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院士：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學缺少文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尤其是最近十幾年，一批中國重點大學的研究水平提升之快，令世界矚目。其中有幾所重點大學宣稱，在 2020年左右成為世界一流大學，更多的重點大學也競相爭取世界一流，這當然是好事。在奔向世界一流的進程中，驀然回首，似乎能感覺忘掉了什么重要的東西。到底最缺什么?當下最應該追尋什么?不冷靜地思索，世界一流大學夢恐怕很難實現。

　　這些年，好多大學都在超常規、跨越式發展，這種發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我們是否應該審視一下，這種發展模式是否可持續?今后是否需要發展模式的轉型?在轉型的過程中最需要尋求什么?與世界一流大學相比，中國重點大學缺少享譽世界的學術大師、世界領先的科技成果等等，這是眾多大學追求的東西，但不是制約中國大學奔向世界一流的最關鍵因素。其實，現在更需要追尋文明。大學應該引領社會文明，提升大學自身的文明程度，這是今后很長時間內中國大學的重要任務。

　　也許現實環境逼著大學的管理者和教師，熱鬧在某些指標的躁動里，陶醉在一堆數據的狂歡中。大學一個勁地追求文章、科研經費、獎勵等的同時，是否真正記得教育的宗旨是什么?即使偶爾也強調一下育人是根本，但是否真正地踐行著教育的宗旨?就算很多人認識到教育的宗旨是培養人，但我們對培養人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我們只是強調把學生培養成社會建設的工具，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并不夠。教育應該讓學生自由發展，應該讓學生更好地“成為人”，這才是人的意義上而非工具意義上的教育。我們一向重視大學生的道德教育，但實際上大學中存在嚴重的道德教育困境;我們重視了意識形態的教育，卻忽視了必要的公民意識教育。如果不少學生缺失公民意識、責任感，教育能說是很文明的嗎?

　　今天中國大學的教師，尤其是優秀教師與學生的距離拉大了。的確，在世界一流大學里，教師的優秀很大程度上體現在他的學術研究水平上，但他們無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講臺，甚至還得專門留有與學生交流的辦公時間。反觀我們的一流教師，大學或者院系為了讓他們多出“成果”，讓他們很少甚至不講課。國外的大學教授授課時常與學生互動，而我們的很多教師，實際上把學生當成學習生產線上的產品或零件，或者說把學生當成學習的機器，他教什么，學生學什么。這種教育方式文明嗎?

　　世界上的一流大學，無一例外地強調獨立精神和自由表達。

　　2003年，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尼古拉斯·笛格諾瓦抨擊美國入侵伊拉克，103位眾議員聯署要求哥大校長李·柏林杰開除尼古拉斯。但柏林杰雖然對尼古拉斯言論強烈不滿，卻沒有辭退他。柏林杰認為：“在任何大學內，沒有什么比思想和表達的自由更加可貴。”

　　1952年，艾森豪威爾將軍任哥大校長時，參加學校教授們為他舉行的歡迎大會。他為有機會見大學的“雇員們”表示萬分榮幸時，突然，I.I.拉比教授(后得到諾獎)站起來說：“先生，教授們并不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雇員’。教授們就是哥倫比亞大學。”

　　獨立自由之精神是大學的靈魂。當現實環境使得某些中國大學的領導、教授們，為了利益在政府官員面前唯唯諾諾，甚至不惜以原則為交易時，大學之魂也就隨之喪失。

　　約200年前，洪堡就倡導科學研究與教學合一。此后，研究就成為一流大學不可或缺的任務，也是水平的重要體現。今天中國大學都認識到研究的重要性。不可否認的是，我們大學的研究中，科學與求是精神還是少了一點。大環境的因素(官員對研究資源的掌控，官員們的急功近利，收入分配問題等)使得教授們做研究的驅動力，主要來自功利。爭取項目時“有奶便是娘”，做項目時，想著如何能得獎。殘酷的現實使得研究者花很多精力去走關系。于是，研究活動及成果的評價中大大地增加了非學術因素。這其實是對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腐蝕。這種現象即使在中國的重點大學里也頗為普遍。更有甚者，有少數教授采取洗錢的方式，套取甚至貪污國家科研經費。雖說這種現象只是出現在少數教授身上，但畢竟在很多大學中并不鮮見，說明我們的大學離文明還很遠。

　　當然，大學中各種文明，其實都要歸結于人的文明。大學中人的文明，首先應該體現在教育者的良心。當教育者真正懷著對生命的敬畏，對人的存在價值的尊重為師從教時，教育的文明才能得到最好的體現。然而，現實中大學不少教師，存在嚴重的功利化傾向，功利化又導致部分教師身上存在某種江湖氣。講功名利益，不講教育理想;講交易，不講原則;講個人發展，不講格調;講圈子，不講協同。這種現象不僅是缺少對學生的尊重，也缺少對自身存在價值的尊重。

　　管理上，中國大學也存在文明缺失。本來制度就不健全，再加上國人靈活變通的特色，有些制度在權威人士面前，在現實面前顯得蒼白無力。此外，大學的行政化問題，早已引起社會的詰難。很多學者要謀一個“長”，這文明嗎?中國大學今后是不是更應該追尋文明?政府又如何給大學更好的追尋文明的環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