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研究理事會主席：基礎研究對現實世界貢獻巨大

　　在歐洲研究理事會主席讓－皮埃爾·布吉尼翁看來，基礎研究是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的，前沿領域的科學家一定能改變我們的生活。因此，他的責任就是要確保那些最能代表未來的研究得以順利開展。

　　“未來其實已經在我們身邊，只不過它沒有平均分布在我們周圍。”2013年底，當67歲的法國數學家讓－皮埃爾·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第一次走進歐洲研究理事會（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的主席辦公室時，一定會對美國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這句話感同身受。接下來的幾年時間，布吉尼翁的任務就是更高效地尋找，并支持那些散落在科學界各處卻關乎歐洲乃至人類未來的重要研究。

　　此前，作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 （CNRS） 研究員和巴黎綜合理工學院教授，布吉尼翁曾長期領導該學院的數學中心，并執掌半公立研究機構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長達19年。正是在執掌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時，布吉尼翁表現出了杰出的領導能力和卓越的科學素養，這讓他接班社會科學家海爾加·諾沃特尼（Helga Nowotny），成為歐洲研究理事會創立7年來的第3位主席。

　　每當危機降臨，科學總被人們寄予厚望。1945年，為解答時任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關于科研體制革新的一系列疑問，萬尼瓦爾· 布什（Vannevar Bush）將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解決疾病和安全等難題以及培養科學家時積累的經驗匯集成書，促成了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的成立。也是在這本書中，布什提出了著名的“用基礎研究支撐應用研究，用應用研究支撐工業創新，用工業創新支撐經濟發展”的“線性模型”，該模型至今仍被視為闡述基礎研究重要性的理論依據。

　　在歐洲，誕生在歐債危機陰影中的歐洲研究理事會承擔著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相似的使命：兩個機構都希望通過政府出資、個人競標的方式將資金投到最有價值的研究項目中去，這些項目將在一個極長周期內，對社會經濟和所在區域的競爭力產生深遠影響。按照規劃，歐洲研究理事會將在未來6年掌握至少130億歐元資金，來推進數千項重要的科學研究。能在危機陰霾中撥出如此巨款，對今天的歐洲各國著實不易。

　　幸運的是，用集體力量挑戰關乎命運的科學難題在歐洲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1974年，歐洲共同體部長理事會就決定在科技領域里制定和實施共同政策，這也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事件。作為共同科技政策的支柱，歐洲又從1984年又開始啟動了歐洲技術研究與開發框架計劃。與1984年制定的第一框架計劃相比，去年開始實施的第八框架計劃的規模擴充了數倍之多。而從幾年前的第七框架計劃開始，歐洲研究理事會就一直肩負著制定計劃的重任。

　　這并非一件簡單的工作，因為科學、科學研究和科學界在過去幾十年中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在布什思想主導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現代科學研究雖已初具規模，但仍是少數人的消遣——當時，全球科學家總數不過幾十萬。此后，這個隊伍不斷膨脹——現在，僅是活躍的科研人員就有大約700萬。社會對科學的重視讓科研變成了競爭最激烈的行業。在中國、歐洲和美國，每個研究崗位都有幾名最優秀的博士在競爭。

　　但競爭并不總是最優的，很多科學家都在激烈競爭中失去了方向。生物科技風投資本家有一個經驗法則：一半公開發表的科研成果都無法復制，這還是最樂觀的估計。2012年，生物科技公司安進發現，在關于癌癥研究的53項重大成果中，只有6項可被復制。稍早前，拜耳制藥公司的一個團隊重新開展了67篇有重要影響的論文所做過的實驗，最終成功的只有四分之一。本世紀最初十年，應用于臨床的研究ZL大約有80 000份被撤銷，因為它們都是錯誤的。

　　布吉尼翁就在這個背景下開始了新的旅程。他需要保障那些最能代表未來的研究得到充足的資金，也需要確保這些研究能夠惠及歐洲各國，從而增強歐洲整體的競爭力，而他最大的資本，就是作為一名科學家和科學基金的管理者在過往數十年積累下來的寶貴經驗。

　　《環球科學》：曾經，很多國家都不太重視基礎研究，也看不見基礎研究與前沿科學對高科技產業、國家競爭力的作用。在你看來，這種局面在今天、在世界范圍內是否已經有了很大的好轉？

　　布吉尼翁：很多國家的政府確實曾在某些歷史時期忽視了基礎研究對經濟和社會的巨大作用。但現在，我并不認為這個結論還能成立，因為所有政府都在國際競爭中看到了基礎科學的巨大價值，科學已經變成了一切進步的基礎。

　　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特別成功的例子。我與中國及中國科學家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因此我了解很多中國政府積極支持基礎科學研究的案例。特別值得關注是，中國政府最近幾年在理順科學與創新關系的同時，又努力推動了基礎科學的進一步發展。

　　與中國一樣，韓國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韓國在基礎研究領域并非傳統強國。但過去幾年，韓國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基礎研究中，因為韓國特別希望在高科技領域更進一步，維持知名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從我掌握的情況看，韓國一些私人企業近年來也一直在游說政府加大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為韓國接下來將要推進的工業革命做好技術儲備。

　　《環球科學》：對你來說，前沿研究、高科技產業、國家競爭力三者間的關系是怎樣的？約60年前，萬尼瓦爾·布什曾提出線性模型來概括三者之間的關系，你認為這個模型描述的結論今天是否依然適用？

　　布吉尼翁：在科技政策從無到有逐漸發展起來的歷史上，布什先生確實是一位里程碑似人物，他根據美國各個機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協作經驗提出的很多科研政策和思想——比如機構競標政府資金比政府直接組建科研機構更能促進科學發展——直到現在依然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包括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和歐洲研究理事會在內的很多機構都從中受益。

　　但我想說的是，當今世界的形勢一直在變，而且變化的速度越來越快。因此，線性模型在某些方面無疑是非常正確的，比如科學和科技發展對工業進步的支撐作用，但這一模式現在已經不再適用了，因為基礎科學已經顛覆了很多理論。

　　很多年前，我們覺得量子力學課程對于培養工程師來說完全沒有意義。但由于芯片技術在電話等領域的廣泛應用，量子力學變得越來越重要，即便工程師也必須掌握它。此外，現在許多經濟活動都依賴大數據的存儲和分析。從大數據中獲取有用信息是一個技術活兒，這就需要高等數學知識。因此，在大數據時代，數學也是很多技術人員必需的知識背景。

　　以醫學為例。之前，我們要做一項重要檢查可能需要在一個大機器里面呆兩三分鐘。但是，讓一個嬰兒或孩子呆兩三分鐘不動非常困難，特別是當這項檢查非常痛苦時。但現在，如果運用數學手段改進了算法，也許還是用同一臺機器，檢查時間只要幾秒鐘就夠了。

　　再比如GPS。現在，包括幾家中國汽車和科技企業在內的很多國際企業都在推進無人駕駛汽車項目，大家也都認可這將是下一個可能出現顛覆式創新的行業。但無人駕駛的實現有一個技術前提：GPS的精度必須大幅提升，只停留在米的級別肯定是不行的。要實現更精確的定位，算法的改進是必不可少的，技術人員們因此還是需要學習數學。

　　我舉這么多例子是想說明，基礎研究是和生活緊密相連的，基礎研究也非常重要。我們必須讓政府以及社會中的每個人看到其中的復雜關聯。一旦我們看到這些關聯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推進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尖端科技人員的研究一定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環球科學》：十幾年前，《里斯本戰略》提出要在2020年前，將研發投入與GDP的比例從當時的1.8%提升到3%，這在當時看來是個雄心勃勃但切實可行的目標。但最近這些年，歐洲的科研投入無論在絕對數量上還是相對比例上都沒有出現大幅提升，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

　　布吉尼翁：是的，《里斯本戰略》里的《歐洲2020計劃》確實曾提出要將科研經費提升到GDP的3%。我也承認，我們現在離這個目標非常遙遠。現在，歐盟的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大概只有1.96%。而且，有限的研發投入在各個國家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例如，英國、德國和法國的研發投入大約都是2.2%，西班牙的研發投入只有約1%，這個比例確實太低了。

　　歐洲的問題非常簡單，就是在受到經濟危機沖擊后，不少國家都在財政預算中率先砍掉了研發經費。當然，在不同國家，情況略有不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基礎研究經費相較危機之前出現萎縮之后，基礎研究雖未完全停滯，但其優先級確實出現了一定程度的降低；在奧地利、荷蘭和芬蘭等一向重視科研的國家，政府對基礎研究的支持力度其實并沒有因為危機而有所降低；英國就更加積極，政府不僅在危機期間繼續為基礎研究提供相對充足的經費支持，而且還在努力幫助科學家去海外尋找資助。

　　不過，我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在這里提到的經費都來自政府的公共開支。但在歐洲，很多私營經濟部門實際上也都在以極大的投入支持科技研發。當然，即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歐洲對研發的支持確實已經陷入停滯不前的窘境之中，這是不爭的事實。

　　《環球科學》：你曾在演講中多次提及，歐洲研究理事會的成立是歐洲科學的最大勝利，為什么你會這樣評價這個機構的成立？

　　布吉尼翁：正因為歐洲的基礎研究嚴重受挫，歐洲研究理事會的成立和運轉才變得非常必要。而且，從已有的成就看，這個機構的運作相對而言也是比較成功的形式，我的兩位前任的工作就非常出色。當然，我們不能躺在功勞簿上，我們必須一直努力向前。

　　不過，我必須強調的是，我們確實會精心選擇并努力資助一些科學家，但我們的財力和定位決定了我們對科學家的覆蓋能力非常有限。因此，歐洲研究理事會即便取得再大的成功也不能完全取代歐洲各國政府的作用。特別是，歐洲研究理事會投入到基礎研究中的經費中只有大約8%來自歐盟成員國，這對這些國家而言只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所以，作為歐洲研究理事會的主席，我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和成員國政府進行有建設性的合作，我要努力說服那些部長們，不能因為有了歐洲研究理事會就削減本國的科研經費，這不是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至少現在，對大多數科學家而言，各國政府的資助仍是至關重要的。

　　《環球科學》：剛才，你也提到歐洲研究理事會會精心選擇資助對象，并為他們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我們也知道，歐洲研究理事會每年收到的申請數以千計，那么你怎樣從中選擇合乎要求的項目？

　　布吉尼翁：首先，我們希望歐洲研究理事會擁有一個簡單的架構。其次，我們希望在決定資助項目時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擾而只關注申請者的科研水平和能力，這又涉及到科學家的考評問題，年長的科學家因此相比年輕的科學家就會多一點優勢，畢竟他們經驗豐富而且已經取得了一些顯而易見的成果，人品也在漫長的科研歲月中得到了考證。盡管我本人和歐洲研究理事會都支持青年科學家的發展，但上述幾點也都是事實，我們因此必須做到理性客觀。

　　至于歐洲研究理事會的責任，這是個很難一言以概之的問題。簡單地講，我想說我們的責任就是籠絡并幫助那些全球頂尖的科學家。這些科學家不必非有歐盟護照，因為他們是全世界最寶貴的財富，因此也需要為全世界做出貢獻。被選中的科學家因此也有理由自豪，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全球最頂尖科學家的激烈競爭，而且他們是在完全客觀的條件下被選拔出來的。

　　最后，我必須要強調一點，歐洲研究理事會成立至今只有7年時間，這對于一個科研項目和一個科研機構來說實在太短暫了。所以，我們特別注重通過科研質量，提升聲譽。如果你在麻省理工學院，你可能會擔心職位晉升，但在歐洲研究理事會，你完全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環球科學》：既然歐洲研究理事會的職責是讓全球頂尖科學家進行自己的研究，為什么又要求歐洲以外的研究人員必須將一半研究時間花在歐洲？對于很多國外研究人員而言，這是個相當長的時間，難道你不擔心這會將很多歐洲以外的研究人員阻擋在歐洲研究理事會大門之外嗎？

　　布吉尼翁：解答疑問對于很多關心歐洲研究理事會的人非常重要。對于這一點，我要強調的是歐洲研究理事會對全球科學家始終都是持開放態度的，但我們有一個不變的宗旨，那就是我們必須服務于歐洲。所以，我們才要求被選中的項目要有一半的研究在歐洲完成。對于很多非歐盟科學家來說，就需要他們在設計項目時就把這一點考慮進去。跨境工作對全職工作來講有一定難度，因為你可能要花幾個月時間在國外，而家人不可能跟著你滿世界到處跑。

　　但在科學界，這其實也不是什么太大的問題。現在，我本人就被中國一些大學授予了一定職位，所以我個人的經驗告訴我，這至少對中國科學家來講并不難實現。同時，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科學家都同時在中國或美國的大學擔任很多重要職務，所以跨境研究沒有什么問題。

　　《環球科學》：我們知道，你與中國科學界尤其數學界淵源頗深。擔任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院長期間，你曾接待過幾十位陳省身基金會資助的中國數學家；擔任歐洲研究理事會主席后，你也在努力招攬中國科學家。到目前為止，歐洲研究理事會與中國科學家的合作進展如何？

　　布吉尼翁：目前，與歐洲研究理事會合作的中國科學家只有8個，而且他們并不是一半時間在歐洲一半時間在中國，他們全都是在歐洲做研究的。相對于我們已經支持過的4 500個各國科學家而言，8個中國科學家確實太少了一些。當然，實際上參與我們隨機對照實驗的中國科學家有500多位，我們正希望從這些科學家中再甄選出一些加入我們支持的項目。

　　《環球科學》：與歐洲相比，中國的情況有點不同，中國的科技投入在這些年中獲得了極大提高，研發強度也在2013年超過了歐盟，很多學科的科研水平也已躍居世界前列。但中國也有自己的問題，比如沒有誕生過屬于自己的世界級科技品牌，你覺得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布吉尼翁：這個問題都帶有批評性質，而且也是當今中國社會最關心的問題之一。但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說一些我和中國之間的故事，這可能有助于中國的朋友理解這個問題。

　　我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981年，對于許多中國科學家來說，他們剛剛渡過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代，因為在那之前，許多研究都被耽誤甚至停止。

　　在那之后，中國對科學的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人們變得越來越尊重知識、越來越重視教育，大量學生投入科研并從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我在巴黎綜合理工學院當老師時曾指導過不少中國學生，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成了所在領域的佼佼者；作為一名數學家，我也一直都和中國數學界保持著聯系，中國上世紀就出現了很多國際知名數學家，這說明中國人可以成為杰出的學者。再加上近年來中國不斷建造的高精尖儀器，科研水平的大幅提升完全可以期待。所以，中國沒有必要那么謙虛。

　　而且，就像我們剛剛說的那樣，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是非常微妙的，盡管現在中國還沒有在商業領域獲得巨大的突破，但只要加大對基礎研究和技術創新的支持力度，伴隨著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這一天遲早都會到來。

　　當然，中國的教育體系、創新機制和科研體制可能確實面臨著一些問題。但常識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中國現在在擺脫傳統的模式，向更為現代的教育體系蛻變，一代又一代的學生正從學院式體制中走出來，并開始學習用更寬廣的視角面對教育，這就是發展之路。現在，中國已經有一些大學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關于中國大學最新研究成果的新聞屢見不鮮。同時，中國的教育體系鼓勵尖子生，這種模式也被證明了是頗有成效的。

　　《環球科學》：是的，正如你剛才所說，中國正在科學、教育和創新的很多方面進行深刻而迅速的變革。在這個過程中，很多科學家都一直在呼喚科學的獨立。我們知道，您是世界上最早提出科學獨立性的科學家之一。最近幾年，你也曾在多個場合談論過這個問題。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科學的獨立性？我們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

　　布吉尼翁：這是又一個整個中國社會都非常關注并時時提及的話題。確實，學術需要相當程度的獨立性，這是科學——這樣一個探求知識和追求真理的學科所必須的要求。但我們要知道，“科學獨立”絕對不是一個僵化的概念。時代在變，科學和科學研究也在變，其內容必須根據社會需要進行調整，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推動社會循序漸進地向良性的方向發展。因為與大學等研究機構相比，政府更有責任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因此也就會面臨一些迫切的科技需求，這就需要所有研究機構的配合，這種政府和研究機構間的互動不會危及科學的獨立性。

　　當然，這有一個度的問題，我們因此還是需要建立很多機制來保證科學家不會受到過分干擾。例如，盡管歐洲研究理事會在分配科研資金時要求科學家所在機構提供配套資金，但我們還是將資金直接分配給科學家而不是其所在機構，這樣科學家受到的干擾就會小很多。因為只要這些科學家不滿意現在的平臺，就可以帶著這批資金去新的平臺繼續研究。

　　在這方面，中國同樣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這些經驗很值得全世界學習。不久前，我和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領導者交流時了解到，這些學校已經在周邊催生了許多經濟產業鏈。依托于學校的研究，這些大學的師生在國家政策幫助下成立了許多研究所和公司。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僅是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周邊就擁有幾千家類似公司，這些公司既有助于科學家獲得資金和了解需求，也有助于推動了研究成果的商業化和產業化。

　　所以，我認為科學獨立性在現代社會完全不是一個問題。

　　《環球科學》：我們知道，你曾在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工作長達19年。與歐洲研究理事會相比，兩家機構之間存在哪些不同？你在幾十年的管理科研基金的過程中積累了哪些經驗？

　　布吉尼翁：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的資金源自一家私營企業，但這個機構本身其實也是一家非營利機構。當然，這份工作與我目前在歐洲研究理事會從事的工作之間還是存在太多的不同。

　　首先是機構規模上的差別。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的固定工作人員只有40多位，純科學家只有5位，當然他們都是全球頂尖科學家。而在歐洲研究理事會，我每三個月接待的全球訪問學者就有200多位，他們都是國際上最頂尖的科學家。作為主席，我必須做好學術監督。

　　其次是工作內容的差別。由于法國政府只負擔了巴黎高等科學研究院一半的科研經費，我還有籌款工作需要完成。這份工作并不容易，因為這些研究都是基礎研究，我們在向企業籌款的同時卻不能做出具體承諾。但幸運的是，很多企業，包括泰康和華為在內的中國公司都曾為我們提供過幫助，我們最終用在中國爭取到的150萬歐元設立了陳景潤基金來培養中國的訪問學者。相比之下，在歐洲研究理事會完全是另一種狀態：我接觸的資金更多，甚至經常數以百億計，但同時我也會面臨很多其他難題的困擾。

　　最后就是需要扮演角色的不同，這也是我最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經驗。在小機構工作的好處就是簡單直接，需要錢就找錢，需要研究就找科學家，所有事情我都能做主而且可以馬上開展工作，所有好的創意都有很大的可能變成現實。但在像歐洲研究理事會這樣的大機構，我的工作更多的是建議性而非決定性的，我的個人看法在只是這個龐大體系的一個小小補充，我必須學會跟各行各業的人處理好關系，找到最有利于科學進步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