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雷：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系統演變與生態修復

　　摘 要

　　長江流域擁有我國最為豐富和獨特的生態系統及眾多的野生動植物物種；而承東啟西的長江中游是全流域湖泊最集中、支流最多的地區。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域內江、河、湖等濕地水文過程及江湖格局發生變化，濕地生態脆弱性加劇，生態系統穩定性受到破壞，濕地生態有退化的趨向，進而影響其生物群落、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綜合生態功能下降。同時由于圍湖墾殖及濕地農業等方式對自然濕地的利用改造，長江中游構成了自然河湖與人工溝渠、農田鑲嵌的復合濕地結構和景觀，形成了復雜的自然—人工復合濕地生態系統。高強度開發背景下自然—人工濕地的互動演變機制，考慮不同退化特征的濕地恢復目標與修復路徑及變化環境影響下的濕地綜合保護策略是長江中游濕地相關研究中的關鍵問題。以此為基礎，闡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解析濕地退化動因、受損過程與差異性退化機制，提出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修復目標、路徑及綜合保護策略，對實現長江中游生態保護和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綠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長江中游；河湖濕地；演變過程；生態修復；保護策略

　　1 研究背景與意義

　　大河流域是全球資源豐富、經濟發達、人口密集的地區，同時又是環境變化復雜、對全球變化響應敏感、生態環境脆弱的地區。長江流域橫跨中國東中西部，擁有我國最為豐富和獨特的生態系統，眾多的野生動植物物種；流域內類型多樣的森林、濕地，不僅維護了長江流域的生態平衡和經久不衰的生命力，也是我國水資源配置中重要的戰略水源地。因此，維持健康長江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安全和生態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長江中游既是長江經濟帶的腹地，又是其承東啟西的關鍵地區，長江最大的支流—漢江也位于其中。長江出三峽至湖口全長955 km，流域面積66.8×105km2[1]，其特有的地貌條件孕育了豐富的濕地。根據衛星遙感解譯結果，長江中游河流濕地面積達4836.82 km2，湖庫濕地面積達11000.98km2[1]。長江中游是全流域湖泊最集中、支流最多的地區。長江及其眾多支流泛濫形成了大量的河湖濕地，江、湖之間強烈的相互作用和反饋過程造就了其復雜的濕地系統（圖1）。濕地是長江中游水文循環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維持流域的水量平衡方面起到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同時，長江中游正處于三峽工程及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兩大水利工程共同作用地區，區域生態與濕地環境演變所受影響廣泛而深遠。三峽工程控制和調節了長江水量在時間上的分配，極大地改變了長江中游河段的水沙情勢，并由此影響河道演變。受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的雙重影響，長江中游江湖格局發生顯著改變，江、河、湖等濕地水文過程及區域水資源時空分布發生變化。與此同時，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系統生態脆弱性加劇，生態系統穩定性遭受破壞，濕地生態有明顯退化趨向，進而影響了其生物群落、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整體的綜合生態功能有顯著下降趨勢。

　　圖1｜長江中游河湖濕地分布圖

　　近百年來，由于氣候變化、圍湖墾殖及區域濕地農業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生態系統與農田濕地生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更為明顯與強烈，形成了復雜的自然—人工復合濕地生態系統。自然河湖與人工溝渠、農田鑲嵌的復合濕地結構和景觀，已成為維系長江中游生態系統穩定、防洪調蓄、維持生物多樣性和發展濕地農業等的重要地理生態單元，具有重要研究價值。因此，揭示長江中游自然與人工復合濕地生態系統演變機制對實現長江中游生態保護和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綠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長江中游地處亞熱帶季風氣候區，是我國濕地和淡水水域生物多樣性關鍵地區之一，也是世界自然基金會確立的旨在拯救地球上急劇損失的生物多樣性優先保護區域。因此，以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為研究對象，研究其自然—人工濕地的互動演變機制，闡明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對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和響應，跨尺度解析濕地退化動因、受損過程與差異性退化機制，提出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修復目標、路徑和綜合保護策略具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由于長江中游濕地在全流域水生態安全中的關鍵地位，相關研究可以為整個長江流域的濕地保護與生態管理提供示范。

　　2 研究現狀與進展

　　2.1 長江中游濕地歷史演化過程及驅動機制

　　第四紀以來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一直處于動態的演化之中，濕地的形成發育過程與江湖關系的動態變化及人類活動息息相關[2]。

　　長江中游濕地的歷史演化過程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自生自滅的自然演替階段（晚更新世末至全新世初）、自然—人工演替階段（春秋戰國至20世紀50年代）、人工演替為主階段（20世紀50年代以后）。在自然演替階段，人類活動的強度與廣度有限，處于一種順應自然的狀態。隨著人類歷史的發展，濕地演變逐步轉型為自然—人為共同作用階段，人工濕地、洲灘濕地逐漸增加，自然水體面積不斷減少。最初，包括洪湖在內的江漢湖群皆為通江的淺水吞吐湖，湖水隨長江水位的漲消而起落，人地關系相對和諧。20世紀50年代后，人類對長江中游濕地的改造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濕地演替以人工演替為主，自然濕地遭到大面積圍墾，通江湖泊被人為阻隔，濕地生態退化態勢逐漸顯現。長江中游的洞庭湖在全盛時期面積可達6000 km2，到20世紀末面積縮減至2691km2。在20世紀50年代江漢湖群面積有4009 km2，到90年代只有1502.7km2，近半個世紀內減少幅度在2/3以上[3]。

　　長江中游濕地的歷史演化是多種環境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不同發展演化階段，主導因素亦有所不同。自然演替階段，長江中游濕地演變是順應自然條件而變，自然因素決定著濕地演變格局。地質構造條件和長江的洪泛特征奠定了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的形成基礎，古氣候環境變化帶來的洪澇災害推動了濕地的范圍變化與沼澤化進程[4]。進入20世紀以來，人類圍湖墾殖及堤、閘、壩等水利工程設施的修建，使江湖關系發生劇烈改變，長江中游泛濫區域被約束在有限的范圍之內，自然濕地逐漸萎縮、消亡[5]。

　　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的演變及其生態環境效應錯綜復雜、利弊交織，自然演變過程與人類活動相互交錯、互為因果，由此引起的洪澇漬旱災害頻繁、河湖濕地銳減以及水環境惡化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亟需引起關注。

　　2.2 長江中游河湖濕地水文過程變化機制及生態效應

　　地表水文過程是濕地生態系統演替的主要驅動力，主導了濕地植物的基本生態過程和生態格局[6,7]。水文過程的變化會顯著改變濕地的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進而對水質和動植物的群系結構產生影響。

　　隨著三峽工程和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實施，全球變化的不確定性以及江湖連通格局的改變，導致長江中游水資源時空分布的差異性增大，直接影響了河湖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三峽工程運行后長江中游干流水文情勢發生變化，水文節律的改變使得生態水文指標和環境流指標隨之變化，進而影響到工程下游濕地的生境條件，中華鱘、江豚等珍稀物種的棲息環境堪憂。同時，部分支流（如漢江）水利工程建設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濕地生境的退化，有研究表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和梯級水利樞紐工程建設顯著改變了漢江中下游流域的水文情勢，魚類資源量急劇下降，水華災害發生頻率增加[8]。

　　在眾多水利工程的綜合影響下，長江中游江湖關系發生改變。水文連通性的降低，影響著河流行洪和湖泊調蓄功能的發揮，還削弱了江湖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交換，降低了生物多樣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入湖水沙量，湖泊的沖淤規律也隨之發生改變[9]。此外，氣候變化對長江流域水資源的影響也不容忽視，長江中游水資源總量與降水量、氣溫及蒸散發等氣候因子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降水格局的變化改變了濕地水文狀況，加劇了濕地生態的不穩定性[10]。在人類活動和氣候變化的雙重作用下，自然河湖濕地面積萎縮、生物多樣性降低，并且存在生物入侵影響加劇、水環境進一步惡化的風險。

　　2.3 水環境演變過程及其對中游河湖濕地生態系統的影響

　　水是濕地生態系統物質和能量輸送的載體，水環境的惡化不僅影響濕地動植物的生長繁殖，也會加劇區域水資源短缺，最終影響濕地的功能和價值。

　　長江中游沿岸人口數量大、工農業發達、排污量大，流經城市區的江岸段形成典型的污染帶，局部水體污染嚴重[11,12]。同時，湖區農業面源污染進一步加重了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系統的污染負荷。研究表明長江流域水環境問題突出，湖泊富營養化問題嚴重，湖泊濕地生態功能遭受不同程度地破壞[13]。近20年來，長江中游干流區域高錳酸鹽指數、重金屬和石油類污染均明顯減輕[14]。整體來看中游干流水質優于湖泊水質。總磷（TP）、氨氮（NH3—N）和化學需氧量（COD）是長江中游的主要超標指標，TP和COD污染主要來自面源，NH3—N主要來自點源[15,16]。

　　長江中游湖泊富營養化成因復雜，外源輸入與內源釋放是其主要原因，湖泊形態與水文條件也有一定影響作用[17]。位于長江中游的大型通江湖泊—鄱陽湖與洞庭湖，受長江來水量與來沙量影響較大；1996—2002年其富營養化指數總體呈緩升趨勢，2003年后總體上有明顯升勢。2003年三峽工程建成運行后，湖泊來沙量和來水量明顯減少，導致湖水透明度降低、換水周期變長、湖泊水體交換不暢、湖體自身凈化能力降低，這有利于營養物積累與藻類生長且會導致湖泊富營養化指數升高[18]。同時，藍藻水華頻發是富營養化湖泊所面臨的重要水環境問題。從1990—2016年間長江中游15個大型湖泊藍藻水華覆蓋面積和頻度的年際變化趨勢來看，60%以上的湖泊在氣候變化和人為干擾的影響下，藍藻水華的覆蓋面積和發生頻率都有增加趨勢[19]。

　　在長江中游，圍湖造田和圍墾養殖等人類活動對湖泊的改造利用方式，對湖泊濕地生態系統影響深刻。如洪湖，其總體水質從20世紀90年代的II—III類逐步惡化至當前的IV—V類水質。洪湖濕地生態系統發生了明顯的演替，如浮游植物優勢種由20世紀60年代的硅藻與鼓藻為主演變為90年代的隱球藻為主，至2020年的半豐鞘絲藻和偽魚腥藻為主，水體向富營養化演化；底棲動物物種數、生物量與多樣性指數也發生了大幅度的降低；而圍網養殖對湖泊局部水污染嚴重，總氮含量會隨圍網養殖面積擴大急速增加[20]。

　　2.4 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退化機制及生態修復

　　濕地生態系統表現為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征，極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擾，引起生態系統結構與功能退化。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退化的主要原因是人類活動干擾，其內在實質是系統結構的紊亂和功能的減弱與破壞，而其外在表現上則是土壤潛沼化加重、生物多樣性下降、洪澇漬害頻發、水體富營養化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與價值的喪失。以江漢平原為例，歷史上大規模的圍湖造田造成湖泊調蓄洪澇能力的下降，在低洼的地貌條件疊加下，極易引起外洪內澇。許多自然河湖濕地成為了承接流域工業廢水、生活污水以及養殖尾水的主要受納地。同時，長期圍網養殖使湖泊沉積物中積累的大量污染物在風浪及人為拖螺、打草的擾動下得以釋放，極易引起濕地水體富營養化[8]。此外，江湖阻隔導致各生態類群的魚類物種多樣性下降、天然魚苗資源枯竭[21]。

　　在長江中游獨特的自然河湖濕地與人工稻田、養殖塘鑲嵌共生的復合濕地景觀下，如何開展退化濕地的生態修復與重建問題已引起研究者們的關注。經過多年的研究實踐，形成了較為系統的濕地修復技術模式，包括水文和水環境恢復技術、濕地生物恢復技術及濕地生境恢復技術等[22,23]。其中，水環境恢復技術通過生態攔截、濕地植物凈化、水生動物凈化、人工浮島技術、人工濕地凈化等方式改善水質和提高水體透明度[24,25]。水文恢復主要通過維持水文連通性、滿足生態需水量、改變水流形態和調控水位等方法來實現。濕地生物恢復根據人為干擾程度的不同，既可通過封育措施實現自然恢復，也可通過人工選擇先鋒物種，進行濕地植物群落配置、優化和構建等。此外，可通過建設生態廊道、生境島、隱蔽地等實現濕地生境的恢復。

　　針對長江中游河湖濕地，通過采用適當的生物、生態及工程技術，逐步修復退化濕地生態系統的結構和功能，最終達到濕地生態系統的自我持續狀態，是退化濕地生態修復的最終目標。

　　3 關鍵科學問題

　　長江中游濕地一直以來受自然變化和人為活動影響劇烈。伴隨著國家生態文明建設和長江大保護戰略的推進和實施，長江中游開展了一系列的濕地生態修復工程，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在氣候變化等不確定性因素的作用日益凸顯，變化環境影響下長江中游濕地綜合保護依然是我們難以回避的問題（圖2）。總體而言，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的演變、修復與保護主要涉及以下三個關鍵科學問題：

　　圖2｜長江中游自然—人工濕地復合系統變化的環境背景及關鍵科學問題

　　3.1 高強度開發背景下長江中游自然—人工濕地的互動演變機制

　　由于圍湖造田、圍網養殖等人類對自然濕地的直接改造利用，長江中游自然濕地向人工濕地甚至非濕地景觀轉變的問題十分突出。伴隨著地貌景觀的改變，筑堤建閘、江湖阻隔，自然濕地之間的水文聯系日漸減弱。目前除鄱陽湖濕地、洞庭湖濕地外，長江中游洪泛平原濕地江湖同步的水文波動節律已不復存在，自然的濱岸帶濕地消失殆盡。此外，近年來高速的城市開發進程則對城市周邊大量的小微濕地造成了難以忽視的影響。

　　與此同時，在持續高強度開發過程中，在原有自然濕地的基礎上形成了大量的水稻田、精養魚池、蝦塘、蟹塘等人工濕地。隨著大型水庫，尤其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水源地丹江口水庫大壩加高工程建設，長江中游也催生了大面積的消落帶人工濕地。人工濕地的水文過程主要受農作物種植、水產養殖、水電開發及跨區域調水需求的調控。自然濕地向人工濕地轉變過程中，除水文節律發生劇烈改變外，因養殖、種植產生的面源污染還成為了眾多自然濕地最主要的污染源。由于水質污染加劇，長江中游河湖濕地的富營養化問題及伴生的水華事件時有發生。水文波動過程的減弱，水質惡化造成的水體透明度降低，改變了濕地原生植被的生境條件，濕地植被的覆蓋面積及群落組成結構發生了系統性的改變。在此基礎上，依附于長江中游自然濕地生境的豚類、魚類、鳥類、兩棲爬行類等瀕危物種生存環境堪憂，整個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的生物多樣性、生態系統穩定性降低。

　　因而，厘清高強度開發背景下自然濕地、人工濕地的景觀地貌、水文波動、水質條件及生態過程的同步變化規律，揭示不同生境要素之間的互動演變機制，是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相關研究的關鍵。

　　3.2 考慮不同退化特征的長江中游濕地恢復目標與修復路徑

　　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有著其自身的退化歷程。追溯其變化軌跡，以自然狀態下原有濕地的景觀結構、水文過程、水質狀況及生態系統組成為參考，分析不同濕地結構、功能及過程的可恢復潛力，從而確定濕地的恢復目標是長江中游濕地修復的基礎。相較于20世紀50年代，如今長江中游的自然濕地大量消失，轉變為人工濕地和其他用地類型，完全恢復到原有狀態已無可能。事實上，作為典型的洪泛平原濕地，面積廣袤的長江中游濕地即便在人為活動影響有限的歷史時期，受河湖水系自然演變過程影響也曾經歷過劇烈的變遷。史書中廣泛記載的“古云夢澤”“古彭蠡澤”在經歷長時間的沉積淤淺早已逐漸消亡。

　　因此，需要統籌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應承擔的生態服務功能，綜合考慮不同類型退化濕地的開發歷史及修復難度，設置相應的濕地面積、結構、功能恢復目標。同時，長江中游已開展了大量的濕地修復工程實踐與規劃，既有以改善濕地水文和水環境為主的水系連通工程、底質疏浚與改良工程，也有以濕地植物引種為主的植被修復工程，還有恢復瀕危物種生境的微地貌改造工程，以及增加動物種群數量為主的增殖放流措施等。然而，自然濕地作為受多環境要素影響的生態系統綜合體，單一目標的修復方案容易忽略其他環境要素的互動影響作用，陷入“頭痛醫頭”的局部最優解，難以實現濕地生態系統結構、功能的整體性修復。

　　基于長江中游濕地不同類型的退化軌跡，分析不同環境要素之間的互動影響規律，探尋以自然恢復為主、人工措施為輔、逐步推進的修復路徑是長江中游濕地恢復的關鍵所在。

　　3.3 變化環境影響下的長江中游濕地綜合保護策略

　　伴隨氣候變化和人類社會經濟活動模式的改變，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所面臨的環境條件也并非一成不變。全球氣候變暖已成為科學界的共識，在未來氣溫逐年升高，極端氣候事件發生頻率增加的背景下，作為水陸交界區的濕地生態系統可能面臨更大的環境擾動。有必要結合不同氣候變化場景分析長江中游不同濕地潛在的彈性、脆弱性和適應性。另一方面，為了減緩全球氣候變化的潛在威脅，全球已有20多個國家承諾在特定時間點實現“碳中和”。由于所有領域均實現“零排放”幾無可能，為了實現“碳中和”，除了能源消費端的減排，還必須考慮通過自然生態系統實現碳吸收與存儲。濕地作為重要的碳庫，長期淹水造成的厭氧環境造成了有機碳的大量積累，而一旦厭氧環境遭受破壞，濕地存儲的有機碳也極易分解。

　　由于中國已經明確提出了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未來長江中游濕地的保護也必然要參照該目標框架。除此之外，由于國家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視，近年來密集出臺了一系列有關濕地保護的政策。農業農村部已發布公告，從2020年起開始實施長江干流和重要支流自然水域的十年禁漁計劃，禁止對天然漁業資源的生產性捕撈，應會對長江中游的濕地保護有積極的影響。另外，在持續開展的“拆圍行動”中，長江中游大量的養殖圍網被拆除，為濕地的自然恢復提供了可能的發展空間，政策因素對長江中游濕地的保護不可小覷。

　　因此，動態評價相關保護政策的成效是未來優化長江中游濕地保護策略的基礎。在充分考慮潛在的氣候變化風險，持續監測現有濕地保護政策成效的基礎上，針對潛在的生態風險與機遇，動態優化濕地的綜合保護策略，是長江中游濕地能否得到有效保護的關鍵。

　　4 研究展望

　　長江中游受區域內濕地農業、漁業開發及重大水利工程持續性的影響，不同濕地生態系統的退化機制復雜。與此同時，長江中游相對于國內其他濕地分布區，擁有更為強大的濕地監測網絡、巨大的水文調控能力、眾多的修復工程案例，因而該區域有望成為國內濕地保護與修復研究的核心實驗區。此外，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登記和結算中心已落戶長江中游的武漢，因而率先啟動與碳增匯任務掛鉤的濕地生態保護具有重大意義。總體而言，在國家生態文明建設戰略框架指引下，針對未來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演變、保護與修復研究可以重點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

　　4.1 整合多種監測資源，跨尺度解析濕地的差異性退化機制

　　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演變是氣候、地貌景觀、水文、水質、水生物等多種環境要素綜合作用的產物。長時序、全覆蓋的監測數據對于濕地生態系統演變與退化機制研究有重要意義。長江中游擁有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梁子湖湖泊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洞庭湖濕地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鄱陽湖湖泊濕地生態系統國家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中國科學院洪湖濕地生態系統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等眾多高水平監測平臺，是我國濕地研究相關的生態系統監測臺站分布最為密集的區域。部分監測站點擁有近30年的長期監測數據，結合大尺度、同步的遙感衛星監測數據，可為相關研究提供有效的數據支撐。長期監測的濕地類型覆蓋了城市湖泊濕地、通江湖泊濕地、阻隔湖泊濕地等多種類型，有望通過整合多種監測資源，揭示長江中游不同類型濕地的差異性退化機制。

　　4.2 強調水文過程調控，同步實現水環境治理與濕地生態修復

　　由于南水北調中線工程核心水源區的丹江口水庫位于長江中游，而三峽水庫調蓄最直接的影響區域也是長江中游地區。兩大水庫的總庫容超600億立方米，具有巨大的水文調控能力。而且，長江中游還密集建設了一系列配套的水利設施。以漢江為例，在丹江口壩下河段已修建了王甫洲、新集、崔家營、雅口、碾盤山、興隆等水利樞紐工程，“引江濟漢”工程早已完工，“引江補漢”工程即將上馬。此外，長江中游平原湖區溝、渠、涵、閘密布，對水量空間調配能力相對充足，易于采取生態水文的調度措施。與此同時，水文條件既是影響濕地生態系統演變的關鍵，也是水體污染物輸移轉化過程中最核心的影響要素。利用長江中游有利的水文調控條件，通過對河渠徑流過程、濕地水位波動過程的優化調整，有望構建以水文調控為核心的濕地生態系統綜合修復技術體系，同步實現水環境治理與濕地生態恢復。

　　4.3 動態評價修復工程成效，關注濕地的自然恢復潛力挖掘

　　長江中游濕地資源豐富，已建成有10個以濕地生態系統或濕地瀕危物種為保護對象的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同時長江中游地區也是國家濕地公園建設最為集中的區域。依托于國家級濕地自然保護區和國家濕地公園建設，在長江大保護戰略的支持下，長江中游已開展了一系列的濕地生態修復工程。濕地生態系統存續的前提是其自身應具有基本的生態恢復潛力，輔以少量的人工干預手段促進其自然修復過程。作為具有可持續性的自然生態系統，濕地系統的修復不能過度依賴于工程措施。在部分濕地的修復過程中，單純追求修復工程項目的完結，對修復后的濕地自然恢復能力認識不足，導致被修復濕地越修復越差、反復修復的問題時有發生。通過長期持續跟蹤監測，動態評價濕地修復工程的成效，挖掘濕地自然恢復潛力，有望打造出針對長江中游不同類型退化濕地的最佳修復路徑。

　　4.4 考慮區域碳中和目標，改善濕地生態功能與固碳能力

　　碳中和就是實現碳排放和碳匯的收支平衡。除了持續減排外，實現碳中和目標的另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生態碳匯能力的提升。由于具有較高的初級生產力、較低的有機質降解速率，濕地生態系統被認為是影響未來生態碳匯的關鍵。河湖濕地系統在碳收支估算中常被忽視，然而其超強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與大量的甲烷排放潛力使得其在碳中和過程中可能起到關鍵的制衡作用[26]。2021年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開市，作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正式上線交易，將全面加速中國碳達峰碳中和進展，兌現中國承諾。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的數據中心就位于長江中游的武漢，因此在這一區域內率先啟動考慮碳增匯能力的濕地保護與修復方案設計具有重要意義。針對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如何在對長江中游濕地生態系統保護與修復過程中，有效促進有機碳的富集，實現區域內的碳增匯，可能是未來難以回避的問題。

　　參考文獻

　　[1] 楊龑, 林國俊, 王伶俐, 等. 長江中游區濕地現狀及保護對策分析. 人民長江, 2019, 50(7): 59—63, 70.

　　[2] Yin HF, Liu GR, Pi JG, et al. On the river-lake relationship of the middle Yangtze reaches. Geomorphology, 2007, 85(3—4): 197—207.

　　[3] Du Y, Xue HP, Wu SJ, et al. Lake area changes in the middle Yangtze region of China over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11, 92(4): 1248—1255.

　　[4] 蔡述明, 趙艷, 杜耘, 等. 全新世江漢湖群的環境演變與未來發展趨勢──古云夢澤問題的再認識.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8, 51(6): 96—100.

　　[5] 常劍波, 曹文宣. 通江湖泊的漁業意義及其資源管理對策.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1999(2):153—157.

　　[6] Booth EG, Loheide SP. Comparing surface effective saturation and depth-to-water-level as predictors of plant composition in a restored riparian wetland. Ecohydrology, 2012, 5(5): 637—647.

　　[7] Valdez JW, Hartig F, Fennel S, et al. The recruitment niche predicts plant community assembly across a hydrological gradient along plowed and undisturbed transects in a former agricultural wetland. Frontiers in Plant Science, 2019, 10: 88.

　　[8] 班璇, 余成, 魏珂, 等. 圍網養殖對洪湖水質的影響分析. 環境科學與技術, 2010, 33(9): 125—129.

　　[9] 王學雷, 吳后建, 任憲友. 長江中游濕地系統驅動關系的演變及保護展望.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5, 14(5): 644—648.

　　[10] 景元書, 繆啟龍, 楊文剛. 氣候變化對長江干流區徑流量的影響.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1998, 7(4): 337—340.

　　[11] 王佳寧, 徐順青, 武娟妮, 等. 長江流域主要污染物總量減排及水質響應的時空特征. 安全與環境學報, 2019, 19(3): 1065—1074.

　　[12] 陳善榮, 何立環, 林蘭鈺, 等. 近40年來長江干流水質變化研究. 環境科學研究, 2020, 33(5): 1119—1128.

　　[13] 虞孝感, 姜加虎, 賈紹鳳. 長江流域水環境演化規律研究平臺及切入點初探.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 2001, 10(6): 485—490.

　　[14] 婁保鋒, 卓海華, 周正, 等. 近18年長江干流水質和污染物通量變化趨勢分析. 環境科學研究, 2020, 33(5): 1150—1162.

　　[15] 安堃達, 張帥, 程繼雄, 等. 長江干流湖北段沿江城市水質狀況及變化趨勢研究. 環境科學與管理, 2020, 45(7): 156—160.

　　[16] 陳善榮, 何立環, 張鳳英, 等. 2016—2019年長江流域水質時空分布特征. 環境科學研究, 2020, 33(5): 1100—1108.

　　[17] 秦大河, 翟盤茂. 中國氣候與生態環境演變—2021第一卷—科學基礎. 北京: 科學出版社, 2021.

　　[18] 李琳琳, 盧少勇, 孟偉, 等. 長江流域重點湖泊的富營養化及防治. 科技導報, 2017, 35(9): 13—22.

　　[19] Zong JM, Wang XX, Zhong QY, et al. Increasing outbreak of cyanobacterial blooms in large lakes and reservoirs under pressures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anthropogenic interferences in the middle-Lower Yangtze River Basin. Remote Sensing, 2019, 11(15): 1754.

　　[20] Ban X, Wu QZ, Pan BZ, et al. Application of composite water quality identification index on the water quality evaluation in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a case study in Honghu Lake, China.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 2014, 186(7): 4237—4247.

　　[21] 王洪鑄, 劉學勤, 王海軍. 長江河流—泛濫平原生態系統面臨的威脅與整體保護對策. 水生生物學報, 2019, 43(S1): 157—182.

　　[22] 崔保山, 劉興土. 濕地恢復研究綜述. 地球科學進展, 1999, 14(4): 358—364.

　　[23] 鄧正苗, 謝永宏, 陳心勝, 等. 洞庭湖流域濕地生態修復技術與模式. 農業現代化研究, 2018, 39(6): 994—1008.

　　[24] Ji ZH, Tang WZ, Pei YS. Constructed wetland substrates: a review on development, function mechanisms, and application in contaminants removal. Chemosphere, 2022, 286: 131564.

　　[25] Larsdotter K. Wastewater treatment with microalgae—a literature review. Vatten, 2006, 62: 31—38.

　　[26] 欒軍偉, 崔麗娟, 宋洪濤, 等. 國外濕地生態系統碳循環研究進展. 濕地科學, 2012, 10(2): 235—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