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很多科學大家一樣，江桂斌身兼數職。
首先，他是位分析化學與環境化學專家，先后領銜國家973項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環境安全、演變趨勢與控制原理”等10余項重要課題，長期從事環境分析化學方法、環境污染現狀與過程和生態毒理學研究;其次，他是個科研管理者，在擔任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一職的同時，兼任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的職務;再次，他是名研究生導師，領導一個由多位助手和20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和訪問學者組成的課題組，從指導學生研究論文到關心學生生活細節，甚至就業安排，他都是“一條龍服務”。
江桂斌說，每天他更愿意在自己的實驗室里，跟同事和研究生們一起做實驗，共同討論科研中遇到的難點問題。“這讓我感到很放松”。
6月23日，早9點，記者見到他時，他正拿著一副26磅的YONEX羽毛球球拍，急匆匆地往辦公室趕。江桂斌喜歡通過打羽毛球來鍛煉身體，但因為工作忙，平時打球的機會少。“明天出差，帶上球拍，抽機會練習一把。”爽朗的笑聲讓人感到很親切。
“我國的環境污染問題只能靠我們自己解決”
繼太湖藍藻危機后，滇池暴發藍藻，最近一段時間以來，類似的信息不時地沖擊著公眾的耳膜。面對日益惡化的環境，作為一位環境化學家，江桂斌深知肩上的責任重大。
他辦公桌上，擺著一對小國旗，熟悉他后，你會發現此舉絕對不是“作秀”。
“各國的環境科學研究都是首先服務于各國自己的發展目標。這就決定了跟其他一些學科的差異。不像數學、物理等學科，各國的研究成果都可以共同享用。環境科學的研究成果盡管也具有很多共性的規律可以借鑒，但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我國的環境問題只能靠我們中國人自己解決，寄希望國外，顯然不現實。”江桂斌的話擲地有聲。
江桂斌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二惡英是一種重要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目前對二惡英的治理存在各方面的難題。垃圾焚燒是二惡英的一個重要來源，減少焚燒過程中的二惡英排放是一個難點。美、日、德都有比較先進的技術，如活性炭吸附、催化劑處理等，但這些辦法成本較高，中國目前還很少采用。“我國畢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污染物處理的技術和成本都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我們現在一直在強調科學發展觀，就是要求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制定環境解決方案，必須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單純講讓經濟為環境讓步或者環境為經濟讓步都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長遠利益。”
“我們要用積極、審慎和樂觀的態度對待我國出現的一些環境問題。”江桂斌說，“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某些區域性污染是非常嚴重的，已經給我國造成了嚴重的環境與健康問題，解決這些區域性環境污染問題是迫在眉睫的。但是，由于我國的工業化過程較短，有些污染物在我國出現的時間比較短，加上各級政府的重視與民眾的覺悟，隨著我國環境科學的發展，我們完全有能力解決我國的環境問題。”
“我更愿意呆在3樓”
在中科院生態環境中心生態科研樓306房間門口掛著一塊不銹鋼牌，赫然寫著這么幾個字：EnvironmentalScience&Technology(ES&T)AsianOffice(ACS)。(美國化學會環境科學技術雜志亞洲分部)。
“除去出差，我幾乎每個周六和周日都在這里閱讀和處理稿件”。在這里江桂斌轉換成了另外一個角色——ES&T副主編，主持亞洲分部的工作，獨立負責審理和錄用全球范圍有關環境分析、過程與毒理方面的稿件。“我更愿意呆在3樓，這里讓我充分感覺到自己工作的價值和責任。”
ES&T雜志是國際環境科學領域公認的最有影響的刊物，在環境工程的35種雜志中其引用和影響因子均排名第一，在131種環境科學的雜志中其引用排名第一，影響因子排名第二。在2006年亞洲分部成立之前，該雜志除美國總部外，只在歐洲設立了分部。
“這不是我個人的功勞。即使我個人再出色，如果我們國家在環境科學與技術領域的整體實力不強也不行。”江桂斌說，從2004年他被正式聘為ES&T編委到2006年成立ES&TAsianOffice的3年間，我國學者在該雜志上發表論文的數量由18篇增加到61篇。“我國環境科學和技術領域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業內專家評價說，AsianOffice的成立，表明我國環境科學工作者的研究已經開始受到國際高水平雜志的重視，對于促進亞洲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環境科學與技術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并非只有在實驗室才能搞科研”
“從事環境科學與技術研究的專家不應該只呆在實驗室里，應該到污染現場和基層去探求和解決實際問題。”憑借多年的研究經歷，江桂斌對環境化學家的責任又多了一分理解。
2005年底，松花江流域發生重大水污染事件，中科院資源環境與技術局領導一個電話，當時正在美國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做短期訪問的江桂斌立即更改了機票，提前回國，并馬不停蹄地領導由中科院多個研究所組成的課題組趕赴現場。
江桂斌告訴記者，現場中所遇到的每一個看似淺顯的技術問題，其實背后都有其深層次的理論原因，到現場尋找重大環境技術問題，挖掘并探索其深層次的理論基礎，發展解決具體問題的技術與對策，這樣一方面解決了實際問題，自己也能在學術上有所收獲和提高。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發生后，江桂斌及其課題組與當地水利部門和安捷倫公司，共同在佳木斯成立了水質監測站，裝備了安捷倫公司無償提供的國際最先進型號的GC/MS(5975)色質聯用儀，采用了課題組開發的固相微萃取技術，確保了監測數據的準確性。“讓科研成果與實際應用真正結合起來。”
現在，江桂斌除了自己經常往現場跑外，每位新來的研究生都要先安排到現場去考察和采集樣品。“我經常對他們講，不要覺得現場苦、現場累，在現場呆一段時間，你會發現在實驗室里發現不了的科學問題。而對于科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科學問題往往更為重要。”
“不要叫我老板”
說到自己的學生，江桂斌顯得興致盎然。采訪當天，正趕上江桂斌的多名博士生的“畢業聯歡”。上午，打保齡球，中午聚餐，下午K歌。這已經成為每年畢業學生的固定節目。這天，學生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節目。很難想象，眼前這位年近五十的“七七級”畢業生能跟“80后的”學生“打成一片”。
“學生們慕名而來，我的責任是要讓他們全面發展，不光是科研要做得好，在各個方面都要有所收獲。”江桂斌很認真地說。事實上，他的希望沒有落空。截至目前，江桂斌已培養出40余名研究生，先后獲中科院院長特別獎和中科院首屆優秀博士論文等20余項獎勵。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兩名博士分別獲得了2004年和2005年的全國百篇優秀論文。
當前，有些學生喜歡把導師稱為“老板”，對此，江桂斌“不太能接受”。他說：“導師和學生之間不是一種簡單的老板和雇員的關系。一個稱職的導師在學生身上花費的時間和心血絕對不是一個老板所能做到的。我不愿意聽到學生叫我老板，哪怕是開玩笑。”
“依靠團隊的力量”
“個人的力量總是有限的，要成功地做成幾件事情，只有依靠團隊的力量”。江桂斌如是說。
2001年，在中科院和生態中心領導的支持下，江桂斌和他的同事鄭明輝等領導建立了擁有高分辨色譜/質譜的二惡英實驗室。經過幾年的努力，該實驗室已經成為我國該領域的佼佼者，被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命名為全球二惡英監測的示范實驗室并于去年年底順利通過了國家實驗室認可委員會組織的實驗室認可和計量認證。
2003年，江桂斌領導的團隊獲得了中國科學院創新群體的支持，群體成員不僅包括了他的6位本單位同事，也包括了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和中國香港的6名著名青年華裔學者。通過群體成員的緊密合作，他們在科研方面取得了優異成績。更值得江桂斌和他的同事高興的是他們所在的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實驗室在短時間內完成了從本單位自費開放實驗室(1999年)到中國科學院重點實驗室(2002年)，再到國家重點實驗室(2005年)的兩次跨越。
兩年后，對于江桂斌和他的團隊來說，2009年將迎來一場考驗。他們將主辦一次重要的學術會議，即“第29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國際研討會-DIOXIN2009”，俗稱“二惡英大會”。“二惡英大會”為系列年會，每年的入會者均在千人以上，國際上從事本領域研究的頂尖科學家都會參會交流一年的研究成果。到目前為止，“二惡英大會”已舉辦了26屆，會址一直在美國、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和地區“轉悠”。“這次是二惡英大會第一次來到發展中國家，而哪個國家能舉辦這一會議，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這個國家的研究得到了國際同行的重視。”江桂斌說，“2005年8月在加拿大多倫多第24屆會議上，正是由于我們的團隊精神加上我國大陸和香港、海外華裔學者以及國外同行的共同支持，才使我們有機會獲得2009年第二十九屆國際二惡英大會的主辦權”。作為會議主要組織者的江桂斌對此次盛會充滿期待。
· 人物檔案
江桂斌，分析化學與環境化學專家。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任，環境化學與生態毒理學重點實驗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環境化學》雜志主編、《高等學校化學學報》《化學進展》等10余本國內專業期刊編委。中國毒理學會分析毒理專業委員會主任。擔任國內多所著名高校兼職教授。主要從事環境分析化學方法、環境污染現狀與過程和生態毒理學研究，目前為國家973項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環境安全、演變趨勢與控制原理”首席科學家，中國科學院創新團隊“持久性有毒化學污染物研究青年科學家小組”和國家基金委創新群體“持久性有毒化學污染物形態、環境過程與毒理效應”學術帶頭人。1998年獲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2001年獲中國科學院青年科學家獎,先后以第一完成人獲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項，國家環保總局科學技術獎二等獎1項，中國分析測試學會科學技術獎一等獎3項，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1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