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多：好奇心與童心讓我充滿活力

　　王恩多 女，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家。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慶，原籍山東諸城。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全國人大代表。

　　分子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所學術委員會和學位評定委員會委員，中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常務理事，美國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學會會員。現兼任全國婦女聯合會第十屆執行委員，上海市女科學家聯誼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上海交叉學科研究中心副理事長，《生命科學》常務副主編，《中國科學》和《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報》編委會委員。

　　我的格言是“童心和好奇心使人永遠快樂”，這種性格使我總是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有濃厚的興趣，使我以簡單的方式處理一些生活和工作中的問題，我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和工作。我的風格是一旦認定要做的事，不會放棄；遇到挫折和困難時，也是如此。當我認定了科學研究是我終身應從事的事業，不管求學和科研過程中遇到什么，我都會想方設法回到科學研究的軌跡上來，盡量做好。雖然我現在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但學無止境，我還是要不停地努力，與時俱進。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我認為，人們只要從事了自己喜歡的事業，認準了目標，并堅持不懈地朝著自己的目標前進，總會有結果的。這一切使人快樂。

　　小時候，我就受到表姨媽——著名植物學家的影響，對能發現過去無人知道的事情的科學家產生了極大的尊敬。

　　我1944年出生于四川重慶，1950年回到祖籍山東。父母對我的教育是順其自然，他們沒有為我設計未來，從不勉強我一定做什么，但是兒童節、生日的禮物都是“書”。

　　小學時，我就閱讀了這些“禮物”，這些書激發了我對知識的追求，家里買的書讀完了，寒暑假我就在濟南大明湖邊的山東省立圖書館兒童閱覽室自薦擔任兒童服務員，服務之余，我閱讀了范圍更廣的書。

　　1955年我考入濟南一中，就在那一年，我的表姨媽——著名的植物學家吳素萱在對蔥蒜等鱗莖植物的鱗片細胞的觀察中，發現了細胞核穿壁運動的現象。雖然那時我對具體的研究內容不了解，但感到這位姨媽從事的事業十分高尚，因為她發現了過去還無人知道的事情，于是，我在我一篇“我最尊敬的人”為題的作文中就寫了她。但是“科學家”畢竟對于一個剛進初中的學生的我來說還是太遙遠了。

　　我在濟南一中度過了6年的時光，這是一所名校，我難忘母校經驗豐富的老師、嚴格的課程教育、豐富多彩的課外活動、藏書豐富的圖書館。我酷愛閱讀，課余時間在校圖書館里度過了許多光陰，我看了“居里夫人傳”，“巴甫洛夫”等科學家傳記，還有兩本從俄文翻譯過來的雜志“科學與技術”和“知識就是力量”，雜志中一篇篇關于科學發現對社會的巨大推動力的文章使我驚嘆于科學的奧妙和神奇，加上高中階段自然科學知識增多、思想日益成熟，我逐漸意識到，科學研究是我真正熱愛的事業，從此一心一意想以科學作為終身職業。這種志愿和科研情結貫穿我的人生道路。

　　競爭面前永遠平等，在求學和工作的道路上，我一直要求自己忘卻性別，接受各種各樣的挑戰。

　　從濟南一中高中畢業后，由于種種原因，我被以培養師資為主的山東曲阜師范學院化學系錄取，但是科研情結一直未了。我自學了沒有讀過的課程，準備考研究生的課程。1965年，我21歲大學畢業時就考取了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英國劍橋大學博士鄒承魯研究員的研究生，卻因一年后的“文革”而被迫中斷了學業。

　　1978年恢復研究生招考制度后，盡管拿到了補發的畢業證書，我卻毅然第二次填寫了研究生報考表，僅僅為了一個樸素的信念——文憑不是重要的，關鍵是有沒有學到貨真價實的知識。那年我33歲，已經是一位8歲孩子的母親。不久，我又第二次考入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成為我國生物化學奠基人之一——先生“文革”后的第一個研究生。

　　作為媽媽研究生，畢竟需要付出更多。當年一家三口分居遙遠的三地，愛人在比利時留學，兒子在天津由婆母照顧讀小學，我則孤身在上海讀研究生。忘掉兒女情長、夜以繼日地在實驗室埋頭學習和做研究，是我那時的生活寫照。

　　作為一名女性，我現在感到很知足，溫馨的家庭支撐著我一步一個腳印，做自己熱愛的事情。而作為一位科學家，我卻始終保持永不滿足的態度，時常會提醒自己“競爭面前男女平等，別人不會因為你是女性而照顧你，也不會因為你是女性就為難你。關鍵是你自己要具備競爭的能力”。因此，我的訣竅是：抓住重要階段的重要問題，平常不要為家務事牽扯太多的精力，燒飯做菜盡量簡單，保證營養，盡量擠出時間多看書，多做研究。

　　如今，那些飽嘗艱辛的日子，都已淡出回憶，唯一難忘的是對兒子的愧疚，當年由于工作需要，我不得不在兒子2個月大時就中斷母乳喂養，由家里的老人照看。盡管兒子身體還不錯，但不太喜歡運動，體育不是太好。后來，我又經常出國留學進修，很少有時間陪伴孩子……這些都成了我至今無法彌補的遺憾。

　　一場重病也不能阻撓我在科研道路上繼續打拼的決心和努力，在我心中，讓我國的相關研究在國際上占有一席之地才是我們科學家最為欣慰的事情。

　　1984年，DNA重組技術在我國剛剛起步，40歲的我申請獲得了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Fogarty國際基金會提供的獎研金，成為該基金會資助的第一位中國內地學者。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學習期間，因為過去只有DNA重組技術方面的書本知識，沒有任何“實戰”經驗，頗感壓力。然而憑借3個月不斷探索的勇氣，我的研究結果讓國外專家們刮目相看。半年后，Fogarty國際基金會破例繼續提供給我第二年的獎研金。得知消息，霍蘭德教授高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據他所知，這可是Fogarty基金會提供時間最長的獎研金，這個40歲的中國女留學生真不簡單！

　　1987年，我重新回到了上海，我的人生軌跡也開始了一次新的飛躍。回國不久，我便接到王應睞先生交付的“酶與核酸相互作用”研究課題。然而，當年的現實甚是嚴峻，課題組之前已4年未出成果，不少骨干或出國，或調走，余下的人幾乎沒有做過多少具體實驗，課題經費每年也僅有6萬元人民幣。1992年夏天，我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需要馬上住院開刀。進退兩難時，還是毅然決然地臨危受命。至今我依稀記得手術前一天的晚上，中山醫院的病榻上，頗有出征未成身欲去的味道。

　　然而手術4個月后，我恢復得不錯，在醫生的同意下，我手提行李出現在巴黎，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的讓·甘樂芙研究員的實驗室合作研究。為了不使對方有任何思想負擔，當時我絲毫沒有流露出病人的“跡象”，照樣像常人那樣用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做實驗。兩年之后的一次閑聊中，讓·甘樂芙研究員才得知這個“秘密”，直搖頭說：“不可思議”。

　　此后的10多年里，我又去法國、加拿大以及香港等地的科研院所（具體）開展合作研究。課題的多篇研究論文也相繼在《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雜志》《核酸研究》《生物化學雜志》上發表。《生物化學年鑒》《細胞》《自然》等國際權威學術刊物上的文章引用我們的研究結果達400多次。

　　我常對研究生說，個人的命運是與國家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的。沒有祖國改革開放的大環境，沒有國家對基礎研究的重視與投入，個人要想取得成就是不可能的。雖然在國外或許能擁有豐厚的酬金或地位，但是祖國卻給了我一種血脈相連的“家”的感覺。

　　在我們家的書架上放著一排照片，與學生在比薩餐廳里的合影、女科學家合唱團的紀念留影、與同事的旅游近照……每次看到這些，我總是喜上眉梢。

　　在我的心里，學生如同自己的孩子。我喜歡面對面地與他們交流，教他們如何做學問，如何做人，絕不用半句命令的口吻。命令只會讓學生被動地接受知識，首先要激發他們的好奇心，有了好奇心，就會自覺去從親手做的實驗中尋找答案。所以我經常思考一些切實可行的、有意義的科學問題讓學生回答。我為他們的不斷成長高興。

　　從我的經歷中我深深地體會到，一個人的成長離不開社會和你所在的單位，前輩的提攜和鼓勵，同輩的支持和關心，學生的幫助和合作。科學家除了進行科學研究外，還應該關心他人、關心社會。我曾當過上海生化所三屆12年的婦委會主任，兩屆上海市科技婦委副主任和主任，是大家的“知心老舅媽”。曾為了別人家孩子的“入托”問題，三番五次找領導商量。如今又被選為上海市女科學家聯誼會理事長，希望能讓科研女性擁有更寬松的環境，更好地服務社會，更快地成長。

　　作為第十屆和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我忠于職守，熱衷于反映科研工作一線的問題，每年都提出關于我國有關科研的意見和議案。我提出的修改國家科技進步法、修改審計法、評定科技成果要把署名問題單列出來、基礎科學研究經費應該隨著GDP增長同步增加等多件議案，均被采納。我對科研體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關部門應考慮建立一套機制，并通過建立相應的法規，讓參與科研、中試和最終生產的人都能共享科技成果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在成果和產品之間架起橋梁，讓更多的科研成果走出實驗室，走出檔案和論文，造福于社會和人類。我以為，假如我不提，領導就很難聽到最基層的科研人員的聲音，人大代表不能光帶耳朵。