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風：科技體制改革與培育新的創新主體

　　我的基本觀點是，深化科技體制改革要把培育新的創新主體作為重要任務。為進一步闡述這個觀點，首先要明確“主體”和“創新主體”的概念。從哲學的角度看，主體的內在規定性可以歸結為三點：其一，具有對自身地位、權力和使命的清醒意識；其二，具有履行自我使命的能動性和創造性；其三，具有對自身行為進行自我控制和自我調節的自覺性。相應地，創新主體應滿足以下三方面：一是具有展開創新活動的內在動力和對創新活動自主決策的權力；二是能夠承擔創新活動的責任、風險并獲得創新活動的收益；三是具有自我調節和規范創新行為的自覺意識和自治精神。從我國體制改革的實踐看，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走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過程中，實現政府從“無限權力”、“無限責任”向“有限權力”、“有限責任”的轉變，不僅意味著政府要放權，讓渡一部分政府難以有效行使的權力，而且要求有新的創新主體來履行以前由政府承擔的若干職能。

　　回顧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歷程，可反思科技體制改革是否同時也有效培育了新的創新主體。科技體制改革是和國家的改革開放政策同時展開的，1978年之后，政府一方面通過科技與教育領域中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科學技術的作用和科技工作者的地位，另一方面通過體制改革來調動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促進科技與經濟的結合。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一次對科技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作出了比較系統的規定，其中強調要改革撥款制度，克服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科學技術工作、國家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弊病；要運用經濟杠桿和市場調節，使科學技術機構具有自我發展的能力和自動為經濟建設服務的活力；要扭轉對科學技術人員限制過多、人才不能合理流動、智力勞動得不到應有尊重的局面。然而，這一時期的改革仍然是在計劃經濟為主的體制框架下展開的，主要目標是解決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可能為新的創新主體的成長提供廣闊的空間。

　　1992年之后，我國確立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創新主體的成長開始受到更多的關注，加入WTO也使得企業更加直接地面對全球市場競爭的挑戰。但時至2006年我國發布《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我國的科技體制和科技政策仍然存在以下四個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企業尚未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自主創新能力不強；二是各方面科技力量自成體系、分散重復，整體運行效率不高，社會公益領域科技創新能力尤其薄弱；三是科技宏觀管理各自為政，科技資源配置方式、評價制度等不能適應科技發展新形勢和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四是激勵優秀人才、鼓勵創新創業的機制還不完善。2006年之后，在推進“自主創新”戰略的過程中，我國科技體制中的深層次矛盾進一步暴露了出來：一方面，“錢學森之問”引發了人們對我國創新人才教育和杰出人才成長環境的憂思；另一方面，學術行政化和科研功利化、學術不端行為泛濫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這種情況表明，我國的科技體制改革盡管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新的創新主體的成長，但從總體上看，如何遵循創新主體成長的規律和創新人才教育的要求來培育新的創新主體，一直是我國科技體制改革過程中被嚴重忽視了的重要問題。

　　由于缺乏培育新的創新主體的清醒意識和有效、連貫的制度設計，新的創新主體的成長及其在創新活動中應有職能的發揮受到限制。這不但反過來進一步為政府過度介入科研管理和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了現實的必要性，大大延緩了政府職能轉變的進程，也嚴重阻礙了我國科學共同體的成長和市場體制的發育，阻礙了體制的轉型。

　　培育新的創新主體，絕不僅僅只是用行政或經濟的手段調動創新者的積極性，更重要的是塑造創新者從事特定創新活動的主體精神和自覺使命，賦予創新者自主創新的空間和權力，這既涉及到利益、權責關系的調整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變革，也涉及到要形成與新的創新主體成長相關聯的創新文化。唯此，才能夠真正形成以“人”為本的科技體制，以及適應科技活動規律和創新活動特點的科技體制。

　　培育新的創新主體，一個重要方面是建設自主、自治和自律的科學共同體。英國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波蘭尼最早提出科學共同體的概念，他把從事科學研究的科學家作為一個具有共同信念、共同價值、共同規范的社會群體。這一概念并不是要消除科學家之間的差異，而是要突出科學家作為推進科學知識進步的社會角色的主體精神和行為特征。具有自主意識、自律精神和自治能力的科學共同體，不僅能夠有效地推動科學交流和學術評價，并因此促進科學知識的生產，而且是維系科學精神、抵御行政權力和功利因素侵蝕科學研究過程的重要力量。我國科學共同體形成時間較短，在“文化大革命”等特殊歷史時期，科學共同體自主性受到較大影響，自律和自治的功能也沒有得到很好的發育。科學共同體自主性、獨立性不足導致學術行政化和科研功利化。科學共同體缺乏自律，不但難以獲得政府和社會的信任，也難以有效遏制源源不斷發生的學術不端行為和不負責任的科研行為。同時，這也使得科學共同體的自治難以實現，而科學共同體自治能力不夠往往又會成為行政力量過度介入的理由。因此，在科技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培育有自主意識、自律精神和自治能力的中國科學共同體是必須完成的艱巨任務。

　　培育新的創新主體，另一個重要方面是使企業真正成為具有市場精神的創新主體。中國企業如何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如何提高企業創新的內在動力，已經成為近年來政府和社會共同關注的問題，政府出臺了多種政策和相關計劃引導企業投資于創新，但仍然難以廣泛激發企業創新的活力，近年來民間資本的投資走向就說明了這一點。事實上，如果不能建立真正體現市場精神的市場機制，企業不能成為具有市場精神的市場主體，主要依賴政府的激勵政策是無法持續地保持企業的創新動力的。市場機制通過市場競爭配置資源,即在市場上通過自由競爭與自由交換來進行資源配置。完善的市場機制體現的不僅是市場優勝劣汰的競爭，而且要以市場主體自主、自愿、自律的精神自覺為前提，以保障市場主體的自主、自愿和自律的市場規則為基礎。自主、自愿意味著市場競爭中的自主決策和自愿交易，也意味著在自主決策和自愿交易基礎上形成以平等權利為特征的契約文化。自律不僅要求市場主體為自己的決策負責，而且要在市場交易中通過創造利他價值而后實現自我價值，即通過為他人負責完成對自己負責。所以市場精神也意味著一種誠信文化、一種信用體系，在這個意義上，市場既是“看不見的手”，也是“看不見的眼”。缺乏市場精神的市場體制是扭曲的，其中權力尋租和對市場的行政壟斷都會嚴重制約社會的創新精神，也難以防范層出不窮的假冒偽劣商品。因此，在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政府不僅要以恰當的方式激勵企業提升創新能力，更重要的是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培育真正體現市場精神的市場機制，使企業成為真正的創新主體。

　　新的創新主體的成長，也將對科技管理體制產生根本的影響。長期以來，我國科技管理體制主要是自上而下的“統治”（government）模式，從這種統治模式走向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治理”（governance）模式，是科技宏觀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方向，而要實現這種轉變，新的創新主體的成長和成熟將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