，明顯降低了農藥對作物和環境的影響。

　　如今水稻似乎也陷入了當初棉花的防蟲困局——二化螟、三化螟、稻飛虱，農藥在上面噴，害蟲卻殺不死。

　　研究轉基因抗蟲水稻的中國科學院遺傳與發育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朱禎博士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如果推廣轉基因，農藥市場將受到較大沖擊。

　　在轉基因技術發展以前，農業防蟲手段大致可分為兩種：化學農藥和生物防治。

　　常見的有機磷農藥、氨基甲酸酯農藥，可麻痹昆蟲的神經系統，致其中毒死亡。而這種殺蟲機制對于動物和人是一樣的，都有可能導致中毒死亡。

　　生物防治則催生了兩個產業：一是飼養天敵昆蟲，比如針對玉米螟蟲飼養赤眼蜂，但天敵昆蟲須與害蟲生長時間同步，因此實際操作并不方便；二是生物殺蟲劑，最常用的就是Bt細菌，它的缺點是陽光照射、刮風下雨都會讓它迅速失去活性，成本大幅升高。

　　而轉基因Bt抗蟲作物，則不同于傳統農業防蟲手段，是讓植物掌握了保護自己的手段。

　　“農業生產成本降低，對農業生產有利，也意味著社會上每個消費者的成本降低，化學農藥減少也有利于環境改善，人人都是受益者。”朱禎說。

　　轉基因技術是萬能的？

　　在南京藝蓮苑拍攝的殘荷（右）與盛開的“轉基因荷花”

　　“轉基因技術可以防治病蟲害、增產，是有效而安全的技術。但這并不意味著轉基因技術就是萬能的。”中國農業科學院水稻所生物工程系原主任王大元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對于抗蟲轉基因作物，害蟲也會產生抗性。比如種轉基因棉花，絕大多數敏感的棉鈴蟲中毒死亡，可能還是會剩下萬分之一的抗性個體，其繁殖的后代會產生抗性。

　　為此，20年前美國政府就要求轉基因抗蟲棉花的種植比例控制在80%，剩下20%種植普通棉花，這樣在普通棉花上生存下來的棉鈴蟲不攜帶抗性基因，和攜帶抗性基因的棉鈴蟲結合，后代是沒有抗性的，能夠被Bt轉基因棉花殺死。

　　這種管理措施在中國農戶中推行則有現實困難：誰愿意承擔那20%普通棉花的損失呢？不過，目前我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僅有Bt抗蟲棉花和抗病毒番木瓜。因此，棉田里長出來的抗性棉鈴蟲，可能被玉米田里的非抗性種群稀釋，無法形成抗性種群。

　　事實上，轉基因棉花種了20年，現在棉鈴蟲對Bt轉基因棉花的抗性水平還是很低。

　　監管與安全是一回事？

　　轉基因爭議多年，誤區無外乎集中在所謂的轉基因主糧化和監管不透明等。但這無關轉基因本質的安全問題。

　　事實上，自2001年頒布《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以來，官方對安全評價過程并無掩蓋。

　　2013年，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農業部在官方網站“熱點專題”的“轉基因權威關注”欄中，主動公開了農業轉基因生物的相關法律、法規、安全評價標準、指南、檢測機構、安委會工作規則和委員組成名單等。同時，依照公民個人申請，依法公開了農業轉基因安全管理相關的政府信息。

　　在4月13日農業部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國家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吳孔明表示：“現在國際上對轉基因的評價基本上是兩種模式，美國模式是對產品進行評估，歐盟模式是對技術過程進行評估，而中國既對產品、又對過程進行評估，此外還增加了大鼠三代繁殖試驗和水稻重金屬含量分析等指標，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國的評價體系是全球最嚴的。”

　　“一個國家的轉基因審批流程和審驗機制是由各相關領域的專家討論決定的，不是某一個專家說了算。”王大元說，這套流程復雜到有的科學家都未必能全部看懂。

　　至于反轉人士質疑的非法種植、監管問題，中國農業科學院生物技術研究所研究員黃大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說：“現行法律的規定是兩步走，轉基因作物，一是要拿到安全證書，二是要通過品種審定。如果品種審定還沒通過就去賣、種，那就是違法。但違法不是因為轉基因不安全。這兩個概念不能混淆。”

　　這種概念的混淆，具體表現是2008年的“黃金大米事件”。

　　“黃金大米目的是防治維生素A缺乏癥。”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態研究所研究員陳曉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問題出在實驗未按國務院《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條例》的規定向國內相關機構申報，而且未向受試兒童和家長充分說明情況。但大米本身是安全的。”

　　從外面來了什么擔心

　　西南大學家蠶基因組研究團隊成功開發出轉基因新型有色繭品種，這是我國首次獲得的轉基因新型有色蠶絲

　　“轉基因原本是技術問題。”黃大昉覺得，人們一開始有疑問是正常的。

　　“這個擔心是從外面來的。”朱作言告訴本刊記者，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轉基因開始商業化種植時也出現過類似聲音。

　　國外至少有四種反對力量：

　　其一是極端環保人士，認為破壞物種的多樣性，對環境有害；

　　其二是宗教人士，認為只能是上帝造萬物，人類不能輕易改變；

　　其三是貿易戰爭，尤其見于西歐對北美的農業貿易壁壘——美國70%?80%的食品都含轉基因，西歐只有不接受轉基因才能阻擋美國農產品進入本地區；

　　其四是舊有利益集團，例如原來野生三文魚來自海洋捕撈，人工養殖后，三文魚價格被拉低，受到傳統漁業集團的反對和抵制。他們的理由包括，養殖魚近親交配繁殖使遺傳性喪失，養殖魚與野生三文魚雜交破壞野外種群遺傳性。

　　“其實，自然界每天都在發生著遺傳基因突變，比轉基因可能帶來的突變概率還要大。”朱作言說，“真正懂遺傳學的人覺得這些都是歪理，而公眾卻未必都能認識到。”

　　1986年初，王大珩、師昌緒等四位中科院學部委員上書鄧小平，建議發展高技術，后稱“863計劃”。中國的轉基因作物研究在此計劃支持下迅速發展。1988年，中國還因抗病毒轉基因煙草的商業化，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商業化種植轉基因作物的國家。

　　“當時大家都覺得是好事，‘轉基因’還被當作賣點。”朱禎說。2008年，國務院批準設立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重大科技專項”，這作為農業領域唯一的項目，與大飛機制造一起被列入國家16個中長期重大科技專項，計劃15年投入240億元，成為有史以來投入資金最多的農業科技項目。

　　虛幻的恐怖是哪來的

　　然而，“風向一下子就變了。”黃大昉說。

　　2009年8月17日，農業部依法批準轉基因抗蟲水稻“華恢1號”和“Bt汕優63”以及轉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的生產應用安全證書。同年10月，這三種作物出現在中國生物安全網公布的《2009年第二批農業轉基因生物安全證書批準清單》中。

　　這意味著在科學家大量試驗檢測的基礎上，政府認可這些轉基因作物沒有安全問題，可以推進其產業化。

　　而此時，綠色和平組織介入了。

　　“中國想把轉基因水稻產業化？這影響可大了，絕對要把你堵住！”黃大昉說。

　　科學家們掌握的信息是，“當時對方有四步走策略：第一，絕對不能讓轉基因水稻產業化；第二，抹黑科學家；第三，牽制上層決策；第四，推翻農業轉基因重大專項。”

　　具體手段就是攪動媒體炒作，把國際上所謂的爭議都搬進中國。

　　原本“華恢1號”和“Bt汕優63”轉入Bt殺蟲蛋白基因，只能殺死螟蟲和稻縱卷葉螟等鱗翅目昆蟲，對人體不會造成傷害。而炒作之下，對轉基因作物的描述中，“斷子絕孫”“致癌致病”“中國變成國際資本推廣轉基因產品的第一只小白鼠”等驚悚說法屢見不鮮。

　　黃大昉覺得，“轉基因被妖魔化了”。他認為，“有些人利用老百姓的不了解，制造了一種虛幻的恐怖。”

　　他說，除了“轉基因生物新品種培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經過科學家的據理力爭并未更改，其他三步都達到了：轉基因水稻盡管安全但無法產業化種植，決策被牽制，科學家被抹黑。

　　今天解釋了、澄清了，隔一段時間又出來，層出不窮——這是科學家普遍表達的無奈。

　　為何“燃點低，熱點多”

　　作為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臺主席，朱禎博士坦言“這種問題應該精心處理”，尤其當下“一些人的情緒非常容易被激發起來，燃點很低，熱點很多”。

　　他反思說：“其實，我們的公眾意識都有待提高——科學家從科技部申請經費，發表文章，向科技部提交報告，似乎工作就算完成了。有關部門也是看重立項撥款，沒看到社會的反作用對項目的影響。”

　　而對公眾的交代，在國外早有作為。

　　朱禎說，2001年他赴巴西訪問，參觀細菌的測試DNA序列工作，其項目報告中就包括對企業家、媒體、政府、民眾的宣傳和匯報。甚至在那個網絡不甚發達的年代，項目還要建立電子、跨時區平臺解決這個問題。“考慮得很周到。”

　　在歐洲，大型科學項目必須與媒體、社區、民眾等形成“大溝通”。“項目沒完成這一步，甚至不能驗收，做得再好也不算。”朱禎也曾建議成立風險教育委員會，“不止是‘科普’，而是‘科學傳播’。你看2013年神舟十號女航天員王亞平太空授課，就做得很好啊！”

　　黃大昉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玉米遺傳育種專家、中國農業大學教授戴景瑞，曾應農業部要求，同反對轉基因的市民約談。三名代表都是普通老百姓，有某半導體廠的工會原主席，還有一名紡織女工。

　　兩位老專家從頭講起，一條一條梳理，轉基因是怎么回事，Bt是什么，跟化學農藥有什么區別，等等。

　　聊著聊著，那位工會主席說：“你們講得有道理，要不什么時候請你到我們那兒，跟我們哥們兒再說說？”

　　在陳曉亞的科普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問題，諸如“吃了轉基因生出來的孩子會不會畸形”；也有小學生異想天開，“會不會長出翅膀”。經過解釋，“大部分人對科學的信任度在交流過程中逐漸提高。”

　　讓科學回歸科學

　　現實中，愿意站出來直面公眾的科學家并非多數。

　　2010年11月，研究“華恢1號”和“Bt汕優63”的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啟發，在中國農業大學就《水稻功能基因組及作物遺傳改良》為題作完演講，現場有人高喊：“張啟發是賣國賊！”譴責他拿中國人當小白鼠，更有甚者直接抄起前排的瓷茶杯砸過去。

　　如今，該實驗室面對各種采訪請求，只是在電話那頭非常客氣地反復表示抱歉：“對不起，我們不發表任何言論。”

　　“一些并不懂生物技術的反轉人士，在中國掀起全世界最大的反轉活動，給從事轉基因事業的科技人員戴上‘漢奸’、‘賣國賊’的帽子。”王大元說。

　　“我們也知道，這是無中生有的攻擊。但科學家平日里辛辛苦苦忙課題，科普雖然也是一項工作，但一搞科普就挨罵，又何必呢？”他說。

　　在此背景下，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平臺于2013年醞釀成立。一來號召科學家站出來發聲；二來利用這個平臺與媒體、公眾交流互動，解疑釋惑。

　　目前這個虛擬平臺已吸引了30余位科學家，經常舉辦諸如農業生物技術科學傳播、風險交流的研討會。

　　前些天，黃大昉的一個已是研究員的學生，來找他要一些轉基因資料，要去北京市東城區教師進修學校給中學生物老師講課。這讓黃大昉很欣慰。

　　不過，在他看來，證明轉基因安全的科普宣傳不是萬能的，緊迫的還是要“往前走一步”——推動產業化。

　　“轉基因作物如果能推向產業，確實能解決我們的糧食安全問題。否則一旦有風吹草動，糧食歉收，國際糧價飛漲，你就是被動的，大豆就是一個例子。”黃大昉說。

　　2015年中國進口大豆8169萬噸，創歷史新高，對國內的大豆市場價格形成巨大壓制。“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出油率是19%，而國內種植的大豆是非轉基因的，出油率是16%，所以國內榨油廠不太愿意買國內的非轉基因大豆。”王大元說。

　　黃大昉告訴本刊記者：“我們不斷呼吁，千萬不能讓玉米成為大豆第二。”

　　不止一位科學家表示，嚴格來說，轉基因技術產品是與產業高度相關的高技術產品，必須有市場拉動，鏈條才能運轉。而進口的轉基因產品，相當于花中國的錢，拉動人家的轉基因技術產業，而我們自己的輪子卻不轉。

　　“科學界真正做生命科學的、特別是分子生物學的人，都懂這個事情，沒什么異議。但是，科學界不搞這個專業的人也是隔行如隔山。”朱作言說，“轉基因到底安不安全，要讓科學家、內行說了算，不能搞民意測驗。”

　　“讓科學回歸科學。”黃大昉感嘆，“這句話在當前尤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