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俠：“窮科學”奔“小康”

　　 “研發投入還要大方一點！”澎湃新聞最近發表社論，從宏觀層面對國內外的研發投入情況作了一次掃描，并委婉地提出上述觀點。加大研發投入，對于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筆者也贊同這一觀點。僅就經費投入而言，要獲得整個社會的認同與持續支持，當下亟待厘清中國科研經費配置結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否則，加大投入的訴求只能淪為一個空洞口號。這意味著，科技界要想真正實現結構轉型，仍有許多工作要做。

　　中國科研經費的配置結構存在3個根深蒂固的問題。一是科研經費投入總量不足。按照投入最多的2012年計算，科研經費投入僅占當年GDP的1.98%，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平均2.5%的比例尚有一段距離。

　　二是經費投入的配置結構不合理。首先是投入領域的結構安排不合理，導致科技與當下社會的需求、發展相脫節，從而制約了科技對于社會的巨大引領作用。同時，資源配置方式不合理，帶來資源嚴重浪費與低效，當前重大項目過多、過濫是這一問題的集中體現。

　　除了上述宏觀、中觀兩個層面，在微觀層面，由于我國人均科研投入仍處于邊際產出遞增階段，加大投入就會促成知識擴散的“肯辛斜坡”現象。目前，在創新擴散的初始階段，中國社會的中低階層比中上階層具有更強的創新精神。

　　要破解這3個癥結問題，就需要重新明確國家對科研投入的真正意義。

　　首先，科研成果的產出是有成本的，它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由于知識具有公共物品的屬性，它的產出必須由政府提供而非個人熱情維系。經費投入相當于國家為未來的成果預付訂金，一旦知識產品生產出來，就具有巨大的知識溢出效應，從而帶來整個社會福祉的增加。很難想象，沒有高度發達的科學，中國將怎樣處理所面臨的諸多挑戰。因此，加大科技投入不僅要成為我們毫不動搖的決心，還必須以立法的形式確定下來，防止被個人或團體的偏好影響。

　　其次，對于資源的配置結構，未來應該堅持“重大項目瘦身、中小項目擴容、增加科研保障性供給”的方向。這種結構安排是對“水桶短板理論”的修正，少量重大項目維持水桶長板的繼續發展，而保障性供給與中小項目的擴容是加快提升水桶短板的必由之路。由此，才會出現“田忌賽馬”的最優博弈結果。

　　最后，按人均支出R&D測算，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幾乎保持在600美元/人的水平。以2011年的數據為例，美國人均R&D支出為1276美元/人，中國為218美元/人，韓國為1111美元/人，日本為1260美元/人。這些數據揭示了為何有些國家的創新表現較好。中國人均R&D支出嚴重偏低，說明中國的科技共同體正處于邊際產出率遞增階段，此時極易形成創新的“肯辛斜坡”現象。如果以穩定的經費支持作為支撐，其未來產出的大幅增長將不可限量。

　　需要提及的是，目前我國的R&D投入水分仍然太大。以《2012年全國科技經費統計公報》披露的數據為例，當年全國各類企業經費支出為7842億元，占全年R&D的76%，已超出美國等工業發達國家的水平。反觀中國企業的現狀（按規模行業的分布來看），這個數據值得懷疑。可以解釋這種現象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按照現有政策，企業研發投入可以稅前計提。換言之，多報R&D投入可以達到避稅的目的。由此觀之，中國實際的R&D投入應比公布的數據小得多。因此，加大投入已成為中國科技持續發展的一個瓶頸性問題。

　　科研投入，不僅僅是投入規模與資源分配結構的問題，還涉及科研環境與科研品相。筆者曾打過一個比喻：中國的科學正在經歷從“窮科學”到“小康科學”的轉變。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R&D投入僅占GDP的0.5%左右；20年后的今天，這一數值已接近2%。這是非常大的進步，使中國科學完成了從“窮科學”向“小康科學”的華麗轉身，全社會也分享了科技進步帶來的福祉。但科技投入不僅影響了科技產出的量，也在塑造中國科研大環境的質。一個科技資源豐裕的地方，自然會像吸鐵石一般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資源，從而形成科技集聚效應，由此自然會演化出一種恪守職業倫理的學術氛圍。這種有尊嚴的科研環境會成為一種新的無形資源，助推科技發展。人們經常詬病中國的科研質量不高，其實這是經濟學規律在起作用：一分價錢一分貨，投入與產出的邊際收益必須大于零，否則科技活動是無法持續的。畢竟，科技活動是一種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它同樣遵循這個規律。

　　由此，加大投入，科技規模將在原有基礎上繼續擴大，這必將帶來中國科研結構的轉型與科研品相的全面提升。科研品相則是充分競爭和營造良好環境的必然回報。由此，中國科技界才能實現“狀態—結構—績效”的全面提升。“倉廩實而知禮節”，在科技界同樣如此。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