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珩：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

　　上世紀50年代，他創辦了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并發展為中科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使之成為應用光學和光學工程國際知名的研究開發基地。他在1986年與另3位中科院院士聯名提出發展我國高技術的建議，即“863”計劃。1992年，他與其他5位中科院院士倡議并促成中國工程院成立。1999年，他榮獲“兩彈一星”功勛獎章。

　　了解中國光學事業發展的人都知道，王大珩早年留學英國，在英國昌司玻璃公司工作期間，雖然不能進入生產車間，但他在實驗室對玻璃生產的組織形式、生產光學玻璃的關鍵技術有了足夠的了解。

　　王大珩在自述中介紹，在那里，他進行了200多堝的玻璃熔煉實驗，為發展新品種光學玻璃掌握了一定主動權，并發展出稀土玻璃系列，獲得了兩項ZL。為了提高測量玻璃光性的效率和精確度，他創研了V—棱鏡折光儀，而且成為商品，現已成為測量光學材料光性的經典儀器。

　　回國后，他受命建立中國科學院儀器館，即后來的中國科學院長春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

　　在那里，他率領隊伍研制出我國第一堝光學玻璃，建立起全套規模生產技術和設備，培養了生產骨干；研制出我國第一臺激光器，成為我國激光科技事業的開端；研制出我國第一臺電子顯微鏡、我國第一臺紅外夜視光學設備，以及更多的“第一臺”。20世紀60年代，他領導研究所成功研制靶場用大型跟蹤電影經緯儀，開創國內自主研制大型精密測試設備的先河，形成國防光學的一個重要高技術領域。

　　但他說：“所有經歷的事件和變遷，都是在國際形勢的大環境中，在經濟建設需求的促進和推動下形成的，并不是我個人的功勞。”

　　1986年，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的王大珩獲悉美國“星球大戰”計劃時，立即與中科院院士陳芳允商議，并聯合另兩位中科院院士王淦昌和楊嘉墀，討論《關于跟蹤研究外國戰略性高技術發展的建議》。他起草的報告定稿后，立即報送鄧小平，成為我國發展高科技的一項重要戰略部署，即“863”計劃，至今影響著中國科技發展進程。

　　1989年，他與王淦昌、中科院院士于敏等再次共同向國家提出了開展我國激光核聚變研究的建議，促成了激光核聚變裝置的建設。

　　1992年，他再次與張光斗、師昌緒、張維、侯祥麟和羅沛霖等5位院士向國家建議，成立中國工程院。這一建議得到中央和國務院批準，并得到工程界的熱烈擁護。中國工程院于1994年正式成立。

　　此后，鑒于我國已進入信息科學時代，為適應時代進展的需要，他與儀器儀表界聯合倡議召開了香山會議。他提出，儀器儀表是認識世界的工具；儀器儀表是信息工具；儀器儀表工業是信息工業的概念。

　　他說：“科技人員是有祖國的，他為祖國謀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有媒體曾問王大珩：老師給予學生什么最重要？

　　他說，除了知識，更重要的是傳授科學精神，教學生怎樣做一個道德高尚的人。

　　他認為，科學界最忌諱的就是剽竊、抄襲、作假、把名利庸俗化，這些實際上等同于強盜。“不講道德規則的卑劣行為發生在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身上，說明開放的社會環境容易讓人往物質利益上使勁，陷到個人主義里去了”。醫學上講預防醫學，不是生了病才治，而是不讓人生病，教育也有同樣的意義。因此道德教育要從幼兒園抓起，愛國主義教育尤其應該放在第一位。

　　“假如一個班級的孩子與別人賽足球，問他們希望誰贏，回答一定是‘我們班！’這是在一個集體中生活的人都該有的愿望和感情，如果連這點感情都沒有就太可悲了。中國有高度的文化和燦爛的歷史值得驕傲，外國人都不能不尊重。任何人熱愛自己的祖國天經地義！”王大珩表示。

　　針對科學界的不良現象，王大珩于2007年12月在《北京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什么是科學精神》。

　　他在介紹“科學”這一概念后，概括出科學的六大特征，即一元性、誠實性、嚴謹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一性、科學與技術并行發展。文章指出，半個世紀以來，我國經過了許多曲折，原因之一是有些做法、有些探索、有些方針政策是不符合實事求是原則的。他認為，方針、政策是否科學，是要通過實踐來檢驗的，如果科學化能夠搞得好一點，大家的認識就容易一致，就容易團結在一起。

　　王大珩相信，科學化會為我們建設強國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據新華社報道，2009年12月，在中國光學科技館論證會上，王大珩委托秘書蔡恒源帶去一份特別的囑托：已值耄耋的王大珩這幾年身體不太好，但一直關心中國光學事業的發展，有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就是很多人把他稱作“中國光學之父”或“中國光學泰斗”，王大珩認為這樣不妥。

　　他說：“把我稱作中國光學事業的‘開拓者’或‘奠基人之一’，我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說我是‘中國光學之父’，那我的老師嚴濟慈、葉企孫，你們怎么稱呼他們？所以請不要再叫我‘中國光學之父’了。”

　　由此可見，他的高尚品德和科學精神處處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